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0-08-10 13:20:07来源:丁香园
本文作者:急诊皮卡丘
永远的难题:抢救,还是不抢救?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夜,没了制冷的中央空调费力地吹出一丝气流,多少让夏夜里工作的我们有了一丝心理安慰。
那天,我正在急诊神经病区值班,我们病区负担神经系统急症的处理。
22:00左右,病区的大门被轰然推开,担架师傅推着抢救室的抢救床小跑进来,抢救室的护士在一旁用力地挤压氧气袋,让氧气袋里的氧气能更快地进入患者体内,手上的血氧饱和度监测仪提示患者正处于严重缺氧的边缘。
「皮卡丘医生,请来看看这个患者!」护士打电话通知了办公室中的我。
来到护士站,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两个子女站在担架边,朴素的衣裳已被汗水浸透了,三个人齐刷刷地看着我,有些沧桑的脸庞上,此刻却写满了慌乱、焦急,与最后的一丝希望。
患者为女性,与那个中年男人是夫妻关系。她躺在担架上,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初步评估GCS=E1V1M4,总分6分,双瞳针尖样,对光反射极其迟钝,口腔中正在向外呕吐咖啡色的物体。头颅CT提示脑干出血,血肿已占据患者脑干平面的约2/3。
这种情况极其危重,不抢救将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即便积极抢救也是九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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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手术之外,等待她的还有消化道出血、重症肺炎、中枢性高热、继发性癫痫、褥疮、胃肠功能紊乱……如若万幸闯过以上种种难关,患者所面临的也是毫无生活质量的生活,乃至植物生存状态!
更何况,我们甚至都不能保证患者能平安完成手术。
而且,与积极抢救相伴的是由手术、重症监护、呼吸机、CRRT等带来的高额医疗费用。还好,有农合能报销一部分,但在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省份,需要自负的钱款对他们来说也将是一笔天文数字。
如果患者家属选择积极抢救,由于脑干位于整个颅脑的中心位置,传统的开颅去骨瓣手术是不可能的,我们救治其他区域脑出血的经验告诉我采用立体定向穿刺引流术可能能降低手术风险。但国际上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脑干区域进行立体定向手术能够改善预后。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患者家属同意手术且能够给我们充分的信任,我们愿意为之放手一搏。
对于我们来说,在脑干这一「生命禁区」施行手术也是风险重重,稍有不慎,就可能把自己也搭进去。
「医生,我们做!」
我和患者交代了现在的情况,在急诊,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到了这一刻,是向病魔妥协,通过姑息治疗让患者尽早结束痛苦,还是孤注一掷,往这个希望渺茫的无底洞里填进所有?是留下更多的财产养育下一代,还是花光积蓄,甚至让全家都背上一身债务?
现行《民法总则》及即将实施的《民法典》规定:在没有指定监护人的情形下,此种情况患者的配偶为其第一法定监护人。一切的一切,都压在了患者的丈夫这个朴实的农村汉子身上。
人的一生,能够遇到此种需要做出影响未来和生命的重大抉择的时机并不多,而像这种需要在极端的时间内做出决定的,估计仅此一次。
「医生,我们做!」
他搓了搓自己失去弹性的发黄衣角,竟然没有任何犹豫就回答了我。
我将患者丈夫单独叫到办公室,再一次向他告知了以上风险、预后、经济种种。在与他的攀谈中,我同时也了解到,他们夫妇除了跟来的两个成年子女,家中还有两个尚在读书的孩子,今后家庭的负担并不小。可能高达数十万的费用即便是城市中产阶级也难以承受,更别提这样的农村家庭。
很多时候,影响家属选择的不是感情。
说实话,在急诊工作久了,见过太多太多因为在乎「面子」,不愿意被亲戚朋友在背后指点、责难选择积极抢救,又因为「面子功夫已经做足」选择放弃后续治疗,最终人财两空的例子。
也有很多家属在一开始觉得「奇迹」能降临而选择手术,却又在种种并发症来临后选择放弃。生活不是电视剧,一步走错,可能就滑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我给了患者的丈夫一分钟,让他冷静下来考虑考虑。
「我明白,医生。我们做!」
一连两个斩钉截铁的「我们做」让我有小小的意外。毕竟在这栋楼里,父母倾家荡产救孩子的常见,孩子因为种种原因选择对父母放弃治疗的也常见,至于夫妻之间,哪怕因有点生命危险但积极治疗后预后良好的疾病而放弃对配偶救治的也并不少见。
但时间不容我多想,既然患者家属选择抢救,我们作为医务人员唯有竭尽全力从死神手中抢下那把夺命的镰刀。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这个病人收XX床,担架师傅,请您推过去。」
「家属拿着住院证去办住院吧。」
「面罩吸氧,心电及指脉氧饱和度监测,抢救车备床旁,随时准备气管插管,留置胃管、尿管、胃肠减压,急抽血完善血常规、血生化、凝血功能、术前八项!」
「叫剃头师傅剃头!」
「乌拉地尔泵入降压,复方甘露醇250ml快速静滴、头孢呋辛皮试!」
「联系手术室准备急诊手术!」
「完善术前心电图!」
……
医院如战场。而急诊,又是一座医院里最特殊的地方。
在这里,医院里的一切规则都会被打破,然后建立起属于急诊自己的规则:看病不分先后,而分轻重,没有任何理由停止开放和接诊,没法说话的病人才是VIP。
患者病情紧急,复杂的术前准备容不得半点差错。我就像一台机器,瞬间进入满负荷运转状态,力争在尽快完成术前准备的同时也不落下差错。
C主任查看了患者及CT片,同时也和患者家属充分进行了沟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试着进行微创手术,但手术风险极高,患者很有可能术中死亡。
那个男人眼中似乎闪着光,但他仍是那一句肯定的回答:「我们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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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钟后,我们完成了定位仪的安装,携带抢救设备陪同患者完善了定位CT后,将患者送入手术室行手术治疗。
「接下来就看C主任和麻醉医生的了。」患者已进入手术室,我必须回到病房继续今天的值班工作。
两个小时后,患者回到了病房:面罩吸氧下血氧饱和度尚能维持在90%左右,脑引流管通畅,但可惜的是瞳孔对光反射仍然迟钝。这并不是个好兆头。
我告诉患者的丈夫:「手术虽然成功了,但是患者远未脱离生命危险,接下来,我说的并发症会接连出现。接下来的日子会很难熬。」
患者的丈夫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目光始终停留在病房里。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正看到病床上不省人事的患者,这让我的心不禁一动。
术后,患者的管床医师继续进行着血肿腔内尿激酶冲洗,以便让血肿能尽快引流完毕,减轻血肿裂解、吸收而引发的继发性脑损害。
患者的丈夫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干活十分麻利,他带来的东西都是旧物,但也都被刷洗得干干净净。每1小时往胃管里打100ml清水,每2小时为妻子翻身、拍背,照顾得无微不至。其余的时间,他就坐在床边紧握着患者的手,即便晚上躺在窄小的陪护床上休息,也要牵着妻子的手,生怕她下一秒就不见了似的。
有位护士妹妹告诉我,她觉得这位患者丈夫的眼里满满都是自己的妻子。而这样的眼神,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很久没有遇到了。
我只能为他祈祷
几天后,又是我值班,例行巡房时我了解到患者最近高热不退,最高体温达到了41℃,消化道出血仍未停止,即使联合应用了多种止血药亦如是。她的呼吸浅快,肺部啰音重,血氧饱和度在面罩和口咽通气管的辅助下也仅能勉强维持在88~89%。
看来这场与死神的战役,已经到了最后的僵持阶段。
班中,患者体温居高不下,激素、冰冻输液加上冰敷联合也仅仅能降至39.5℃。最近的电解质结果显示患者处于严重的高渗状态,血氯血钠分别较正常上限升高近30mmol/l.管床医师已开具了每小时胃管内注入清水100ml的医嘱,但似乎无济于事……
凌晨2点,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XX床患者血氧饱和度下降,快来看看!」
赶到床旁,心电监护提示患者血氧饱和度仅85%。
「马上吸痰,急请麻醉科行快速诱导气管插管!联系EICU准备转科。」虽然气管插管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高难度操作,但是考虑到患者为脑干出血,减少刺激对于改善患者预后更佳,我还是选择了请麻醉科医师行快速诱导气管插管,减轻插管过程中的刺激。
麻醉医生从外科楼过来最快也要10分钟,希望患者能坚持住。我在暗暗祈祷。
医院比教堂聆听了更多祈祷,但很明显,如果祈祷有用,医院也就不存在了。这次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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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血氧饱和度在快速下降,尽管应用了呼吸兴奋剂和球囊面罩辅助呼吸,但患者的血氧饱和度还是降到了80%以下。
再不插管,将永远没有机会插管了,等待麻醉医生已然变得不可行。
「充氧气袋!准备转科!」
在确定了EICU床位已备好且患者家属签字完毕后,我拿起喉镜,将气管内导管顺利置入患者气道内。在球囊和气管插管的辅助下,患者血氧饱和度暂时能升至94%。
我捏着球囊将患者转入了EICU。我不知道拥有「高级器官功能支持」这一现代医学的最终手段的重症医学特种兵们,能否变成这场战役中的生力军扭转乾坤。
急诊工作十分繁忙,自从患者转科后我对患者的情况再无所知,只是在闲暇时,仍会想起那天他看向妻子的那个的眼神。
没有结果的结果
后来再遇到患者在EICU的管床医生,我连忙向他询问患者的情况。
他叹了口气,和我说这是少见的十分积极的家属,更难得的是,家属从头到尾都完全相信医生的工作,这让医生们也愿意尽力去拼一拼。
「不论是气管切开还是CRRT,哪怕到了最后,已经在心肺复苏了,家属依然不肯放弃。」
「即使我们拼尽了全力,患者依然不幸离世了。我们一直说『尽人事,听天命』,但真的到了这一步,多少还是有些难过的。」
作为医生,我的职业道德告诉我,不应该对患者或家属所做出的决定作出评判。
实际上,作为一门针对人的学科,临床医学本身也没有对与错之分,但是,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来说,在这个社会上,又的确有着「更适合」的选择。
在一些更极端的情况下,如爆发性心肌炎的患者使用ECMO时,患者有自主意识,却又无法表达自己所想,这种情况下的积极抢救又是患者的本意吗?再进一步,此时患者的民事法律权利又该由谁来行使呢?
20天,30多万的花费,即便有农合兜底一部分,费用仍旧不菲。再算上隐形的路费、住宿、时间……代价实在太大了。
一方面,患者与家属的感情实在令人动容,另一方面,医保的资金有限,个人的财产、精力也是有限的,我也时常在思考,在这样的情况下孤注一掷,到底是不是「最适合」的呢?如果是我,我又会怎么做?
我不是法学家,无法回答法律问题;也不是伦理学家,无法回答该如何选择才是对的问题。
我想起裴多菲那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生命、爱情、自由,这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上处于不同层级的名词,却在急诊里一次次交织。在这背后,都是有着巨大的决心在支撑的选择和选择之后的更加漫长和复杂的纠结与痛楚。
虽然不能每每如愿,但写有「急诊」这两个红色的大字的大楼与在车水马龙中闪烁的蓝色灯光一起,默默存在于这个世界。带领着一群勇敢而决绝的人,随时准备拯救生命,同时修复破碎的人心。
急诊的故事,未完待续。(策划:Leu.)
致谢:本文经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郁金泰教授专业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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