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悲剧：儒家的政治理想，撑不起现代化的历史大势
发布时间：2020-08-23 09:21:23来源：华尔街俱乐部
康有为的悲剧：儒家的政治理想
撑不起现代化的历史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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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先知书店
文：编：先知书店店长
鲁迅在评点《红楼梦》时，曾经说过一段话：“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复杂的事物，必然有多重的评价与面相。这句话放到重要的历史人物身上，也是成立的。
比如，近代历史人物——无论曾国藩、李鸿章，还是蒋介石，都曾被塑造为再造玄黄的大英雄，后来又成了另一种相反的存在。但是，无论哪一种，在当时，虽有反对者，但拥趸者更众。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1840年以来的中国的历史人物中，就有一位异类：
无论他得意，还是落魄，无论政治理想，还是个人私德，都饱受诟病，不被当时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所待见。
可以说，那个时代真正的孤家寡人，不是紫禁城里的慈禧和光绪，而是他——康有为。
▍“成功”的康有为
在世俗层面，康有为无疑是成功的：
◎少年得志，学问超群的“康圣人”
康有为天资聪颖，5岁能读唐诗，6岁读《大学》《中庸》《论语》，三十出头就考中了进士。
考举之余，康有为先后写作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一问世即名震天下，几乎颠覆了当时的整个思想界，因此他被称为“南海圣人”、“孔子再世”。
◎洞察时机，一举成为帝党领袖
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只是北上来京临时办事，但他敏锐察觉到这将是自己人生的重大转机，并一举借助京城内外对甲午战败的汹涌舆情，成为备受瞩目的维新领袖。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仓皇出逃到国外，通过文章和演说，把慈禧塑造成老顽固，通过真假难辨的光绪帝“瀛台泣血”的悲情故事，博取了海外最广泛的同情与支持，革命党甚至一度被边缘化。
◎深谙商业之道，并大获成功
与孙中山向海外华侨募捐革命经费不同，康有为远遁海外后，在加拿大创立了一家“保救大清皇帝公司”，这是一家用企业的方式运转的政治组织——只要认同他的理念，都可以投资入股。
“公司”名下的产业也十分丰富，包括了矿山、商店、报社、书店等多个门类。1906年，康有为砸钱在墨西哥炒地皮，仅此一项，就赚了十多万墨西哥银元。
康有为做“生意”的足迹遍布全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到过英、法、意、日、美、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印度、越南、缅甸、巴西、埃及等42个国家和地区。”
这是当时任何知识分子都不具备的能力和阅历。
◎晚年归隐林泉，优渥而终
晚年的康有为，尽管早被时代抛弃，沦为“反面历史人物”。但他以上海为基地，时而北上青岛，时而南下杭州，仍过着轻松惬意的隐居生活。
生逢乱世，很多知识分子连个人糊口度日都成问题。不过，对于康有为，这根本就不是个事。
康有为家中妻儿老小、门生故吏、佣人门卫多达上百人，但依靠在上海投资的地产，加上各种学术著作的版税，整个大家庭始终维持着上等优渥的生活。
相比命丧黄泉的“戊戌六君子”，身败名裂、忧惧而死的袁世凯，一度风光无限，晚年却经历人间沧桑的杨度等人，康有为是少之又少的生活惬意而又“善终”者。
▍最不受待见的“孤家寡人”
世俗层面的成功，却无法掩饰康有为政治理想的全面溃败——戊戌变法失败后的30年，中国历史风起云涌，江山代有才人出，而康有为几乎不见容于任何政治势力，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1840年以来的中国，尤其是20世纪前30年，先后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思潮和政治力量，主要有：
◎顽固守旧的保皇派
主要是维护满清统治的遗老遗少。最初，他们抵制西方的技术，反对洋务运动；后来他们抵制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反对改良。
◎改良派，主张以改良、而非革命的方式促进中国近代化
改良派至少可分为洋务派与维新派两种。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有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官僚士绅阶层，他们相信中国的儒家传统可以吸收西方的实用技术，因此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实现器物近代化。
而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康有为、戊戌六君子等知识分子，以及后来的张謇等立宪派。与洋务派的不同在于，他们认为传统文化的制度束缚，才是中国致弱的根本，主张毕其功于一役，通过迅猛的改革，以实现君主立宪。
◎革命派，主张激进革命，实现五族共和
主要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是国民党的前身。革命党内部派系复杂，辛亥革命成功后，迅速被手握实权的袁世凯边缘化，20年代通过北伐，统一中国。
◎北洋军阀，“共和—复辟—割据”的拉锯
北洋军阀主要有三个阶段：包括从袁世凯主政到称帝失败、张勋复辟帝制、段祺瑞、曹锟、张作霖等各方的军阀混战时期。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或保守、或激进的思潮和政治力量。
以上历史阶段的各种政治力量，主张不同，政治伦理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对康有为都很不待见。让我们把历史镜头拉到康有为的弥留之际。
1927年3月，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军浩浩荡荡开进大上海，古稀之年的康有为作为被点名的“保皇余孽”，担心不利，为避锋芒，匆忙乘船渡海至青岛。
避难舟中，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十余天前的那场七十大寿宛如幻梦。
寿筵之时，末代皇帝溥仪派人送来的贺礼令康有为受宠若惊，他最后一次以帝国贤臣的名义，给“皇上”写“奏折”。
在奏章中，康有为追忆了自己一生的坚持与“理想”的失败，感慨道：“我虽然用尽心力，谋求让您重掌权力。但是，人事纷繁艰难，天道变易。我这个老头子，一点办法也没有。每想到家国的境况，便只有求死的心情。”
到青岛不久，他忽然若有所思的对身边的人说：“在中国，我无立锥之地了”，一个人为理想奋斗一生，却落得如此下场，伤心可想而知。
几天后，康有为猝然而逝。
虽然世人给康有为贴的标签是“保皇派”，但是当流亡的溥仪想给康有为赏赐一个谥号时，却被身边的封建遗老阻止了。
保皇派不待见康有为。他们不待见康有为，说康有为“保皇”，是“别有用心”，在他们眼中，康有为是“保国家不保大清”，或者说，“保皇”是康有为的手段，而非政治理想。
改良派不待见康有为。共和后，曾经的变法同党严复激烈批评康有为戊戌年间激进的变法，破坏了慈禧、光绪脆弱的关系，认为康有为是真正亡清260年社稷的人。
弟子梁启超在康有为逝世几年前就同他反目为仇，转而支持共和派，斥责康有为是“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军阀更不待见他，哪怕是政治盟友。康有为一生力主君主立宪，但当袁世凯搞复辟时，就连严复、杨度等人都为其大力鼓吹，康有为却不为所动，甚至大加鞭挞。
奇怪的是，“手握实权的袁世凯复辟不行，傀儡一般存在的溥仪就可以”，仅仅一年后，当军阀出身的张勋，倒行逆施将溥仪推上皇帝宝座时，康有为作为“谋主”，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二春。
这一“不可理喻”，在于康有为对在中国搞君主立宪的理解——唯有虚君，才可能共和。
然而，他的政治盟友张勋，比谁都讨厌这位“康圣人”，说他“真是腐儒不足与谋”。
革命派更欲除之而后快。革命派元老章太炎，在送给康有为七十大寿的对联里讽刺他说：“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用“妖孽”和“贼”来形容他的理想与追求。
国民党的北伐军没抓住康有为，但以“保皇余孽”为由，没收了他杭州的房产。
康有为的种种不受待见，究其原因，正如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中所说：他就像是永不放弃的唐吉坷德，一生投入了注定无法成功的冒险。
▍康有为的悲剧：儒家的政治理想，撑不起现代化的历史大势
康有为的悲剧，首先在于他的道德理想与现实的撕裂——1840年以来的中国，当中国被拖入现代化进程，无论接受，还是排斥，历史大势不可逆转。
但是，以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为底色的康有为，纵然学贯中西，天纵英才，始终无法扭转历史大势，这注定了他只能成为时代的少数派，既无力打破也无法逃脱。
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写道，康有为尽管披着西方的外衣，但他的政治理想，其实还是传统的“得君行道”的那一套——借助皇帝的权势去实行天道：
一方面，“康有为在他的时代，找到了君主立宪这个新天道，然后四方奔走，想要得君，然后行道，可他想得的君，要么是被软禁的光绪，要么是流亡的溥仪。”
另一方面，他“中西结合”的救国方案，即使遇到明君，也不可能真正的解决问题——他没有意识到，西方宪制自有它生长的道德根基和伦理机制（王人博，《1840年以来的中国》，P148）。
康有为始终相信只有文化与制度嫁接起来，汇通东西——西方的物质文明结合孔夫子的教诲，才能重建中国人衰微的价值世界。
但语境的拧巴和逻辑上的不自恰，注定了结果——康有为用儒家重新解释了君主立宪的新天道，表面上是在沟通中西双方，实际上在双方眼里都成了异类。
胡适曾经感慨道：“二十年前，那些老先生们出了死力去驳康有为，我们今日也痛骂康有为。但二十年前的中国，骂康有为太新；二十年后的中国，却骂康有为太旧”（延伸阅读《胡适精选文集》）。
因为“立宪”，被守旧派攻击太激进，是革命派打进内部的奸细；
因为坚持“君主”存在的必要性，被革命派攻击太保守，视为儒家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铁证。
可见，康有为在理想层面走的越急，越急切的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就越形单影只。
▍巨人、侏儒，还是“自足的孤独者”？
尽管康有为的政治理想，未必是那个时代最超前的，甚至可能是落后于时代的。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一生忠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并身体力行，至死不渝。
这比起那些嘴上标榜“再造共和”，私下却为利益“私相授受”者，是值得尊敬的。
以当时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形势，人心思变，加之政治利益的纠葛，思想者、政治家不断“进步”，改换门庭早已司空见惯——
比如守旧派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在甲午战后转为了维新派，袁世凯一开始是洋务派，辛亥革命时又转而与革命派同谋，晚年又复辟倒回到帝制时代；孙中山最开始是维新派，后来转入了革命派。
哪怕被视为“顽固派头子”的慈禧太后，其实也在不断地变化，在洋务运动时他支持洋务，戊戌变法时一度放任维新改良，戊戌政变与庚子事变时又成为守旧派，到清末新政时又变为立宪派。
唯有康有为，是个对理想自足的孤独者，一生只有一个理想——君主立宪。
戊戌变法时，作为“维新派”康有为是这么主张，到了张勋复辟时，康有为作为“保皇派”还是这么主张。即便到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混战时代，康有为还是这么主张。
当共和成为时髦，连小孩都不无嘲讽地说，康有为已经由“历史巨人”蜕变为“历史侏儒”时，也许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像康有为这样的人，与其说真的远离了这个世界，不如说他只是坚守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又走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口。
1840年以来的中国，对这段历史我们已经再熟悉不过了。从大事件、大人物、主流思潮等角度，阐述这段历史的作品，也已经太多了。
比关注单线条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二者背后的思潮更重要的，是能够从各种要素错综纠缠的历史中，获得对历史的洞察与智识，并照进现实与未来。王人博老师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本文主要观点的出处，正是这样一本书。
比如，对康有为来说，虽然早已“盖棺定论”，但王人博老师以宪法学者的严谨、史学家的洞察、哲学家的智慧，让我们看到了他既熟悉又陌生、既悲其政治理想之顽迂，又敬其为其理想始终不渝的形象。
其实，对康有为的洞察，只是本书中的一个例子，贯通大事件和主要思潮的历史人物，还有孙中山、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大名鼎鼎者，堪称一部面对三千年未有的变局的众生相。
有人说，以什么样的视角和洞察去回望历史，决定着我们用什么样的视野和智识来关切现实，塑造未来。
转自千字文华作者屏营编先知书店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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