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出炉，中国这座城市为何成为大赢家？
发布时间：2020-08-10 22:21:41来源：21世纪商业评论
本文字数：3791｜预计6分钟读完
中国商业发展史，半部看深圳。
记者丨韩璐
编辑丨陈晓平
本月底，深圳即将迎来40岁生日。对大多数城市而言，40年，不过一个渺小的篇章。但对深圳而言，这是从零开始的奇迹。
8月10日晚间，2020年度《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揭晓，124家中国大陆企业（含香港）上榜，其中8家来自深圳。
中国平安以1842.8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位列全球榜单第21位，全球金融企业排名第2位，再次蝉联中国内地混合所有制企业第1位。与平安一同上榜的深圳企业，还包括华为（49位）、正威（91位）、腾讯（197位）、万科（208位）、招商局（235位）等。
世界500强榜单，是“深圳奇迹”的一个缩影。短短40年里，它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桥头堡、商业力量的聚集地，迅速培育出一批世界顶级企业。以至于无数人探寻——为什么是深圳？
当我们谈论起“深圳奇迹”，指的往往是这里的人、企业与城市精神。受益于经济特区的特殊制度红利与营商环境，深圳培育出了一批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的企业，以及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企业家。
他们或锐意进取，或踏实勤干，为企业注入了不同的基因和文化，最终内化为城市精神的一部分。三者共生共进，为特区带来奔腾不息的生命力。
1
中国商业发展史，半部看深圳
回顾人类进化史，即便最晚出现的智人，也有20万年历史，真正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只有200多年历史，中国经济的崛起，更是集中在过去40年间。
深圳，那个曾经叫做宝安县、与香港隔岸相望的“小镇”，是革故鼎新的起点。
深圳的建设，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薪火相传。
1872年，在“以商务立富强之基”的洋务运动中，民族工商业先驱招商局正式成立，开展轮运业务。
百年之后，1979年7月，宝安县最南端的荒地上，在一声响彻天际的开山炮声中，延续招商局血脉与基因的蛇口工业区正式破土动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工业区，同年，小县更名为深圳。
当年，招商局的成立，是对“国运即商运”的认知，“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深圳同样承载着振兴“商运”的使命。
1980年8月26日，深圳正式被国务院确立为经济开发特区，拉开其经济腾飞的序幕。此后，在这座标杆性的城市里，走出了一批带有共同时代烙印的产业巨头，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与灵魂内核。
1988年5月，平安保险在蛇口开业，成为全国第一家企业与专业金融机构合办的保险公司，被深圳市档案局编入《深圳市大事记》中。同年，万科进军房地产业，富士康在深圳投资投资建厂。
1988年5月27日，平安保险公司举办开业典礼。
平安扎根前后，又有数家企业落脚：1987年，中国境内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成立，成为国家从体制外推动银行业改革的第一家试点银行；当年底，华为在一间小办公室创立，逐渐跻身为全球最大通信设备制造商。
当时，这些企业借助着深圳新机制、新理念、新机会，从零起步，成为这座城市的“创一代”，如今已纷纷长成行业巨擘，写就各自的商业传奇。
中国商业发展史，半部看深圳。
在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深圳始终坚持市场化方向和制度创新，倡导敢为人先的精神、开放多元的文化、为各类主体提供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环境，“创一代”之后，又孕育了腾讯、比亚迪、华大基因、大疆、柔宇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龙头企业。
在这里，90%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研发投入来源于企业，90%的专利产生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设在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业来承担。
在这里，任何企业都自带科技属性，哪怕是一家金融企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专利数据库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全球金融科技专利排行榜TOP100》中,平安集团以1604项位列全球第一。
无论企业大小，每个个体的创新成果，都转化为城市经济活力，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微观基础。
一组数据可以佐证深圳的经济活力：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经济日报发布的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中，深圳位居第一；《2019中国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报告》最受民营企业认可的国内十大城市排名，深圳位列第二；在国务院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开展的2019年全国营商环境评价中，深圳排名全国前列。
截至2019年底，深圳市累计共有商事主体327.8万户，其中私营经济主体共320万户，占比达97.8%，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247.3户，创业密度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中小板和创业板商事企业数量连续13年居全国第一。
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中，深圳8家企业入围，其中6家为民营企业，近30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深投资。
今年初，深圳发布《深圳市2020年优化营商环境改革重点任务清单》，立下“军令状”：建立高质高效的运行协调机制和咨询监督机制，确保政策落实到企业，为所有在深企业创造更好更优的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或许，这从一个侧面解答了：为何有着现代治理水平和国际化视野的优秀公司，会集中来自深圳？
2
当蛇口精神走向世界
作为经济特区，深圳最本质的“特别”之处，是由机制与文化推动的，在里子不在面子。
改革先锋袁庚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区区蛇口工业区，相比全国来说九牛一毛，成功别具意义，失败无伤大雅，又何惧挑战？如此“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给了企业愿做先行者的勇气与条件，也吸引了一批敢闯、有担当、勇创新的实干派人才。
深圳蛇口
平安集团创始人马明哲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有冲劲、能干事的他，便是在蛇口人才自由招聘制度吸引下，从湛江转战深圳。
平安的成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创业过程，背后是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保险市场，打破中国保险市场数十年一家垄断的局面，是在中国保险史上的一个创举。
从有想法到第一次递交申请，再到正式对外营业，平安经历了690天的披荆斩棘，之所以不断能突破固有的体制，有创始人马明哲的信念与坚持，更受惠于政策制定者们的格局与胆识。
从平安的“破格”出身，可窥见深圳对于市场化改革的决心、开放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当年，蛇口工业区港务公司门口的标语牌上，赫然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经历彷徨、身处变革的时间窗口，这句标语振耳发聩，甚至一度充满争议，但确实定义了深圳的城市精神。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说，“特区是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的政策窗口。”
特区成立之初，深圳便按照国际惯例，确立起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价值体系、效率意识和人才理念，最早建立起合乎现代企业治理的劳动用工制、干部聘用制、薪酬分配制、社保制度、企业股份制等等，所有机制设计有着共同的指向——契合“敢想、敢言、敢试、敢闯、敢为天下先”的时代精神，创建公平、透明、高效、便利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会深刻影响到在此地扎根生长的企业群落。在深圳，最早成立的一批企业中，许多就有了对标世界一流企业的管理理念和制度雏形，以引入外资、对外学习、内生磨合等方式，探索出属于自己的决策机制与管理架构，为成就百年基业奠定基石。
平安是其中的典型，在设立之初，就有意识地寻求先进企业治理的方法论，在业务领域，平安屡当急先锋，将内部创新视作动力，从一家保险公司转型为金融、科技双轮驱动的生态企业；企业治理上，平安也乐于做“抢跑者”，以引入外资、分散股权、三会分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实践，成为中国本土企业探索公司治理的一个生动样本。
例如，在股权设计上，平安的企业性质很特别，不属于传统国企，也不是私人企业，平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交所的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明确表示：公司没有控股股东，也没有实际控制人。
马明哲常说：“平安姓社会，属于全体股东。管理层就是打工仔，我们不为某一单个股东服务，而是服务于全体股东。”
类似平安这样，创立伊始便搭建起清晰的治理结构、拥有现代企业意识、致力于创造股东价值的企业，在深圳并不稀奇。万科、华为等一众民营企业，创始人的个人股权占比都很小，公司常上《财富》500强榜单，一把手却鲜少出现在富豪榜，内部决策都是集体论证、科学决策、规则导向。
以华为为例，设立了轮值CEO集体管理决策机制，任正非作为总裁，只有“一票否决权”（尚未真正行使过）没有决策权；在平安，也并非马明哲一言堂，而是基于不断深化的“执行官+矩阵”集体决策模式进行运营；马化腾在创立腾讯时，即有意识设置管理架构，明确创始团队的责权利，利用激励机制、内部竞争等方式保持组织的创新活力。
在企业文化建设上，深圳企业亦是先知先觉。
任正非成立华为之初，就在考虑企业文化建设，设有《华为人行为准则》，也曾在内部发起“华为兴亡，我的责任”的大讨论，其制定的《华为基本法》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性输出企业价值观的范本。
此后的十多年里，华为在管理咨询上陆续砸下300多亿，只为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管理体系与经营风格。华为也鼓励内部创业，从华为走出的创业者就多达数十万。
这代成长于深圳的企业家，追求基业长青，远胜于个人财富增值，他们身上敢于突破、创新不止、开放包容、低调务实的特质，塑造了卓尔不群的城市精神，深远影响着此后成长起来的企业。
马化腾曾发出感叹：如果不是在深圳，腾讯还会不会是今天的腾讯？或许，这是每一位深圳企业家们都曾思考的问题。
从开放的蛇口工业区，到经济快速增长的40年里，可以窥见中国经济体制、法律制度深化改革之下，扫除创新体制障碍、打破政策壁垒的过程。与此同时，深圳的制度文化赋予了企业生命，让“敢为天下先”成为现实。
步入不惑之年，不改创新本色，相信深圳仍将勇立改革潮头，续写中国商业文明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