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投降到南京光复

发布时间：2020-09-03 21:22:07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在日本侵华期间，南京是侵华日军血腥大屠杀的城市，后来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与其扶植的汪精卫伪中央政府所在地，一直是日伪严酷统治的沦陷区中心。1945年9月，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宣告日本侵华战争的彻底失败！

日本宣布投降前后南京的复杂情况

1945年8月15日零时12分，南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接到日本陆军省次长发来的紧急通知：“天皇陛下于15日12时躬亲广播，望恭谨聆听”。15日上午10时10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又接到东京总部“关于结束帝国战争”的命令。冈村宁次只得下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全体官兵，齐集南京中山北路总司令部大楼前的广场上，面向东方日皇宫方向，列队收听天皇广播；同时下令驻南京的日军各部队官兵以及在南京的日本侨民就地收听。南京汪伪政权的官员与广大民众也聚集在收音机旁。

1945年8月15日12时，南京各处的收音机里按时传来了日本东京的播音。先是日本播音员用喑哑低沉的声音向日本军民宣布：“这次广播极其重要，请所有听众起立，天皇陛下现在正向日本人民宣读诏书。我们以尊敬的心情播送玉音”。

接着，裕仁天皇的所谓“玉音”响起来了——这是事前录制的裕仁天皇宣读的《终战诏书》。这位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承认日本当时面临的彻底失败的处境，“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因此，“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裕仁实际上是宣布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但他在《终战诏书》里却刻意回避了“投降”这个字眼。

但是冈村宁次仍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他在率总司令部全体官兵收听了天皇诏书后，当场含泪向总司令部人员作了“谨遵诏命，发挥百万派遣军的核心作用”的训示，但他又致电东京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声称：“派遣军拥有百万大军，且连战连胜……以如此优势之军队而由软弱之重庆军解除武装，实为不应有之事”。

驻南京的日军各机关、各部队军政人员与日本居留民在“聆听”了天皇的广播后，面对着日本最终失败与无条件投降这个惨痛的现实，一些人呆若木鸡，惊惶失措，长跪在南京的大街上仰天长嚎；还有一些人以自杀表示自己的对抗与绝望。驻南京的日军官兵与日本侨民早已从近来的战局中认识到日本即将到来的不幸结局。但当最终这个不幸结局终于到来，而且来得这样快、这样惨，他们还是一时不能完全接受。但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日本自发动侵略战争之日，就铸就了他们最终失败的必然结局。

南京的广大中国民众则是一片欢腾。

1945年8月15日，冈村宁次在率部收听了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后，接着他又收听到重庆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通过广播电台发给他的命令，主要内容是关于日军投降事宜的六项原则。蒋介石命令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同时蒋介石令冈村宁次派代表至江西玉山，接受盟军中国战区受降主官、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指示，洽谈受降事宜。

当日下午，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专使张叔平携带随员1人，公开出现在中山北路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与日方代表洽谈。他们根据蒋介石与顾祝同的命令，要求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立即派遣冈村总司令官的代表到江西省玉山，商谈受降事宜。

当日晚，南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冈村宁次向全体驻华日军各部队下达命令：“即时停止战斗行动”；但同时他又向日军各部队指出：“事已至此，应向每一士兵贯彻，均应忍所难忍，迅速响应圣训。但战斗行动以外之任务应继续执行。停战交涉未达成协议前，敌若来攻，在不得已情况下，为了自卫，可采取战斗行动”。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派遣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会同日驻华海军代表小川少将，一齐去见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报告“日军决以最大诚意履行投降条件”。日本驻南京伪政府的大使谷正之也拜见陈公博，说明“日本投降已没有问题”。

失去了日本靠山的南京伪政府迅速土崩瓦解。第二天，1945年8月16日上午，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伪上海市市长周佛海从上海赶回南京。他此时已秘密接受了重庆军委会委任他为“上海行动总指挥”的命令。当日下午，由陈公博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会议，决议解散伪国民政府，并发表《国民政府解散宣言》，立即送电台广播与送各报社刊登；会上又决定，将原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陈公博为委员长，周佛海副之；将原伪“中央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亦由陈公博为委员长，周佛海副之。以上二机构将暂时负责维持南京等地的社会治安，等待重庆政府接管。当晚这些决定由南京伪“中央广播无线电台”播出。

“军统南京站”接管南京的失败

8月16日下午，在陈公博宣布解散伪国民政府后不久，隐藏在伪政权中的重庆国民政府军统局高级特务周镐，会同伪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祝晴川等人，抢先于当晚宣告成立“（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由周镐任总指挥，祝晴川等任成员，派员接管南京的各伪军政机关，逮捕伪军政大员。这就是著名的“周镐事件”。

周镐，字道隆，又名周继文、周治平、湖北罗田人，1909年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毕业。他曾参加第十九路军，经历1932年1月的淞沪抗战与1933年的福建事变；失败后，经友人介绍，于1935年加入军统。1942年，他已是军统局本部督察室第一科的上校科长。1943年5月3日，他奉戴笠命令，随程克祥来到南京，其任务是接替程克祥、彭寿，在南京站住脚，重建南京军统组织，搜集情报，策反伪军政人员，并担任周佛海与重庆军统局本部的秘密联系人。

周镐在1943年5月初来到南京后，被周佛海安排住在评事街一位与重庆有生意往来的商人家里，一住就是3个月，等候周佛海的接见。直到1943年7月，周佛海看到日本战局愈益不利，急着与重庆沟通，才在汪伪政府的迎宾馆接见了周镐，并优礼有加。不久，周佛海便把周镐安插在伪军委会军事处第六科任少将科长，兼任伪军委会少将高级参议。

周镐担任伪职后，遂以少将的身份，在周佛海的庇护下，利用当时日本败相已显、伪官员人心不稳之机，在南京吸收人员，发展组织，很快重建起一个军统“南京站”，周镐自任站长，下面按当时南京的行政区划分，设立8个组，活动各有侧重，每个组设一个联络员（组长），负责全组工作，组与组之间没有横的关系，只与周镐本人或其副官进行联系。周镐及其领导的军统“南京站”从1943年年底到1945年8月，在南京主要进行如下两方面的工作：其一，担负周佛海与重庆军统局本部戴笠之间的联络工作，搜集与传递日伪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其程序是周佛海将有关情报送交周镐，由周镐派交通员送上海程克祥处，由程交上海秘密电台发往重庆，由戴笠转蒋介石。这是周佛海与重庆联系的最重要热线之一。其二，周镐利用其伪军委会的少将参议身份，与伪军的各实力派高级将领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等，以及南京伪军政机关中的祝晴川、刘夷、张海帆、洪侠、崔象山等人，建立起密切的私人关系，利用机会进行策反，说服他们在有利时机，率部反正，投向重庆政府。由于周镐在南京的活动业绩，他被军统局局本部晋升为少将军衔。

1945年8月16日陈公博召开会议，宣布伪政权解散后，周镐抓住这机会，利用其近两年来在南京建立的各种关系与暗中培植的个人势力，拉拢伪军高级将领祝晴川等人，于8月16日晚宣布成立“（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接管南京军政大权。指挥部设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旁之伪中央储备银行大楼内。周镐任指挥，原汪伪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谋次长祝晴川任参谋长；参议有原汪伪海军部次长，海军学校校长，海军中将姜西园，原汪伪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赞武官刘夷，原汪伪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赞武官，兼陆军特务团团长张海帆。行动处处长由张海帆兼任。指挥部的武装主要是张海帆指挥的伪陆军特务团与杨叔丹指挥的伪财政部卫士大队。

8月16日当晚，周镐在指挥部里坐镇，指挥各部依计划行动：首先派人接管了伪《民国日报》与伪《中报》这两家南京的大报，在第二天改出《建国日报》与《复兴日报》，以套红标题出版“抗战胜利专号”，刊登指挥部的《布告》、指挥部成员名单与有关消息，通告南京市人民；与此同时，封存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控制伪中央各军政机关与南京广播电台，封锁南京各车站、码头、交通要道；令伪政府各军政宪警机关负责人到指挥部报到待命等。

周镐同时下令指挥部行动处执行对伪政府主要头面人物的逮捕任务，当晚抓捕了伪政府内政部部长梅思平、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伪司法行政部部长吴倾皋、伪陆军部部长肖叔宣、伪南京市市长周学昌、伪中央陆军学校教育长鲍文沛等人。肖叔宣拒捕，被杨叔丹指挥的伪财政部卫士大队击伤，不久因伤重死去。

8月17日一早，套红的《建国日报》与《复兴日报》抗战胜利专号在南京全市发行，轰动南京。报上刊登了《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告布——胜字第一号》及指挥部的其他文件与消息。南京广播电台也播放了周镐代表“南京指挥部”接管南京政权的讲话。

当日，周镐又派人接管伪中央军校，并企图逮捕陈公博。因为周镐于1943年5月奉军统局命令从重庆潜来南京后，一直由周佛海掩护，因此周镐的这次行动很可能与周佛海有事先的协商。但南京伪政权中仍有一部分人效忠陈公博。尤其是伪中央军校的师生一直由陈公博的亲信何炳贤控制。因此，当周镐派人到伪中央军校接收时，遭到伪中央军校师生的武装对抗。伪中央军校师生全副武装开抵南京颐和路，保卫陈公博公馆，并准备攻击设在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周镐总部与周佛海在西流湾的公馆。南京的形势一度显得十分混乱与紧张。

正当周镐与“南京指挥部”忙着部署接管南京时，由于周镐的接管行为，事先未请示与征得重庆当局的同意并打乱了重庆当局的计划，因而招致重庆当局的指责。南京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冈村宁次根据蒋介石在8月15日给他们下达的维持占领区社会治安的命令，出面进行干涉，派出总部高级参谋小笠原出面调停，解散了“南京指挥部”，软禁周镐。周佛海也亲自前往陈公博公馆解释。至8月18日晨，周镐事件引起的南京一度动荡，方始平息。

芷江受降与南京光复

8月17日，由日皇族东久迩稔彦组成日本战败后第一届新内阁。当日，日本天皇派遣朝香宫鸠彦亲王大将来到南京，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传达天皇“圣虑”，要求切实遵照执行天皇的《终战诏书》。这位朝香宫鸠彦亲王就是1937年12月担任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率军攻进南京、进行大屠杀的罪魁祸首，现在他以日本“皇族”的身份，充当了传达日本天皇要求无条件投降“圣虑”的信使。冈村宁次总司令官向他表示，“谨遵圣上旨意”。

8月17日当日，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根据蒋介石8月15日的命令，派遣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率随员，从南京飞往杭州，通过伪浙江省省长丁默邨，与重庆国民政府第三战区的顾祝同联系，准备去江西玉山，与何应钦洽谈投降事宜。8月18日，冈村宁次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因江西玉山机场被破坏，日军洽降代表应转赴湖南芷江。于是，冈村宁次令今井武夫一行从杭州回到南京，于8月21日飞抵湖南芷江，经与何应钦洽谈有关日军投降各项事宜后，于8月23日飞回南京。今井武夫向冈村宁次报告了与重庆国民政府洽降的情况与结果。冈村宁次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按洽降结果，布置迎接重庆国民政府的受降代表与部队前来南京；同时安排用飞机将陈公博等人送往日本。1945年8月25日晨，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派员，陪同陈公博及其夫人李励庄，以及林柏生、陈君慧、何炳贤、周隆庠、莫国康等共7人，乘飞机离开南京，中午飞抵日本山阴县米子机场。

在这期间，南京的形势，虽因周镐事件平息而恢复了暂时的平静，但实际上更加紧张。南京城一日数惊。直到8月30日重庆国民政府空运新六军到达南京前，这约半个月的时间中，驻南京的日军各部队虽回到营房中，但仍保持武装；驻南京的汪伪军各部各自为政，互相僵持对立；而在南京四郊农村活动的新四军也对南京展开宣传攻势。南京呈现出十分混乱与紧张的政治局面。

1945年8月27日下午2时40分，以重庆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为首的“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一行159人，另有即将进驻南京的新六军前进指挥所官兵52人，携电台1部，指挥车2辆，分乘7架飞机，从湖南芷江飞抵南京大校场机场。冷欣一行被安排住在南京中山北路华侨招待所，这地方的对面就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当晚冷欣在这里正式设立“前进指挥所”，下分设一、二、三、四、特科、政治、总务、警卫共8个组。冷欣本人则被日方安排在南京城北萨家湾1号原孙科公馆、后成为汪伪政府的迎宾馆中住宿。第二天，即1945年8月28日，冈村宁次在今井武夫陪同下，亲自前往萨家湾1号，拜会冷欣。冷欣向冈村宁次转交何应钦新发来的致日军的第8至第13号备忘录。

1945年8月30日至9月5日，重庆国民政府从湖南芷江空运精锐的、美式装备的新六军，陆续抵达南京及其附近地区。这是自从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近8年，中国军队第一次回到这块备受日军摧残与凌辱的土地，受到南京市民的热烈欢迎。新六军担任南京及周边地区的警备。只是从这时起，南京城才真正结束了日军刺刀下的殖民统治，获得光复。

南京河山光复，人民巨大喜悦！一位身经其事的南京市民，在垂暮之年，写了回忆文章，刊登在2003年4月3日的南京《扬子晚报》上，说：

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一宣布，他们站岗用的枪全换成了训练时的木头枪。真枪真刀都被集中缴械了。那真是南京人扬眉吐气的日子，人们都兴高采烈地冲上街头狂欢，新街口马路上炸过的鞭炮纸屑足有半尺厚，家家商店的玻璃橱窗、玻璃门上都大大地写着V字。解除了灯光管制后，南京一夜之间亮起来了，百姓家的灯去掉了罩了多年的灯罩，街上的霓虹灯去掉了蒙了多年的黑布。不可一世的日本人一扫往日的气焰，军人脱了军装、缴了武器；商人匆忙收拾货物，打点行装。那天我也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我看见那些日本军人个个低着头，手捧同伴的骨灰盒，列队向下关集中营走去。一路上，中国民众向他们吐口水，投石块，下关的百姓甚至还气愤地拳打脚踢这些曾经欺压中国人的仇敌，还有人命令日本鬼子向中国人下跪，鬼子们只得照办。那些日本商人也在撤退中，他们雇了黄包车托运货物行李，老百姓看见了，齐声高喊：“滚下来，自己拉！”这些日本商人不管是男还是女，都只好下车自己拉车。黄包车夫们咧开嘴笑着跟在车后。那个场面真叫痛快呀！

1945年9月8日中午12时1刻，中国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盟军中国战区受降主官何应钦与陆军参谋长萧毅肃，从湖南芷江飞抵南京，南京市各机关代表到机场迎接。日方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等将领，另成一列，肃立恭迎。何应钦等人于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举行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宣告日本侵华战争的彻底失败！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作者：经盛鸿

编辑：

鲍家树程子豪

文史e家原创内容，如需转载，请联络我们获取版权。

除了带给您优质黔货

更希望我们能带您

去了解贵州深山里的故事

敬请关注

博爱扶贫云商城

那家网/苏宁易购

黔货出山，我们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