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禹治水到瓠子塞决——古代黄河治理中的科技力量

发布时间：2020-08-24 19:22:24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汉武帝时期修建的龙首渠遗址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民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法治保障”作为2020年重点调研课题，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贡献智慧和力量。

如果要审视黄河之于中国的重要性，有句耳熟能详的话可以很好地概括：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但是要把这种宏观认识落实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的话，有两个典型的事例可以充分说明黄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历史意义以及黄河流域人水关系的历史变迁：一是尧舜时期的大禹治水，二是西汉时期的瓠子塞决，西汉桓宽在《盐铁论》中将二者并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绩；河水泛滥，而有宣房之功。”

过去对大禹治水和瓠子塞决的研究，一般都是关注黄河治理中的国家力量，如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所指出的，古代中国属于治水社会的核心地区，为了治水和发展水利，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专制主义社会体制。这种观点因为带有强烈政治意图以及理论体系的缺陷而受到国内外学术界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但是其中论及的集中高效的社会组织有助于治水与水利发展，对于我们分析讨论黄河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据《尚书》《史记》等文献记载，大禹的主要工作是主持“决九川，距四海”，“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从而实现“尽力乎沟洫”的治水目的。这种集体力量在后来的瓠子塞决中也得到充分体现。瓠子河决于东郡，东郡“属兖州，户四十万一千二百九十七，口百六十五万九千二十八，县二十二”。东郡地处沂水北段以西，泗水以北，《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沂、泗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这里原本人口众多，富甲一方，但是瓠子河决后，连年饥馑，民不聊生。汉武帝也因此感叹，“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堵塞瓠子决口势在必行。《史记·河渠书》记载“天子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于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填决河。”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用来解释历史时期的黄河治理极为恰当。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当大禹时代的木石工具发展到汉武时代的铁质工具时，生产力水平的进步不仅仅表现在军事战争上，也表现在汉武帝自临决河、率领千军万马封堵瓠子决口的黄河治理会战中。

从现有的文献可见，为了堵塞瓠子河决，汉武帝不但动员了将军、兵士和黎民百姓参与黄河治理，而且使用了当时可资利用的各种物质资源，淇园之竹就在瓠子塞决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武帝治河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淇园的竹林是重要的治河物资。《史记·河渠书》记载“斩淇园之竹木塞决河”，《汉书·沟洫志》也记载“塞瓠子决河，下淇园之竹以为楗”。

使用淇园之竹治理黄河洪水，堵塞决口，仅仅是治河工程的一项措施。在这一项工作中却包含了竹木砍伐、加工整理、制作竹楗等工艺环节，这种做法类似于近代以来水利工程中的“桩柴平堵法”，从技术措施上看，已经有相当高的科技水平。治河工程不但堵塞黄河南岸决口，还要“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可以说，瓠子塞决是西汉时期的一项综合性水利工程，包括堵塞决口和疏通河道两项工程。正因如此，瓠子塞决才取得了前人没有取得的巨大成就。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汉武帝曾组织力量进行黄河治理，“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但是因为治河措施不当而以失败告终。从黄河治理的工程技术角度看，瓠子塞决应该是充分吸取了元光时期治河失败的教训，并进行重新技术论证和工程设计之后的水利建设。

瓠子塞决中还有其它技术力量支持。战国时期，郑国渠建设中的渠线测量设计技术，都江堰建设中的工程优化设计技术、筑堤做堰工程作业技术、竹笼装石的“楗尾”用材技术等等，都是瓠子塞决的科技基础。汉武帝时期屡屡兴建水利工程，在关中地区“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在河东地区“发卒数万人作渠田”，在秦岭山地“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在临晋、重泉等地开发引用洛水资源灌溉田地，“于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山下”，修成龙首渠。

瓠子塞决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黄河治理的一道分界线。瓠子塞决中普遍使用的这些工程测量、设计、施工、取材等多项关键技术措施，是尧舜时代乃至夏商周三代无法企及的技术进步和科技成果。瓠子塞决的成功，标志着传统科学技术对于黄河治理可以发挥行之有效的作用。可以说，在瓠子河决的治理过程中，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中央集权体制对于黄河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种重要作用必须建立在汉代的科学技术之上，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科技发展，才有了秦汉时期的水利建设成就。汉武帝时期成功堵塞黄河决口的历史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西汉时期的科技水平已经突破了控制黄河泛滥的技术瓶颈。

重大灾害事件的社会应对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科技手段和方法达到应对灾害的必要水平，二是国家力量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大禹治水与瓠子塞决这两次灾害事件共同说明了一个问题：古代中国的灾患只要处置得当，就会在强大的国家力量应对中弥除。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来源：《团结报》）

作者：卜风贤

编辑：

鲍家树孙靖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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