与恶缠斗：从野蛮转向文明的三种范式
发布时间：2020-08-08 08:23:03来源：华尔街俱乐部
与恶缠斗：
从野蛮转向文明的三种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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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先知书店
文：愈嘉编：先知书店店长、屏营
当下，我们面临着诸多困境。有人认为，最大困境是疫情，有人认为，是严峻的经济形势，有人认为，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有人认为，是社会转型与道德危机，等等。
然而，王人博老师却说：“中国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不借助西方语词便无法表达，但借助西方语词又不能准确表达，这可以说是我们当前的最根本的困境。”（王人博，《1840年以来的中国》）
语言表达之所以成为最根本的困境，是因为背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冲突。——为了表达准确，势必强调特殊性；总强调特殊性，结果一定是对抗普遍性。
其中，我们最想表达，却又无法准确表达的一个词，便是“宪制”。回顾世界主要国家立宪历程，至少有三种范式。
英国立宪：
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
历史上，最早的中央集权制度产生于埃及，最早的国有企业诞生于中国汉武帝时期。而若要论最早的宪制国家，毫无疑问是英国。
1199年，英王约翰当政。此人穷兵黩武，屡战屡败，被戏称为“失地王”。然而，就像一个赌徒，输得越惨，就越想赢回来，约翰王的战争欲望，随着前线的惨败而愈发膨胀。当皇室财政走向穷途末路之后，他开始把手伸向贵族和平民。
1215年，愤怒的贵族发动兵变，逼迫约翰签订城下之盟《大宪章》——关键词就一条：国王不得任意加税。这份书写在羊皮卷纸上的文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被后世誉为“现代宪法政治的奠基之作”。
不过，这份限制国王权力的文件，其合法性却不是世俗意义上的，而是神圣的、先验的，《大宪章》导言写道：“约翰，靠上帝的恩典......”
《大宪章》这份革命性文件，如同阿基米德支点，以此为源头，英国人拥有了一个依据，一个发力点。此后，他们不断使用制度框架，一点点限制国王的权力，一步步拓展民众的自由，促成了英国的现代化转型。
1689年，光荣革命爆发，这场原本只是为了推翻詹姆士二世的统治，防止天主教复辟的政变，却促进了《权利法案》的通过，以此为标志，英国正式确立了君主立宪制。
印象中，“革命”往往腥风血雨，但实际上，革命的真正含义，并非江山易主后的新瓶装旧酒，而是能否跳出历史循环，用契约创建人与人、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因此，凡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事件，在爆发之初并不引人瞩目，它的重大意义是被后世追封的。
英国宪制正是如此，《大宪章》起初不过是为了限制国王征税的权力，人们并不认为这份文件有什么独特意义，甚至诸多后世之君在即位之初还不承认这份文件。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诸多原则，如“王在法下”，“议会就是议税”等，慢慢浸入英国人的血液之中，直到《权利法案》将其汇聚起来，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大宪章》的革命性意义才显露出来。
此后，英国从一个欧洲的边陲岛国，一路成长为“日不落帝国”，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左右着全球秩序，它所以留下的遗产，至今仍有重大影响力。
美国立宪：美虽新邦，其命惟旧
普遍主义价值也依赖“中心——边缘”结构。普遍性价值是由中心生产的，然后向边缘扩散，并被边缘认可、接受而成立。（王人博，《1840年以来的中国》）
如果说光荣革命、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是西方世界的中心，那么，从五月花号开始，清教徒在北美殖民地建立一个“山巅之城”的实验，直到北美独立和制宪会议所创设的新制度，让英美秩序成为西方世界的中心，并不断向边缘扩散，并持续至今。
1783年，美国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然而，短短4年内，松散的邦联制显得难以为继，各种利益纠葛，势同水火，分裂或内战一触即发。由于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所有对外事务也难以展开。
为避免动荡，摆脱困境，1787年，制宪会议召开。
尽管参会的各州代表因利益纠葛争吵不休——大州与小州、穷人与富人、工商业集团与农业集团，等等，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激烈辩论，制宪会议最终达成了三大妥协：
◎大州与小州就国会代表权达成妥协。
◎北部与南部就税收和代表权上如何计算奴隶人数达成妥协。
◎北部与南部就管理对外贸易和征税达成的妥协。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英国没有统一的成文宪法，只有大量宪法性文件。）我们都知道这部宪法在人类文明史上地位，但当时，这是一部“人人都不满意”“人人都没有信心”的“糟糕”宪法。
在制宪会议上发言最积极的古文诺·莫里斯，宪法起草人、有宪法之父之称的麦迪逊，北卡罗来纳代表威廉·布朗特等人甚至都不太愿意在宪法上签字。
华盛顿曾说：“倘若这部宪法能维持20年，就不错了。”富兰克林也说：“这一次有可能治理得好若干年，但最后还是会以专制收场。”
但是，200多年过去了，这部宪法的主体部分几乎没有改动，只有27个宪法修正案。有人说，美国以宪法而建国，也因宪法而繁荣、强大。
许多人把美国及其宪法的成功，归功于华盛顿等美国国父的政治智慧，但实际上，无独有偶，同英国宪制一样，美国秩序也有深厚的超验的信仰根基——
美国宪法的第一句：“allmenarecreatedequal.”这句话的本意并非“人人生而平等”而是“上帝造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对此，刘军宁老师说：“印象中，美国秩序是进化的、世俗的、科学的、现代的、民主的。事实是，美国秩序是保守的、宗教的、道德的、古老的、共和的——美虽新邦，其命惟旧。”（刘军宁《保守主义》第四版）
法国立宪：以革命终结君权神授，
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如果说英美宪制是神圣的、渐进的、保守主义的，那么第二种范式——法国宪制则是世俗的、剧烈的、激进主义的。
1789年7月14日，愤怒的巴黎市民攻克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8月26日，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颁布，成为法国宪制的基石，整个文件的重点，就在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
“平等”是法国人在人类宪制上做出破天荒的创新，毫无疑问，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在它之前，从来没有哪个纲领性文件如此重视“平等”这一基本权利。
在此之前，虽然古希腊人虽然号称人人参与民主，但这个“人人”不包括奴隶和女性；虽然英国是最早的宪制国家，但从未说过国王、贵族、工商阶层是平等的。
这份宣言既是法国人的宣言，也第一次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表达出了全人类对于“自由”“平等”这些基本价值的渴望——“君权神授”不再具备合法性，人民取代君主，来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人民主权”这一全新的政治秩序，从此势不可挡。
然而，这份崇高的渴望、美好的愿望，却给法国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法国革命者以“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原则虚构了一个完美的人间天堂，他们以一种极端激进的方式，在一夜之间摧毁了一切旧秩序，宗教、行会、社区等社组织被涤荡干净，多数人的暴政在法国引发了无穷无尽的血腥灾难——
大革命伊始，革命者要从肉体上消灭掉旧制度的官僚集团，往后，开始杀戮部分无辜者；再往后，温和派和中间派也遭到清洗；最后，所有看起来革命不彻底的人，也都难逃一死。
血腥动荡十五年后，法国大革命走向尾声。这场以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妄图在人间建立天国的理想主义试验，最终以拿破仑称帝而告终。此后，法国的政治社会秩序，历经革命与复辟的多次拉锯，直到1958年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才算尘埃落定。
比较英美法三国立宪史，不难发现：立宪都源自平等、契约精神，但根基不同，结果迥异。如果根基是超验的、神圣之约，宪法就会充满妥协色彩，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相反，如果根基是理性至上的、世俗的平等，那么以立宪为标志的国家转型，就会伴随着血腥和政治动荡。
原因或许也很简单，既然“平等”是无人敢否认的价值，那么，能给我们带来平等的，不是超验的、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就是世俗的、全知全能全善的伟大人物。与有深厚信仰传统的西方不同，今天我们最大的困难在于，即便知道了两者都不存在，却还不得不做出选择。
今天，之所以推荐保守主义思想，正因为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信仰之下的理性至上：给愚者以智识，给狂妄者以谦卑。（点击下图，读懂保守主义思想）
清末立宪：以假立宪拖延变革
西方宪制，无论是保守还是激进，和平还是动荡，都是在“二元”结构下生长出来的——宗教与世俗政治的对抗，以及社会崛起后与再次对抗政治，而中国的宪制之路，则表达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路径。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两国为争夺在华利益，在中国东北大战，而清政府竟宣布中立。
这一事件严重刺激了中国的知识精英，民族主义猛然抬头，立宪求变之声已不可阻挡——他们认为“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
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分析道，一场战争的胜负，牵扯到无数复杂的因素，但当时的知识分子，却武断地将立宪与否视为战争的关键性要素，可见，救亡图存、寻求富强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富强为体，立宪为用”已成共识。
日本获胜之后，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连连上奏要求立宪。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立宪运动“清末立宪”开始了。
尽管知识分子对立宪抱有极大热情，但是清政府却对此心不甘情不愿，他们非常清楚，宪制的主要目标是约束政府权力，要满清权贵放弃利益，简直比登天还难，但是民意汹汹，又不能不立宪，于是清政府的策略就是“拖延”“欺骗”。
立宪运动开始后，清政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再拖延国会召开时间，甚至以“明图煽动，扰乱治安”的罪名查禁民间团体，武力弹压各地立宪请愿活动。而立宪之后的“皇族内阁”更是全面排挤汉人大臣，把权力牢牢地集中在满清宗亲手中。
当“假立宪，真集权”暴露于天下，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及社会各个阶层，对清政府彻底丧失了信任，渐进式改良再无可能，与其说这是立宪的第三种范式，不如说是假立宪。
最终，这场以拖延革命，妄图巩固皇权的“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星火顿时燎原，满清268年的统治被彻底推翻了。
1840年以来的中国：
力量与价值、现实与理想的缠斗
王人博老师说：“宪法，是定义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立宪，之所以是国家转型的标志，就在于它的本质——通过约束公共权力、释放个体权利来获得国家能力。这既是现代文明最基本的价值观，又是国家能力跃迁的源泉。
从1840年中国被强行拖入现代化进程以来，我们始终面临着价值与力量、现实与理想这两个维度的缠斗：
·由于中国是被“列强”拖入世界体系，所以“向强者学习”的心态和行动，再自然不过了。但这势必会导向短视的激进主义，以致“找错了老师”。
·更重要的是，国家力量的获得，源自它的价值观，宪法不过是对价值观的表达。但对后发国家，总希望通过力量来寻找正当性，而非相反。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东西文明的根本差异（集体主义VS个人主义；权力一元化VS二元传统；大一统VS自治…），问题似乎又回到了严复、梁启超当年。既要追求普遍价值，又无法回避根本差异。这才有了王人博老师“不借助西方语词便无法表达，但借助西方语词又不能准确表达”的根本困境。
怎样才能走出已缠斗近两百年的困境？在王人博老师看来，既要紧扣“立宪”这一根本问题，更要在现代价值与中国传统之间寻找一条非激进的道路。《1840年以来的中国》，这部写作长达25年的书，正是为此而著。
在书中，既有对“法的现代性”“法的中国性”“启蒙与救亡”等思想与法理层面思考，又有对清末立宪、中华民国宪法，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八二宪法等具体立宪事件的剖析。
王人博老师曾是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领袖，如今是中国政法大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他独特的禀赋和研究视角，让本书兼具史学家的洞察、法学家的严谨、哲学家的睿智。
转自千字文华作者愈嘉先知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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