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我们的历史 | 关山远新书《世道人心》自序

发布时间：2021-02-07 12:58:36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2009到2019年，我给《新华每日电讯》每周五的副刊《草地周刊》写读史专栏，整整十年，每周一篇，几未间断。这篇自序，算是十年写作的一个小结。此文写得断断续续，动笔时正值2020年艰难的春天，完成时又逢北京控制疫情、南方暴雨成灾，而世界日甚喧哗与骚动，充满了不确定性。2020年刚刚过半，却真正让人感悟到何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回想此前岁月，甚至有何等平淡无奇之感慨，我们从未如此真实地拥有“历史感”。从这个意义而言，此文也算“应运而生”。

来源：广西教育出版社《回到中国历史现场》系列丛书自序

来源：关山远

故事

我并非职业的专栏作家，平时工作繁忙，经常要出差。《草地周刊》每周三晚上截稿，我是一个让编辑很崩溃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拖到每周三晚上开始写稿。晚餐后开始动笔，很多时候要写到凌晨两三点，我常对编辑说：“你睡吧，明天一早就能看到稿子了。”

我在飞机、高铁上写过，在休假旅游途中写过，在一场大醉后写过，偶尔还用手机写过，逐字揿出六七千字的长文。

新冠疫情暴发后，时间被迫缓下来了，不再熬夜写专栏，但每到周三晚上，我总有些怅然若失，睡不着觉，背后似乎有只手推着，想去打开笔记本电脑。

不止一人跟我讲过：关老师，每篇都是六七千字，干吗要写这么长呢？多累！

确实累。现在网络流行的写法是长诗式，一行一句，把当年武侠小说作家古龙以尽可能少的字数来撑完一页纸的狡猾手法发挥到了极致。就此而言，我是一种古典的厚道。

我的回复是：按字数算稿费的啊。对方无不大笑。稿费很重要，至少在心理层面——“北漂”伊始，我的房租就来自每周专栏的稿费，颇感自豪，但是当房东顺应大势毅然提价后，这笔稿费就不足以支付每月房租了。

稿费确实不高，我还在每周吭哧吭哧地写，就不是单纯为了稿费了。那又是为了什么呢？一是逼自己多读点书，二是让读者每周能通过我的文章有一次深度阅读。

第一点容易做到。我曾经有过良好的阅读习惯，用我妈妈的话来说，走到哪里，手里都拿着一本书。她深感自豪。如今她老人家很伤心：儿子走到哪里，手里都拿着一个手机了。

我妈妈学历不高，她不知道尼葛洛庞帝，不知道移动传播，不知道算法。在她朴素的认知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得继续保持读书的好习惯。毕竟，每周写一篇专栏，每篇六七千字，不读点书，是比较吃力的。

第二点就比较难了。中国人历来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己所欲”而“施于人”，在当今也是容易招致反感的。虽然中国读书人一直努力在践行对己“明德”、对人“新民”的“大学之道”，但是在今天的互联网环境下，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最反感的就是说教，不过大家对故事是不抗拒的。

每篇六七千字，能够完整地讲一个故事了。六七千字，大约15分钟读完，我的愿望是：读完后，读者能够若有所思，或者再读一遍。这个时间，大约半小时。每周能有这么一次，足矣。

中国的历史，有多少故事值得后人去讲！这套丛书名为《回到中国历史现场》，我试图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找到一个片段，可以是一个故事，可以是一个人物，也可以是一段思考，还可以是一种情绪，将其置于一个充满戏剧张力的场景中，有矛盾，有冲突，有悬念，读罢让人若有所思，最后有些收获。

基于信史，阐释历史，讲述故事，非常重要。英国哲学家科林伍德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历史学家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但这句话必须要有一个前提：信史。

历史不是主观认定的，它必须有确凿的根据。力求真实地反映和再现历史，是史学家最为基本的学术道德准则。

我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不做历史考据，也不写历史小说，更不戏说历史，最为反感的是那种精心预设一个子虚乌有的“历史标靶”，然后集中火力攻击，并以此来进行证明或否定。此种手法，有时很讨巧，但终非正道。

近年有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认为所谓爱国主义之类的宏大叙事都是不可信的，只有个体叙事才是真实的，甚至有人试图以所谓个人叙事、小叙事去解构宏大叙事。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细节的真实，不等于历史事实的真实。因为历史细节纷繁复杂、有轻有重，并不是所有细节都有助于弄清真相，有些细节还可能掩盖真相。比如，我们不能因为慈禧太后纠正了“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就认定她是一代明君。对历史事实的阐释，应当重视的是那些重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细节。

因此，我一方面在史料中努力选取重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细节，让人读懂个人与家国发展至今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努力提高自己“讲故事”的能力，注重鲜活与真实的融合。

“讲故事”的能力很重要。《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甚至说，史前时代，智人获得了最终的成功，就在于“会讲故事”。人和人之间的合作，不需要彼此熟悉，只需要认同同一个故事即可。这些故事可以是同一套法律规则，同一种宗教信仰。

当然，赫拉利所说的是广义的“讲故事”。但我理想中的历史故事，也是如此境界，即共识之构建，重点在于对历史的共识。好的历史故事，不是告诉读者一些历史细节，比如慈禧太后每顿饭都吃些什么，也并非教人如何从纷纷扰扰的历史中学习生存之道，而是努力告诉读者：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

哪个人的身上不带着历史的烙印？科幻小说《沙丘》中，生活在沙漠深处的弗雷曼人有极具仪式感的穴地狂欢，喝下沙虫的生命之水，得以抹掉回忆、忘记历史。

但这只是科幻小说。恩格斯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和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一个人的身体发肤，来自父母，传承着父母的基因。但这个人的精神和思想中，却流淌着历史的基因。

只有我们读懂了中国历史，尤其是自1840年以来的近现代史，才会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仁人志士，又有那么多汉奸败类；为什么有人基于中国的历史对未来充满信心，而有些人却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甚至歪曲、抹黑历史，无所不用其极；为什么很多人充满自信，“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生种花（种花，谐音中华）家”，而有些人却恨父母没给自己生一副白皮囊……

我们都背负着历史往前走。在路上，共识很重要，共识也很难得。讲好历史故事，构建国人共识，正是我辈的使命。

损益

十年读史，读出的是对中国文化的自信。

从古至今，中国读书人的读书大境界不是升官发财，而是“美其身”。乡贤唐浩明先生以研究曾国藩著称，我曾上门请教曾国藩修身之道对今人的意义。唐先生说：“曾国藩一直走在成为圣贤的路上。”

汲取营养，摒弃糟粕，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是中国历史的魅力与生命力所在，也就是孔子所言的“损益”（《论语·为政》）二字。“损益”意即传承之道，对于上一朝代，不是完全颠覆，也不是萧规曹随、全盘照搬，而是有继承有发展，去其糟粕，留其精华。

“损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于中华文明至关重要。众所周知，古代四大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是中华文明。相比于人类文明重要的起源地——西亚两河流域、地中海与印度，战争与征服频频带来文明更迭（今天的印度早就不是当年唐僧西游取经的那个印度了），中华文明更多的是一种“孤独的成长”，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才被打破。

“孤独的成长”，并不是静止的，因为有“损益”。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确保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与此同时，中华文明因不断地大浪淘沙、自我调适，具有高度的生命力。

今天所说的中国、中国人，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范畴。它既包括5000年灿烂文明，也有近代史开启以来100余年的屈辱与抗争，还有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还有改革开放40余年的积累……

我们无法以某一段历史来限定中国、中国人，甚至不能以简单的时间递进来概括。它有5000年文明的基因，有革命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打上的烙印，也有不断学习外国文化，尤其是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和吸收。那种僵化的“非黑即白”式的思维，是无法真正理解当今中国和中国人的。

事实上，人类的历史也是一个“损益”的过程。人类有过那么多至暗时刻：奴隶制的罪恶、奥斯威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回首历史，人们总是痛惜美好被毁灭，并努力阻止这种毁灭，这就是人类进步的意义。

让自己变得更好，是自身努力的过程，也是学习他人的过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动态的，人类向上向善向美向好之心，是人类相信未来的最大动力。这个过程有时也是曲折的，甚至还可能在一定时期后退。傲慢与偏见是人类的大敌，但历史螺旋上升，此消彼长，处于不同文明之中的人们，都在追求一个更好的未来。

历史不可能终结，福山自己也承认了“历史终结论”的错误。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产生环境，也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才是人类文明理想境界。

我们从“损益”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自信无疑会油然而生。譬如今天谈儒家，有人往往嗤之以鼻，以为要“复古”，但是，儒学一直处于消化、吸纳外来思想后不断前行的动态之中。汉儒融入了道，宋儒吸纳了佛，今天的儒学更是消化、吸取了众多外来思想，儒学内部也在不断反思、检讨、演变，剔除了其中落后的部分。

从北宋的二程、张载，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再到明中期的王阳明，儒学一直在变化，及至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痛定思痛，基于问题导向，对儒家与时代的不适应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他批判过朱熹、王阳明、司马迁，甚至还有孔子。

他提出“理势合一”的历史观，痛斥“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不是“今不如昔”，要回到过去，也不是一段时期就简单循环一次，而是“新故相推，日生不滞”。

王船山先生是我老家湖南衡阳先贤。衡阳县有乡野名菜“夫子肉”和“夫子辣椒”，后来我才知道源于王船山（船山先生本名“王夫之”）。他逃避清廷追捕，隐居于尚未开化之穷乡僻壤，思考著述之余，利用当地食材发明了这两道美味。

但王船山对衡阳乃至湖南的贡献，又岂止这两道菜？船山精神是以求实、创新为内核的湖湘文化的一个源头，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谭嗣同、梁启超、黄兴、章炳麟、杨昌济、毛泽东等名人固然均不同程度受过他的影响，就连没读过几天书的衡阳乡民也不尚空谈，埋头苦干。

船山思想的传播过程，堪称“中国文化自信”的经典诠释。生前，船山先生的著作主要在其亲族好友中小范围传播。作为终其一生不向清朝低头的“硬骨头”，他自言200年之后才会有人知道他。

但是不用等到200年，船山先生逝世150年后，“湘学复兴之导师”（梁启超语）邓显鹤发现了《船山遗书》，欣喜若狂，刊布了船山先生著作18种，共150卷。

湖湘学子开始深受影响，其中包括曾国藩。曾国藩祖籍衡阳，妻子欧阳氏是衡阳人，他少年时代亦在衡阳石鼓书院（王船山曾任此书院教职）念过书，奉旨搞团练后，从长沙负气出走，来到衡阳操练湘军及水师，由此腾飞。

就是在衡阳练兵时，曾国藩立下承诺：平定太平天国后，校勘刻印《船山先生全集》。攻克南京一年后，1865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此大量刊行《船山遗书》刻本，计57种258卷，船山先生重要著作基本纳入此丛书，曾国藩作序。

从此，天下皆知王船山。1914年，长沙成立了船山学社，时常举行讲座，其中一个认真的听众就是青年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为船山学社题词。他如是评价：西方有个黑格尔，东方有个王船山。

可以说，晚清以来，处于忧患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自我修炼还是寻求“变法”，无论是推翻清王朝还是抵抗日本入侵，都能从王船山的著述中汲取营养，都能从中找到批判的武器。

值得一提的是，曾氏兄弟当初刊印《船山遗书》时，还是冒着一定风险的；20世纪90年代初，衡阳人唐浩明推出长篇小说《曾国藩》，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与此前语境中完全不同的曾国藩，也是冒着一定风险的。

有意思的是：唐家的祖先曾经办了一个私塾，请了名塾师汪觉庵，后来汪觉庵成为曾国藩的恩师，而汪觉庵的小女儿还嫁给了王船山六世孙王世全的第四子。

这是中国一代代读书人基于文化自信而自觉传承的担当，更是中国优秀文化的生命力！

中庸

与“损益”一样，“中庸”也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词。

有人常把“中庸”视为圆滑，大谬矣！“中庸”，朱熹注为“不偏不倚、无过无及”，是儒学推崇通过“至诚”而达到的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照我的理解，“中庸”是寻找平衡点的哲学，这个点往往并非对称点，可能是黄金分割点，也可能是体育比赛的“赛点”；这个点还是时常变换的，寻找这个点并不容易，有时需要斗争，甚至可能会矫枉过正。

但一旦把握到了这个点，就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使矛盾不致恶化，避免局势失控，进入均衡状态。但这种均衡状态也不是恒久不变的，所以读历史常有惊心动魄之感，国家、民族如同在时间的惊涛骇浪之上走钢丝，于动荡中寻找平衡。

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不变的，就是变。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宇宙中充塞着“气”，“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黄宗羲语），而“气”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也让天地万物相互关联，“生生日新”。

主宰这一切的不是上帝，“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朱熹语）。因此，人对“理”或“天理”或“道”的追求，就能达到追求整体和谐的目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境界。

今天看来，这确实是中国先贤苦苦探索天地造化规律的智慧结晶。更重要的启示是“人本主义”在中国早有萌芽。人本主义、人本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早在西周时期，中国人就意识到自己与“天”的关系，是“法天”“以天为则”，把“天”作为学习的一个榜样（这正是孔子迷恋西周的原因），而不是匍匐在“神”的脚下做奴隶。

“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境界，让人能够拥有与天、地一样平等的地位。如何走到这一步？靠人的自我德行提升。中国精神的精髓，就蕴藏在两句古语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中庸”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方法论，更是价值观，甚至可以视为折射中国文化包容性的一种善意设计，让人平衡心灵、不走极端。譬如儒道释，往往三者一体，趋于平衡，让人得意时不忘形，失意时不绝望，能入世也能出世，给了中国传统文人多少生存的智慧，更让苏轼这样的人成为中国人优雅人格的典范！

唐浩明先生治有一印，印缺了一角，正是他推崇的曾国藩“守阙”之道。真正得道之君子，要安于有缺陷的生存状态，如曾氏所言：“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在曾国藩眼里，“花好月圆”，不是最佳状态，最佳状态是花尚未全开、月尚未全圆的时候。大智慧！

上述的“天”是崇高的、善意的，但中国古人也深知，有时“天地不仁”、天意难测，这个时候怎么办？“中庸”之道，教出的确实不是迂腐的精致利己主义的孱弱儒生，而是为“道”“理”可以殉道的霹雳书生。

孟子说“虽千万人，吾往矣”，天地将倾，如果没人挺身而出，那只会顺势往一边倒。挺身而出者很清楚，以孤勇之躯又哪能力挽狂澜于既倒？但还是挺身而出了，他们是悲剧英雄，但他们的牺牲并非没有价值，他们是确保中国精气神千年赓续的守护者。历史的天平正因为有他们存在，才不会一头坠向暗黑深处。

孤勇者的传承更让人感动。有古人将于谦、史可法视为南宋文天祥再世，这就是历史基因的传承！读抗战史淞沪会战一段，装备低劣的中国海军派出两艘排水量仅10吨的鱼雷艇，出发主动攻击日军旗舰——排水量近万吨的重型巡洋舰“出云号”，这两艘鱼雷艇一艘名“史可法102号”，一艘名“文天祥171号”，读到此处，怎能不热泪长流……

我在《回到中国历史现场》中写了很多先贤，从孔子、墨子到苏轼、辛弃疾，再到王船山、谭嗣同……我在故纸堆里寻找他们的故事，仿佛也在与他们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他们伟大的人格力量。

世界从来不是按照理想模式运行的，但永远有人为了理想而奋不顾身。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传》有一句话被引用滥了：“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相对应的，中国思想家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中有同样表述，但更让中国人“心有戚戚焉”：

佛知空而执空，道知空而戏空，儒知空却执有，一无所靠而奋力自强。深知人生的荒凉、虚幻、谬误却珍惜此生，投入世界，让情感本体使虚无消失，所以虽心空万物却执着顽强，洒脱空灵却进退有度。修身齐家，正心诚意，努力取得超越时间的心灵境界……

为这段话，当浮一大白！

长征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太多这样壮烈的“殉道者”，他们殉的“道”，是共产主义理想。

人们习惯说“中国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确实，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中，可以依稀找到类似的为了理想信念赴汤蹈火的先贤影子，但找不到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把价值观与方法论、理想与纪律进行融合，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使中国共产党拥有了区别于人类历史上一切其他党派的独特属性。

读懂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才会读懂中国的近现代史；同样，读懂了中国的近现代史，才会读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1944年夏天，中国守军与日寇在衡阳有一场惨烈的大战。我父亲当年二十出头，曾被日军征去当挑夫，后来伺机逃脱。

衡阳保卫战，被誉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但是，衡阳保卫战注定不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历时半年。德军突入了城区，占领了市中心，继而占领了整座城市80%的地区。苏联红军一度岌岌可危，但硬撑着没有崩溃。最后崩溃的是德军，严寒降临，他们被增援的苏联红军“包了饺子”，此役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的转折点。

但是在衡阳，在中日双方都快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始终没有等来援军的衡阳守军最终被迫投降了。后人无法指责衡阳守军，他们尽力了，他们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但这毕竟是留给历史的最大遗憾。

多遗憾啊，衡阳守军都听到了遥远的枪炮声，如果援军能打进来，崩溃的就是日军，但历史又哪能假设……抗战期间，中国军队确实找不到几场酣畅淋漓的胜利。这是历史注定的遗憾——那个时代的中国，虽竭尽全力，仍身不由己。

这种无力感弥漫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中，有些人甚至已习惯了跪姿，把他搀起来，他双腿发抖，忍不住还想继续跪下去，直到抗美援朝几场对外敌酣畅淋漓的胜利之后——1950年冬天，在朝鲜半岛的长津湖，美军号称最能打的精锐部队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残了，清长大捷的消息传来，不仅美国人震惊了，100年来就没有正眼看过中国人的日本人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一个国家靠什么赢得尊重？实力。这才是世界的真相。中国文化历来强调和谐大于冲突，信奉“国虽大，好战必亡”，但是，没有实力守护和平的时候却去奢望和平，就是莫大的悲剧。

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这股在20世纪50年代注入的“精神国力”。这种强大的力量，是中共在无穷的苦难中磨砺出来的。

前些年，趁公干出差或休假旅游，我断断续续走完了长征路。2011年夏天，我们驱车翻越夹金山，这也是当年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山路盘旋，海拔渐高，车到山顶王母寨，大雾弥漫，几步之外的山路林石皆隐没不见。山顶氧气稀薄，我们走得很慢，轻声说话，突然间，大雾中现出一座碑来，“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王母寨纪念碑”，碑前有香，青烟袅袅。跟山下宝兴县城青衣江畔的长征纪念碑相比，这座碑低矮且简陋，但于沉沉雾中蓦然显现时，扑面而来的历史感，真切且深刻。

在长征路上，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同样诞生于中国内忧外患之际，同样有救国救民的初心，甚至连党的组织形态都同样“以俄为师”，堪称“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瓜”，但为什么却在历史中走向了两个方向？

除了信仰、理想、纪律、政治建设、群众关系等因素，国民党还缺少了一场苦难的长征。

读懂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遭遇过的一次次苦难，才会理解她的一切：不会屈服于外力压迫的“硬骨头”，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自我纠错能力，对纪律的严格要求，“理想信念大于天”的忠诚……

很多人误以为，长征之后，中共和红军就安全了，但鲜为人知的是，西安事变爆发前的1936年年底，中共和红军已山穷水尽，濒临绝境。一方面，陕北地瘠民贫，难以支撑一支大军；另一方面，红军寻求战略空间的努力严重受挫，西渡黄河失败，西路军损失殆尽。

虽然红军当时已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秘密结成三位一体，也在与国民党秘密谈判，但蒋介石手握一手好牌，自然想赢光对手。他逼迫张学良给疲惫不堪的红军补上最后一枪，你不开枪，就调走，换嫡系部队上来。

张学良左支右绌。红军局势日急，甚至计划再来一次长征——分路突围转战内地，经山西、河南、陕南，一年之后再打回到陕北或甘北。此行将途经国民党中央军势力范围，可以想象，这将远比此前的长征更艰难，红军和大批干部能否还保持下来，都将成问题。恰恰此时，西安事变爆发了。

这是历史对中共的眷顾吗？“运气”无法解释，更多是历史的必然：长征后期，面对国内国际局势，中共进行了重大战略转变，由“武装保卫苏联”转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促成了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处境和形象。

在外部因素中，张学良的转变至为关键。这个身负家恨国仇的军阀，在与红军秘密谈判时突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见谢春涛主编《入党：40个人的信仰选择》）。当时中共中央同意，但由于共产国际的反对，张学良没能入党。

张学良要求入党是一时冲动吗？探寻风雷激荡下的人物内心，确实是一场生动的历史课。张学良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说道：“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的）内心。”

为什么逆境中苦苦求存的共产党能够绝处逢生、绝地反击，而手握一手好牌的国民党，却把牌打得稀烂？答案，可以写成皇皇巨著，也可以很简单：

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而是因为共同的价值观才走到了一起。还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路上，新的长征，新的磨砺，从未停歇。

融生

历史会重演吗？

这是很多人喜欢问的问题。我总是回答：“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化。

相比于“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这句广为人知的名言，美国史学家约翰·托兰在《日本帝国衰亡史：1936—1945》序言中的一句话，或许更精辟：“历史不会简单地给人以教训，只有人类本性的再现，而不是历史的重演。”

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研究历史、书写历史，非常重要。例如，不能在今天一说儒学，就强调“半部《论语》治天下”，一部《论语》在当前是无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当代中国，经过70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40余年的改革开放，经历了工业体系的建设、市场经济的洗礼，从世界看，从历史看，均无法套用任何一种模式：不是简单延续中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再版，也不是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翻版。

没有一套现成的理论可以解释今天的中国，同样，也没有一套现成的理论，可以解释今天的世界。跨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人类，正亟待突破一个瓶颈：人文社科与自然科技同样在低迷徘徊。

譬如，2020年，世人最大的疑问应该是：以“上帝的选民”自诩的美国怎么了？以往理论，无法解释。旅美一甲子的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倒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美国信仰淡薄，个人主义沦于自私，“在城市之中，芸芸众生熙来攘往，满街是人，却都是社会学家所谓寂寞的人群”。许倬云先生提及的“寂寞的人群”，堪称一针见血。

当今世界，“人”的问题愈发凸显，战争、饥饿、贫富分化、大国霸凌、传染疾病等老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科技发展带来的人际关系的疏离，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侵蚀，反智主义与技术迷信同样盛行……人类上一轮解放还没彻底完成，又面临第二轮解放。

真的有“上帝的选民”吗？在当今世界，历史青睐的，是真正用心去解决“人”的问题的大智慧者。“人”，不是乌合之众，也不仅仅是一张张“选票”，而是一个个有尊严、有价值、正在创造历史的真实的人。

此时再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似乎听到了激荡至今的历史风雷之声。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就确立了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共产党宣言》大气磅礴地预测了未来理想的社会形式：“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力透纸背地写道：要建立“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生而为人，既脆弱又高贵。“自由人联合体”，蕴藏着对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在弊病丛生、焦虑盛行的当今世界，面对各种糟糕的“人类本性的再现”，“自由人联合体”怎么不可能站到人类社会道义的制高点？

“自由人联合体”，前提应是“以人为中心”。这无疑与当今中国的实践高度契合，诚如许倬云先生所云：“中国取精用宏，最后组成至今仍在人心的文化体系——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伦理观。”

“以人为中心”，是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佳切入点。哲学大家汤一介先生曾提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四个契合之处：其一，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的社会理想；其二，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注重实践的学说：其三，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从社会关系来定义“人”，而不是从抽象的个人来定义“人”；其四，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主张自然社会万事万物通过斗争而最终达到和谐。

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契合点，就是对“人”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古人则强调“天人合一”，共生和谐，《周易》更是有“天地人三才”之说，将人与天、地并论，高扬人道旗帜。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跟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相比，并不在一个层面。儒家文化提出“民为邦本”，把民比作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孟子甚至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归根结底，就是劝导君主要施“仁政”，使君民之间的对立不尖锐化，本质还是基于“君”与“民”的对立。

与“民”相比，儒家精英是高高在上的，“民本”很多时候只停留在宏观的理论层面。儒学走向衰败，就源于儒家精英与普罗大众的距离，儒家精英高高在上，高谈阔论而无实干之才，社会治理基本由胥吏掌握，“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语出南宋思想家叶适）。所谓“皇权不下乡”，政府对基层失去有效控制，结果可想而知。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则强调“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带领人民，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深度社会变革，缔造了一个真正的“以人为中心”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源自人民，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和人民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统一的。任何试图把中国共产党从中国人民中间“剔除”出去、制造对立的人，确实是太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了。

以前，有人喜欢宣称“我爱中国，但不爱政府”之类的言论，也有人振振有词：“我爱国家，但国家爱我吗？”但是，这次新冠疫情给大家上了何等生动与深刻的一堂课！“让子弹飞一会儿”，很重要，曾经的愤怒，曾经的迷信，过段时间再看，对照着再看看，并非那么回事儿。

中国人有什么理由不自信？！

历史的规律是大乱之后有大治。相信诞生过众多伟大思想家的西方文明，未来还能够继续诞生伟大的思想家。而在中国，我们这一代人则将幸运地看到中国智慧融合而生，为人类文明提供宝贵借鉴。

“中国智慧”，并不简单只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若干契合，更不是谁占多少比例的简单拼盘，而应是基于中国立场、摆脱西方话语体系之后的“融生”，是全新的中国思想、哲学指引，可视为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先进文化“损益”的基础上，对“中庸”的全新的追求：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之间，找到一个坚实的平衡点。

我们这个时代，注定深邃，不会平庸。

我们的历史和未来

我们的未来会好吗？

我们这一代人“历史感”很强。我在乡村长大，村子一直到我上初一时才通电。没有电的晚上，用煤油灯照明，煤油灯还有一个用处：夏夜燎蚊子，放下蚊帐，把煤油灯上的鼓形玻璃罩朝蚊子一凑，嗤一声轻响，冒一股焦香。

这是一段难忘的回忆。现在，煤油灯几乎只有到博物馆才能见到了。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经历的是浓缩的加速度的“中国时间”，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几十年便完成了工业化进程，骤然开始了欢呼尖叫、目眩神迷之旅。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未来就在前方。

相较于“历史会重演吗”这个问题，“未来会好吗”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预测未来，比阐释历史要困难得多。

但是，今天决定明天，历史决定未来。科幻大家阿西莫夫在代表作《基地》中写了一种神奇的心理史学，成功地预测了银河帝国的命运和人类的未来。书中的心理史学是以物理学的气体分子动力学转化而成的社会学说：

气体分子动力学不能估计每个分子的运动，但能计算出整体是膨胀还是收缩；同样的道理，心理史学不能预测个人的命运，但把经济及社会力量的影响导入模型后，就完全可以通过统计科学的计算，准确地预测出社会的发展走向，甚至可以在关键点导入适当的变数，进而改变以后社会发展的可能途径。

初读《基地》，甚感玄幻，但是，在今天大数据与每个人发生关联时，心理史学或许很快成为现实。我们应该充满自信：中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加上中国人历来勤奋，且有从古至今形成的价值观，比如做到个人服从集体、责任大于权利等，虽然曾被人诟病，但在这次疫情期间，中国年轻人表现出来的自律力与责任感，让人深感中国未来大有希望。

亿万在路上的中国人，只要坚持，保持定力，中国更美好的未来是可以预测到的。至于我本人，还将继续撰写读史专栏，但不打算再熬夜了，宁肯少写几篇，也要重视健康。

按第二个百年目标，至2050年，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我是1972年生人，届时年近八旬，还能热烈拥抱历史，老泪纵横，且步履矫健。

2020年7月1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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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国历史现场》系列之《世道人心》

书号：ISBN978-7-5435-8901-1

作者：关山远

出版时间：2021年2月

出版发行：广西教育出版社

定价：78.00元（全两册）

监制：易艳刚|责编：赵岑|校对：莫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