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 | 汉语音义研究的汉字学方法

发布时间：2020-08-20 19:23:03来源：章黄国学

汉语音义研究的汉字学方法

——重读郭锡良先生《汉字知识》及相关论著

王立军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100875）

[摘要]郭锡良先生是当代老一辈语言学家的杰出代表，他弘扬传统，光大师承，为学界奉献了一系列创新性理论和实践成果。郭先生不仅在上古音、语法史、词汇训诂方面做出了重大学术贡献，而且注重将汉字学原理转化为汉语音义研究的方法，择善而从，科学运用，在形音义互求方面进行了大量具有示范意义的研究实践，对推动传统语言学的当代发展发挥了旗帜性作用。

[关键词]郭锡良；汉字学；音义研究

郭锡良先生

作为当代老一辈语言学家的杰出代表，郭锡良先生虽已年届九旬，仍然潜心学术，笔耕不辍，为学界奉献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学术理论和实践成果，在上古音、语法史、词汇训诂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学术贡献，对推动传统语言学的当代发展发挥了旗帜性的作用。在汉字学方面，先生注重将汉字学原理转化为一种研究方法，择善而从，科学运用，在形音义互求方面进行了大量具有示范意义的研究实践。本文基于对郭锡良先生《汉字知识》及相关论著的重新学习，重点就其在词义、音韵及同源词研究中对汉字学方法的运用谈几点认识。

一

汉字学方法的理论基础

在汉语音义研究中运用汉字学方法，得益于汉字与汉语的密切关系。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一种语言选择什么样的文字来记录，往往是由这种语言的特点决定的。对于汉字与汉语之间的适切性，郭锡良先生在《汉字知识》中有明确的表述：“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古汉语的词汇又是单音节占优势，双音节词虽也不少，但以复合词为主，词素本身具有意义。词或词素是一个音节，用来记录它的汉字也是一字一音，形、音、义三者统一在一个汉字中，采用表意兼标音的形声字具有区别同音字的优点。这是适应古汉语的性质特点的。”（郭锡良1981：23）也正因为如此，“汉字长期停留在表意兼标音的形声字阶段，而没有再进一步发展成完全表音的拼音文字”。（郭锡良1981：23）

先生用汉字构形发展的事实，论证了汉字的性质实质上是表意文字范畴下的意音文字。汉字主要起源于图画，最初的汉字字符多是采用勾画事物轮廓或其特征的象形方法创造的。由于客观事物纷繁复杂，有些抽象事物无形可像，于是就突破象形字的局限，采取表意的方法。表意方法的初级形式是指事，即用纯指事符号的组合，或在象形字的基础上添加指事符号的方法创制字符；表意方法的进一步发展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字组合起来赋予新义，即会意。“从象形到表意是汉字发展过程中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表意的方法仍有很大的局限性”（郭锡良1986），无法造出足够数量的汉字字符。于是古人在长期的摸索中，逐渐创造了形声这种极其能产的造字方法，从而很好地满足了日益增长的记录语言的需求。“任何一个概念，不管是具体概念，还是抽象概念，都可归属于一个意义范畴；至于表音的声符，完全不受意义的限制，任何一个字都可以找到与它同音或音近的字作声符。因此，形声字产生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成为汉字创造新字最主要的方法。”先生特别强调了汉字构造方式发生这种转变的重大意义：“汉字从表意发展到标音，可以说是一次重大的质变。它使汉字成为一个完整的文字体系，基本上能满足汉语对它提出的要求。”（郭锡良1981：22-23）

《汉字知识》书影

先生的这一认识是十分深刻的。在早期象形和表意阶段，汉字的形体多采用直绘物象和事理的方式，与汉语中词的音义之间的关联并不密切，以致于有人误以为早期汉字不是直接记录语言，而是表达概念或人的观念的[1]。形声字产生之后，词的读音要素被纳入汉字构形当中，从而使汉字字符直接跟汉语中词的音义关联起来，这样，汉字和汉语的关系才变得密不可分。而且汉字作为汉语的记录工具，也只有解决了与汉语之间的关联问题，才能够为自己的生存找到出路，如果汉字没有找到音义结合的形声造字方式，也就无法解决汉字数量与日益增长的记录汉语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解决不了这一矛盾，汉字就无法有效发挥作为工具的职能，从而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基础。“文字既然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就必须跟语言密切结合。从表意到标音，是汉字发展的必然结果。”（郭锡良1981：22）

形声造字法不仅解决了汉字字符与语言之间的声音联系，同时也解决了与语言意义联系的系统性问题。越早期的汉字象形性越强，象形性越强也就意味着其个性化越强，个性化越强其可归纳性就越弱。象形、指事、会意这三种造字方法，多数是以部件的象形性为基础的，其所表达的构意也往往具有很强的个性化色彩，相互之间无法形成意义系统。形声字出于大量造字的需要，逐渐将原来的象形部件转化表义部件。表义部件是以意义参与构字的，代表的是经过归纳的意义类别，表示同类事物的字可以采用相同的表义部件，使得字与字之间变得可以归纳了。这样，形声字的义符和声符就形成纵横两个维度，义符相同者以声别，声符相同者以义别，从而使汉字的构形系统与汉语词汇的音义系统形成了严整的对应关系。因此，“形声字的产生使汉字的性质产生了重大变化，由表意文字过渡到表意兼标音的文字，形成了汉字的新阶段（郭锡良1981：86）”。《说文》所收9353个字中，据朱骏声统计，形声字有7697个，占了82%以上。在现行汉字中，形声字更是占了90%以上。再加上完全成为记音符号的假借字，汉字中的记音成分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了。基于汉字发展的这种事实，先生非常认同部分学者将汉字的性质确定为意音文字的观点[2]：“有人把汉字叫做意音文字，应该说，这一名称更加准确。”但他也认识到，这种“意音文字”的音与拼音文字的音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他特别补充道：“不过，汉字的标音成分和纯粹表音的假借字都是采用的表意符号，我们不妨还是称之为表意文字。”（郭锡良1981：4）正是由于对汉字的性质特点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先生在其音义研究中既能够自觉运用汉字学方法，又能科学把握汉字学方法对于音义研究的效度。

《广雅疏证》书影

先生特别推重王念孙《广雅疏证》中所运用的形音义互求的研究方法，认为“《广雅》原书不到两万字，《疏证》五十万字左右，不但具体考释、疏证成绩卓著，而且在理论和方法上也给后人许多启示。段玉裁在为《广雅疏证》作的《序》中说：‘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怀祖氏能以三者互求，以六者互求，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郭锡良2003a）。汉字有形、音、义三要素，其中只有形体是汉字的本体要素，而音义则来源于语言中的词。因此所谓形音义互求，就是汉字形体与词的音、义三者之间的互证，而这也正是在汉语音义研究中运用汉字学方法的理论基础。先生注重弘扬前人的这种学术理念，自觉将汉字的形体分析作为他音韵学、词汇训诂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并通过大量的研究实践，逐渐形成其音义研究的汉字学方法。

二

汉字学方法在词义研究中的运用

从《说文》开始，“以形索义”就成为传统语言学的重要方法[3]。郭锡良先生在多种场合论及字形对词义研究的重要性：“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字形结构和字义有密切的关系。”（郭锡良1983）“分析字形有助于了解字义，特别是对本义的了解，须要通过字形。掌握了本义，就可以统帅对引申义的理解，使得对字义的理解变得有系统，变得更加深入。”（郭锡良1983）在词义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先生很好地运用了“以形索义”的汉字学方法。他将字形分析作为系联词义引申序列、建构词义系统的起点。例如：“‘行’字，甲骨文作，像十字路口，本义是道路。……‘行’的各个义项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如下：行（道路）——行走（走路）——①走了（离开）；②实行——行使（使用）。”（郭锡良1985a）。在这一引申序列中，只有找准“道路”这个词义引申的起点，才能使各个义项之间的内在关系得以清晰呈现，而“道路”这个起点的确认，得益于“行”的甲骨文字形的高度象形性。

先生还将字形分析的方法运用于对同义词的辨析。例如，“执、秉、持”是一组同义词，都是表示手的动作，古代注释家往往采用互训的办法来解释它们。先生则重点从形义关系的角度把握其词义特点和相互差异。先生分析道：“执、秉、持”三字在甲骨文或金文中都是会意字。其中“执”的甲骨文像给人带上手拷形。《说文》：“执，捕罪人也。”由于“执”的本义是抓住俘虏或犯人，因此“执”的词义特点总是表示把东西拿紧、把事物掌握牢固。“秉”的甲骨文像手拿着一把禾。《说文》：“秉，爪束也。从又持禾。”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手持一禾为秉，手持两禾为兼。”“秉”的词义特点不在于是否把东西拿得紧，而在于表示一只手从侧旁拿着东西，并附有小心地把东西拿平的意思，因此有“秉公、秉承、秉烛”的说法。“持”在金文中作（即“寺”字），表示用手向上托扶着物体。“持”是后起字，其词义特点重在维护、保持，而不在抓得是否牢固。先生通过字形的分析，找到了三字的本义，揭示了它们的词义特点，从而使三者之间在意义上的细微差别生动形象地呈现出来。（郭锡良1985b）

词类活用的判定虽属语法方面的问题，但也与词义分析有着密切的关系。先生在讨论某些学者将“古代汉语词类活用扩大化”的错误做法时，就是从分析字形、明辨本义出发的。先生指出：“讲词类活用有两要：一要从汉语的实际出发，不受印欧语法的束缚；二要有历史观点，不能以今律古。”（郭锡良1987）先生以“树、友、先”等字为例阐释了这一问题。例如，《马氏文通》认为《左传·哀公十一年》“树吾墓横，横可材也”中的“树”是名词活用作动词。先生认为金文“树”字像以手植树之形，《说文》：“树，木生植之总名也。”“树”的本义是植树、种植，是动词；与“木”相对，“木”才是名词。从古籍用例来看，“树”到春秋时代以后才开始用作名词，可能到六朝以后才取代“木”作为木本植物的通称。马建忠在这里是从自己的语感出发作出上述判断的，犯了以今律古的错误。再如，不少人把《孟子·滕文公上》“出入相友”中的“友”看作名词活用作动词。先生认为，“友”同“树”一样，本来是动词。甲骨、金文中“友”字画的是两只手，以手相助是它的本义。《说文》：“友，同志为友。”这是“友”的后起义。所以，从历史发展来看，“友”原本是动词，引申发展出名词的意义，在先秦只宜看作兼类，而不能看作活用。又如，“先”用作谓语时被认为是名词活用作动词。先生认为，甲骨文的“先”字，上面画的是一只脚，下面是一个“人”字，表示在别人之前走。《说文》：“先，前进也。”这一训释是接近本义的，本是动词。（郭锡良1987）在以上讨论中，先生很好地运用了字形分析的方法，通过字形分析找到了本义，确定了本义所对应的词性，再加上文献实际用例的考察，有力证明了将三字作动词时视为词类活用的说法是以今律古，有违古代汉语的实际。

郭锡良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书影

对于形声字，先生则特别注重依靠其义符所表示的意义范畴，来确定形声字的本义。这样的例子在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中非常丰富，此不赘举。与此同时，对于义符表意的局限性，先生也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义符是表示形声字的意义范畴的，并不能确切地表达形声字的具体意义。”（郭锡良1981：92）他以义符“手”为例，对形声字义符的表意功能作了深入分析：“手（扌）”作义符时，表明跟它组成的形声字表示的是与手有关的概念，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与手有关的名词，如“拳、掌、拇、指”等；二是与手有关的形容词，如“拙、攕（掺）”等；三是与手有关的动作，如“把、操、拉、推”等。一、二类极少，绝大部分是第三类。同是手的动作，区别却很大，有时甚至是相反的，如‘拉’和‘推’。因此，绝不可能从义符“手（扌）”就知道它的字义。只有极少数字，义符与形声字完全同义，如“齒”的义符、“爸”的义符“父”、“船”的义符“舟”等。“因此，义符与形声字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它只给形声字的意义划定了一个大范围，具有区别同音字的作用，并无直接的表义作用。”先生还强调：“还应该看到，义符表示形声字的意义范畴，往往只适用于本义。由于词义的引申、文字的假借，事物的发展变化，很大一部分形声字的义符已经大大削弱、甚至完全丧失了它的表意作用。”（郭锡良1981：92）这些论述，对“以形索义”方法的科学运用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三

汉字学方法在音韵研究中的运用

形声字的义符是研究词义的重要依据，而声符所形成的谐声系统则是研究古音，特别是上古音的宝贵材料。如何运用汉字学的原理，科学有效地发挥谐声系统在古音研究中的作用，是音韵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对此郭锡良先生也多有论述：“要确定先秦古韵系统只有两项资料，一是先秦古籍的押韵，二是谐声字的系统。”（郭锡良2003b）“当初形声字和它的声符必然是声音相近的。段玉裁说‘同谐声者必同部’，这是合乎先秦的语音实际的。在先秦，声符相同的字一般不但韵部相同，而且声母也往往同组。”例如“告”作声符的字，声音很相近，韵母同属觉部，声母同是喉牙音，只在介音、声母、声调方面有细微的差别。（郭锡良1981：94）因此，谐声系统对于音韵研究的重要价值是不容置疑的。

郭先生还引用王力先生《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中的话来论证这一问题：“自从顾炎武以来，大家都知道谐声偏旁对于古韵归部的重要。段玉裁说得最明白：‘一声可谐万字，万字亦必同部。’这一个学说是一般古韵学者所恪守不违的。（19页）”对于考古派和审音派在古音材料采信方面的差异，先生评价说：“考古派更重视诗韵、谐声，审音派更看重《广韵》音系。我们认为两方面都重要，要辩证对待。”（郭锡良2015）这样的学术理念是十分科学的。

郭锡良先生著《汉字古音手册》

郭先生一方面特别强调谐声系统的重要作用，并在其音韵研究实践中尽可能充分利用谐声材料，另一方面也清醒地认识到谐声系统的局限性。正如他引述李方桂《中国上古音声母问题》所说：“中国的谐声字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有些现象现在也没有办法可以解释。（99页）”[4]（郭锡良2002b）郭先生吸收王力先生的观点，并结合自己的研究，从多个方面论述了谐声系统的复杂性。我们将郭先生的相关论述综合归纳为以下6个方面：

（1）多数声符并不能精确标音，而只是标示形声字的音类，即使是在造字的时候，也并不一定要求声符和它组成的形声字完全同音。（郭锡良1981：94）

（2）正如王力先生《上古韵母系统研究》所说：“谐声时代与《诗经》时代不可混为一谈。谐声时代至少比《诗经》时代更早数百年。‘凡同声符者必同部’的原则，在谐声时代是没有例外的，在《诗经》时代就不免有些出入了。”(王力1980：120）（郭锡良2002b）

（3）谐声字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即使就谐声时代内部来说，也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只用《说文》以前的材料也在一千年以上，比《诗经》押韵字的时地问题复杂得多。一千多年间不同地域的人群所使用的语言会产生许多不同的变化，不同地域所造的字可能出现各种分歧，把它看成一个平面是很危险的。”（郭锡良2002b）

（4）古今语音演变影响了声符的表音作用，“汉字的谐声系统到中古就已经乱了，声符的表音作用大大削弱。现在形声字的声符和字音的关系表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有不少同声符的形声字读音甚至毫无共同点。”（郭锡良1981：94-95）

（5）“汉字一字多读，即一个字意义不同读音也可以不同，也就是有又读。这是自古至今汉字表达汉语的方式、规律，从殷墟和周原的甲骨文、殷周金文、篆隶行楷，概莫能外。”先生列举了10个甲骨文例字加以论证。如甲骨文（各）一字两读，造成从“各”得声的谐声字在后代分居来母和喉牙音两处；甲骨文（月）一字两读，声母韵部都差异很大。卜辞假“月”为“夕”，或加点以示区别，隶变后字形大异，形、音无瓜葛。其他如“戉、令、来、立、每、史、黑、䜌”等字，甲骨文都存在一字两读或多读的现象。（郭锡良2014）

（6）形声字“声符的认定还成问题，不能全依《说文》”。比如，“《说文》和后代某些文字学家对省声、省形的说法，有许多是不可靠的”。（郭锡良1981：89）

基于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郭先生非常认同王力先生的论断：“谐声偏旁不足为上古声母的确证。”（王力1982：20）并从这一论断出发批评某些学者在运用谐声系统时出现的失误。例如，郭先生指出，高本汉先生错将“變、鸞”声符相同、而声母却分属来母和唇音的现象作为上古汉语有复辅音pl-的证据[5]，是由于他没有搞清楚，声符“䜌”在甲骨文时代就一字多读。（郭锡良2014）再如，郭先生在与梅祖麟先生（2006）商榷“美”的归部问题时，指出谐声系统中存在跨部谐声的现象。先生通过仔细考察，将从“”得声的谐声字分为微韵系和脂韵系两个系列，其中“、微”属于微韵系，而“媺”则属于脂韵系。因此，即使“美”和“媺”如梅氏所说被认定为异体字，“美”也只能归入脂部而非微部。更可况，“秦汉以后，谐声系统日益混乱，‘媺’字虽然出现在今本《周礼》中，但是不见于《说文》，不能保证不是汉以后的后起字，把它与一千多年以前的甲骨文时代就已出现的‘美’字摆在同一个谐声系列，这不免有些牵强附会。”（郭锡良2007）

由此可见，利用谐声系统研究上古音，确实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既要充分重视谐声系统的重要价值，又要注意一字多读、跨部谐声、字形孳乳变易等现象所带来的干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汉字学方法在音韵研究中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

汉字学方法在同源词研究中的运用

自从汉字记录汉语之后，汉字和汉语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密切互动，相伴而行。郭锡良先生对“同源字”和“同源词”这对概念的解释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汉字随着汉语的发展还产生一种同源字。在语言中，由于词义的引申，一个词往往发展成两个以上的词。例如：‘朝’本来是早晨的意思，后来早上去见君主也叫‘朝’（‘日见君曰朝，暮见君曰夕’），于是‘朝’发展成‘早晨’和‘朝见’两个意义。……由朝见再引申为朝廷，由朝廷再引申为朝代。从语言的角度看，这应该是同一来源的几个不同的词了；但是，作为汉字仍然使用同一个形体。这就还只是语言问题，叫做同源词。如果随着语词的分化，汉字也分化成不同的形体，例如早晨上涨的海水叫‘潮’，傍晚上涨的海水叫‘汐’，‘潮汐’是由‘朝夕’分化出来的，‘朝’和‘潮’、‘夕’和‘汐’就叫做同源字。”“分化字的产生标志着不同意义之间，已分化为同源词”（郭锡良2000）。可见，同源字和同源词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同源字因记录同源词的需要而产生，同源词也因为有了同源字的记录而更彰显了其孳乳为新词的地位。

对于同源字产生的必要性，郭先生也有明确的论述：同源字虽然“增加了字数，是汉字繁化的现象之一。但作为表意文字，却有它存在的必要性，这和异体字徒然增加学习负担的情况是不同的。”（郭锡良1981：35）他还引用孙怡让《名原》中的一段话阐释汉字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孳乳增益的客观规律：“盖仓、沮制字之初，为数尚尟，凡形名之属未有专字者，则依其声义，于其文旁诂注以明之。其后递相沿袭，遂成正字。此孳乳浸多之所由来也。自来凡形声骈合文，无不兼转注。”由于许慎“转注”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先生在此并不纠结于孙怡让对“转注”概念的解析是否符合许慎原意，而是对他借“转注”概念探讨汉字孳乳分化的原理、揭示汉字孳乳分化与形声的关系表达了充分肯定（郭锡良2002a）。

事实也正是如此，随同源词派生而孳乳出来的同源字，绝大多数属于形声字。郭先生把同源字从字形上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声符相同的同源字，如长（长短）、张（拉紧弓弦）、涨（水面增高）、帐（张开在床上的用具）等；一类是声符不同的同源字，如枯（草木缺水）、涸（江河缺水）、渴（人缺水欲饮）等。其中“声符相同的同源字，大多是后起的分化字”（郭锡良1981：33-34）。大量声符相同的同源字的存在，印证了形声字声符的一种特殊职能：“声符本来的职能是标示字音，但有的形声字的声符却兼有表意作用。……这类形声字大多是为了区别本义和引申义或者区别同源词而加注义符所形成的分化字。”（郭锡良1981：95-96）

既然同源词相当一部分是以声符相同的形声字记录的，形声字的字形也就必然成为研究同源词的重要依据。郭先生的《说“斃”》一文，可谓是利用形声字声符研究同源词的一个典范案例。《隐公元年》“多行不义，必自斃”中的“斃”不少人解释为“死”，先生通过对十几部先秦文献用例的全面考察，并与《说文》所保存的文献异文相比证，得出了令人信服的判断：“今本先秦古籍中的‘斃’字，本当作‘獘’。今本写作‘斃’，都是汉以后的人改易的。原因是，到了汉代，‘獘’已经由‘顿仆’的意思引申出了‘死’的意思，并产生了分化字‘斃’；在传抄先秦古籍时，也就有用‘斃’代‘獘’的了。再到魏晋以后，对先秦古籍中这种经过改易的‘斃’字，更产生了错误的注释。”也就是说，先秦古籍中的“斃”字其实就是它的同声符同源字“獘”，而“獘”的本义据《说文》为“顿仆”，即倒下，这样就很好地解释了先秦文献中的“斃”除了有些通“敝”或“弊”外，全都不能理解为“死”，而只能理解为“倒下”的原因。先生不仅将“斃”与其同源字“獘”相沟通，而且通过推源和系源的方式，将“㡀、敝、弊”等字都纳入到这一同源系列之中，并从最根本的源头“㡀”的形义分析出发，揭示出这一同源系列的内在语义关系。“《说文解字·㡀部》：‘㡀，败衣也。从巾，像衣败之形。’‘㡀’这个词本是指破烂的衣服，词义扩大，可以表示其他破烂的东西，于是产生了分化字‘敝’。后来‘敝’可以兼指‘败衣’，‘㡀’字反而废弃了。词义再扩大，不仅破烂的东西可以用‘敝’表示，生物因伤病而倒下也可以用它来表示，因而又产生了分化字‘獘’。……如果倒下，再也起不来，就是‘死’了。这就是‘獘’的‘死’义和分化字‘斃’产生的线索。由此我们还可以理解，为什么‘斃’作‘死’解，总是用于贬义。这正是因为它是从‘破烂’义引申来的。另一方面，‘敝’的‘破烂’义用于抽象事物，还产生了‘弊病’的意思，分化字‘弊’也由此产生。”先生这种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论证确实是非常精彩的。我们可以把以“㡀”为核心的同源字组的内部关系图示如下：

从“㡀”到“敝”，再从“敝”到“獘、斃、弊”，其构形关系还反映出同源字的谐声层级，其中“㡀”充当“敝”的亦声声符，“敝”又充当“獘、斃、弊”的亦声声符，它们的词源意义是递相传递的。

如上所述，声符对系联同源字确实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声符对同源字的确证又不是充分条件，有不少同源字并不拥有相同的声符，因而不能过分夸大声符的推源和系源功能。郭先生针对宋人王圣美“右文说”（即声符表义）在这方面的失误提出批评：王圣美“虽然看到了形声字中部分声符表义的现象，有其合理的因素，但过分夸大，往往流于主观臆断。因为声符有表义的，也有不表义的，不同声符的字，也有音近义通的，不可一概而论”。（郭锡良1981：95-96）此外，先生还特别强调，对同源字音、义的考察，必须从古音、古义（即本义）去了解，而不能以今律古。这些都反映出先生科学严谨的学术思考。

通过重读郭先生的《汉字知识》及相关论著，我们对先生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有了进一步深入的领会和理解。先生的学术贡献不仅体现在对传统语言学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创新性发展，也体现在他在学术研究方法上的不断探索和总结。他将汉字学的基本原理很好地运用于汉语音义研究的具体实践中，体现出融形音义于一体的宏观学术思维。先生还非常重视古文字材料的运用，并曾对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的音系分别进行专题研究，这也为古文字学的拓展提供了新的视野。可以说，无论在其汉语研究的哪个领域，先生都坚持立足汉语本体的语言事实，努力创建真正属于汉语的语言理论体系，这种学术取向是特别值得称道的。

【附记】本文承蒙华学诚教授、孙玉文教授、邵永海教授景助，并幸得郭锡良先生审定，谨此诚致谢忱！

注：

[1]如英国语言学家L.R.帕默尔在其《语言学概论》中就认为，汉字是运用“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该书初版于1936年，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国内也有个别学者接受帕默尔的观点并有所推演，但并未被学术界接受。

[2]徐银来（1931）根据多数汉字“以不同性质之二种符号，配合成文。一者代表意义的符号，一者代表读音的符号”的事实，提出“此音义之文字，为吾国文字之特性”的观点。周有光先生（1957）在此基础上提出“意音文字”说，认为“综合运用表意兼表音两种表达方法的文字，可以称为意音文字（ideophonograph）。汉字就是意音文字之一种”。但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仍然采纳索绪尔的“表意文字”说。郭锡良先生对“表意文字”说和“意音文字”说进行了综合，更能反映汉字发展的实际。汉字总体上属于表意文字，但在进入形声阶段之后，意音兼表成为其显著特征。

[3]陆宗达、王宁先生（1983）为“以形索义”的训诂方法作了明确界定：“《说文》所作的字义说解是取材经典、并与字形相贴切的。历代用《说文》来治训诂之学的人，都以这部书为依据，参之先秦经典，以求本字本义，并把本字作为辨别同音假借的依据，把本义作为词义引申的出发点，这便是‘以形索义’的训诂方法。”

[4]李方桂《中国上古音声母问题》1970年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3卷第2期，511-519页。1980年附于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李方桂《上古音研究》之后。此处郭锡良先生所注为《上古音研究》的页码。

[5]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中日汉字分析》（1923）和《汉语词族》（1933）中指出，汉字谐声偏旁常见一种k-:l-和p-:l-的转换现象，因而应该给上古汉语构拟一套-l-的复辅音声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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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语言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简介

王立军，男，1965年生，河南封丘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中国文字整理与规范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字学、训诂学。

特别鸣谢

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敦和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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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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