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看，中国建筑师群体的文化抗战

发布时间：2020-11-24 16:21:59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2020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面对侵略者，建筑领域的知识分子也是抗战文化的播种者，他们让后人在文博与建筑的记忆中感悟战争与和平。面对战乱频仍，经济窘迫，何以有中国建筑学人救国经世的不绝弦歌；何以出现学术灿然、大师云集之势。笔者梳理抗日战争时期文化抗战中的中国建筑师群体，他们也撑起了一片抗战烽火中生生不息的华夏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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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造学社的建筑先哲

朱启钤

朱启钤（1872-1964年）是20世纪城市与建筑应该铭记的人，他除了一系列社会文化思想的贡献外，更重要的是1929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研究传统建筑园林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并出版中国建筑学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正是因为这个平台，不仅支撑了20世纪中期中国的建筑文化与建筑事业，更培养了如梁思成（1901-1972年）、刘敦桢（1897-1968年）、林徽因（1904-1955年）等一批第一代中国建筑师，他们共同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建筑学术事业做出了贡献并且奠定了基础。

中国营造学社若从1929年正式命名到1945年结束，总共16年，其成果多集中在1931-1937年间，到1945年抗战胜利，学社只有梁思成、刘致平（1909-1995年）、莫宗江（1916-1999年）、罗哲文（1924-2012年）等几位成员，虽然国民政府教育部建议学社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或中央博物院合并，但梁思成考虑战后国家建设需要大批建筑人才，决定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国营造学社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

其一，培养中国建筑师的研究栋梁之材。除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出现了梁思成、莫宗江、吴良镛等建筑大家外，还影响到全国其它院系的建筑名家，如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现东南大学建筑系）刘敦桢、同济大学建筑系陈从周（1918-2000年）、重庆工学院建筑系（现重庆建筑大学建筑系）叶仲玑、天津大学建筑系卢绳（1918-1977年）、西安冶金学院建筑系（现西安建筑大学）林宣（1912-2004年）等。此外，因为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的感召，梁思成主笔出版《中国建筑史》（林徽因、莫宗江、卢绳等参与）。

其二，开展对中国建筑的田野调查与分析。仅从1930年-1937年就调查了2783处古建筑，测绘了206组，完成绘图1898张。省份涉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浙江、湖南、江苏、辽宁、云南、四川，总计190个县市，建筑类型涉及考古遗址、城墙、城楼、阙、宫殿、庙宇、楼、阁等，凭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平台得以及时发表。在四川宜宾李庄，1944年学社经费已到枯竭地步，但梁思成坚持学术团体不能不出刊，于是自筹22500元经费，用石印方法出版了七卷一、二两期，刊出唐代佛光寺、榆次雨花宫、成都清真寺等重要文章，还有费慰梅的“汉武梁祠原形考”（王世襄译），此文原发表在美国《哈佛亚洲研究集刊》1941年6卷1期上，引发文化界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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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华夏建筑免毁于战火的朱启钤

朱启钤是华夏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他坚持民族气节，不惧日伪强暴威胁，积极保护建筑遗产。对于这段历史，张镈（1911-1999年）在故宫博物院建院70周年回顾中曾撰文，“朱桂老对我说，从历史上看，历代宫室难逃500年一大劫之灾。传统木构经不起火焚、雷击。圆明园的石构也逃不过兵火之灾……对故宫建筑若不及时现场精确实测，留下真迹，难免遭到日寇或反攻时的兵火之灾。”在1941年6月-1944年末不足4年时间内，张镈牢记朱启钤教诲遂以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师生等，组成30人实测组，除乾清宫一组外，对其余建筑都做了精密测量，制图360幅。1943年，朱兆雪、邵力功、冯建奎等也带学生加盟。这次实测不仅是自明朝建成50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工程测绘，更是中国建筑师用行动抗战的伟大壮举。这里还应铭记的建筑系学子的名字有：张宪卢、虞福金、杨学智、高文铨、林远荫、林伯年、陈濯、李锡震、李永序，土木系学生有郁彦、孙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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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世界和平保护古城遗产的梁思成

1931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北平参加营造学社。

已故国家文物局古建组组长，中国营造学社最后一位会员罗哲文是在梁思成、林徽因培养下成长的，他在忆及梁思成的教诲时，谈到中国战时对日本京都、奈良的保护。1944年，梁思成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罗哲文跟随梁思成在重庆上清寺的中央研究院绘制包括日本京都、奈良在内保护范围的图纸。太平洋战争后期，在以美国为主盟军对日本大规模轰炸中，东京、大阪等遭受毁灭性打击，只有京都、奈良毫发未损。直到40年后的1985年，罗哲文到日本参加奈良举办的“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文物古迹”国际研讨会时，当主办方得知罗哲文系梁思成门下学生时，才披露到这个事实，日本媒体纷纷报道梁思成系“古都的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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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抗战经典建筑背后的耕耘者

如果说一个民族的精神地标是建筑，那么我们不该忘记为此付出心血的建筑师。如果说，梁思成、刘敦桢、杨廷宝等建筑英杰是以在抗战时期保护古建筑的积极行为而留名史册，那黎伦杰（1912-2001年）设计的重庆抗战胜利记功碑（现解放碑）、黎伦杰的老师过元熙（1905-1966）1945年设计的广州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修筑“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的总工程师段纬（1889-1956年）、茅以升（1896-1989年）与钱塘江大桥、延安中央大礼堂等的建造者杨作材（1912-1989年）等等都是中国抗战时期做出贡献的建筑师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主要事迹如下：

在建筑师费麟的《匠人钩沉录》中专门介绍中国第二代建筑师、父亲费康（时任广西大学国防工程学教授）于1940年代初期，面对抗战烽火所著《国防工程》教材的经过。费康是英年早逝的我国著名建筑师及建筑教育家，他师从梁思成，在他的《国防工程》一书的扉页上写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谨以此敬献给主持国防工程者，从事国防工程者，研究国防工程者，关心国防工程者。”在这本并未标志抗战字样的著作中，分明可品读到费康用国防工程研究与教学服务抗战的志向与情怀；此外，1940年前后费康帮大哥、著名导演费穆完成了一批抗战爱国主旋律电影如《北战场精忠录》等，并在建筑、服饰、家具、装饰、场景的设计绘画与制作中贡献心智。

黎伦杰于1932年夏从广州一中毕业，后师从林克明、过元熙，他为重庆胜利碑所作的设计是他的“成名作”，更成为中国抗战胜利而骄傲的力作，如今凡提到重庆陪都的抗战历史及故事，不可能不提起“解放碑”，提及重庆建筑传统与当代发展，解放碑仍然是重庆乃至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地标。

陕北延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圣地，凡到过延安考察红色建筑的文化人士都会感触多幢现代主义风格建筑之特色，其设计要归功于学习法律出身的“建筑英杰”杨作材等人。据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杨作材回忆，他是1938年“五一”前到延安，他从小酷爱中外建筑，父辈们曾开办过营造厂。1939年5月，他被调到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筹备组又调至枣园，先做过容纳千人的几百个窑洞的李家塔礼堂（木石结构，1940年春竣工）、枣园礼堂（木结构，1940年秋竣工）在杨家岭还为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李富春等设计了14孔石窑洞（与普通窑洞不同是，前者是椭圆拱，后者是半圆拱）、中央大礼堂（因为原来砖木小礼堂被火烧毁，1942年新建），整个礼堂为木石结构，采用四个大石拱作为主梁，因演出京剧、话剧需要，通向舞台的门、窗都是活动的，便于幕布移出，这是按照鲁艺的要求设计的。杨作材十分自豪的表示，为了体现中西方结合，大礼堂进门柱石采用了希腊雅典的艾翁尼式柱，体现了那时非凡的难能可贵的创意。

“七七”事变后，日军封锁中国沿海，阻止他国向中国运送抗战援助物资。“上海既失，即无国际港口，国际交通顿感困难……即刻着手修筑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这样可直通印度洋。”这是时任云南主席的龙云在《建设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的计划》中提及的。1937年末，年近50岁留德的云南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的段纬受命“滇缅公路工程师”，仅历时9个月，全长959.4公里的“抗战生命线”完成。《泰晤士报》连续三日发表文图报道，称它“可与巴拿马运河相媲美”，是世界伟大奇迹。如今，在云南龙陵县远征军纪念馆的抗战文化墙上有当年县长王锡光的《滇缅公路歌》“修公路，大建树；凿山坡，就坦途，利济度”。滇缅公路归功于段纬的设计与奉献，更是20多万名云南儿女用双手挖出来的抗战“血路”。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已故顾问、总建筑师张德沛（1925-2015年），年少时目睹伙伴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他无法忍受南京日本战区的中学教育而毅然辍学出走，辗转多地后在重庆考入“飞虎队”做口译员，他虽未在抗战期间直接做建筑设计，但他系抗战时期著名建筑家梁思成、林徽因的第一批清华学子，他虽并非一位真正持枪杀敌的战斗“英雄”，但他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建筑作品之成就，使他成为彪炳建筑史册的大师级人物，2015年，9·3纪念抗战胜利大阅兵后，已故的张德沛总建筑师，获得抗战英烈勋章。

作者：金磊

编辑：

鲍家树孙靖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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