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亚瑟·毕森：1937，延安对话丨新刊
发布时间：2021-07-02 12:33:57来源：当代
1937，延安对话
（美）托马斯·亚瑟·毕森著
李彦译
编者按：
本刊于2019年4期发表了旅加作家李彦的一篇文章，“校园里那株美洲蕾”，讲述了一位命运与中国息息相关的美国学者的跌宕人生。这位学者，就是《1937，延安对话》的作者托马斯·亚瑟·毕森，20世纪早期美国著名的东亚问题研究专家，曾经担任过美国政府的东亚政治经济顾问，也是《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好朋友。“校园”一文的核心，是对毕森在抗战前夕到访延安的介绍和对其命运的感慨。文章强调，由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观察和思考，尤其是对延安的访问和记录，毕森在思想上发生转变，从信仰上帝转为信仰马克思主义。
20世纪初，毕森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先后在安徽省怀远县的一所中学和燕京大学任教。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之前，在斯诺的帮助下，与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现实与根据地的日常，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并将这些见闻与采访记在两个笔记本上。除了文字记录之外，毕森一行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实际状况，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面容与身姿。通过这些珍贵的笔记和照片，不仅能领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容貌风采、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更能证实中国革命的正义性，证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这是一部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笔记，是一部未经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这些笔记和照片，就是“校园”文中提到的《延安笔记》。里面的内容素材，除了毕森在其相关专著中引用过，只在1973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过，之后再未出版。在此之前，也没有授权中国的出版社出版中文版。
在各方协助、推动下，从动意引进《延安笔记》中文版至今，用了两年半左右的时间，80年前那两本铅笔记录的《延安笔记》，最后定名为《1937，延安对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前言
这部简短论著的资料来源于两个小小的笔记本。当初，我是用铅笔做的记录。好在岁月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字迹依旧清晰可鉴，正如书中所附的图片所显示的那样。
笔记本之一，记录了我们在往返延安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包括在延安度过的那几个日夜。另外一本笔记，则是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时的当场记录。
在过去的几十年岁月里，我曾辗转流离，多次搬迁，但是，这两本笔记却一直完好无损地保存在身边，跟随着我，浪迹天涯。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它们在我脑中所蕴含的意义有多么重大。
然而，星移斗转，岁月流逝，直到最近，我却从未考虑过要采用这两本笔记中的素材，做一次完整严谨、深思熟虑的论述。
如今看来，当初拍摄的那些照片，已然拥有极其特殊的价值了。那些1937年时延安城里的景象，倒是没有什么亮丽之处。不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领袖，当时正值盛年。年纪最轻的周恩来，那时才只有39岁。他们的面容与身姿，今天都已成为弥足珍贵的史料了。
如笔记本中所言，这个故事可以大致分成三个部分：对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采访；在延安四天四夜的见闻；在春潮泛滥的日子里跋山涉水，从西安驱车前往延安的艰辛旅途。
毛泽东在1937年时所做出的某些论断，竟然与今天的形势有着异乎寻常的紧密关联。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初对北京的访问，不过仅仅是鲜明地印证了毛泽东早年留下的名言罢了。因为早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就已经阐述过，中国共产党需要采取切合实际的政策。
如我在笔记中所记录的那样，对毛泽东的前后两次访谈，尽管我是通过翻译草草记录下来这一切的，但其内容却彰显出，他具有异常清晰的思维和表达方式。
至于毛泽东所谈及的三十年代的某些事件，我却感到很有必要用括号的方式补充上一些注释。因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谈话中所涉及的那些历史事件，属于路人皆知的事情。但是，三十五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行人若问当年事，一切恐怕早已不复当初，恐被今人遗忘了。
对朱德和周恩来的访谈，我也做了一些注释，这样也许可以帮助今天的读者理解那个时代的一些问题以及它们在其后的发展。
在结尾的那个章节，我记叙了初抵延安时，所见所闻在我脑中激起的强烈感怀。在这点上，我和埃德加·斯诺以及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曾去延安访问过的其他外国人一样，恐怕是灵犀相通吧。
我们抵达延安的时候，正值国民党和共产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谈判已经大部分达成了协议之时。统一战线的建立，可被看作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分水岭。我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都曾竭力强调过，要发挥国共统一战线的核心作用。那是基于我在延安的访谈以及我对形势的判断之后所发出的真诚呼唤。
托马斯·亚瑟·毕森
1972年6月30日
第四章 延安日夜
第一个夜晚，就这样在愉快之中度过了。
送走了所有客人后，大家回到各自的房间里安歇。我独自一人，花了一个小时的工夫，准备采访时将要提出的问题。这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接下来的三个白天，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没有留下一点空闲时间。后面的两个晚上，也与第一晚同样，所有的活动都持续到凌晨一两点钟才结束。凡是我们醒着的每一分钟，几乎都有应接不暇的事情等着要做。
鉴于此，我匆匆记下来的这些文字，读起来就更像是目录和摘要了，而非有血有肉、生动详细的描述。幸好还有照相机作为补充，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资料。
对共产党领导人的采访，是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因此占用的时间最多。
延安的景色，与那里的人们一样，也处处令人兴奋、激动。这里有高大的城墙、潺潺的河流、庄严的佛塔、热闹的街道，经常可见到放声高歌、列队而过的红军队伍。
我脑中不停地翻腾着一个念头：这里，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心脏。
在我们到来之前，鲜少有外国人涉足过这片土地。当然，埃德加·斯诺算得上是妇孺皆知的外国人了。他来过陕北之后，已经为报纸和杂志撰写了一系列新闻报道。但是，那部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此刻尚在撰写的过程之中。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都十分慷慨地奉献出了自己的宝贵时间。我们的到来，可说是正逢其时。除了在据此颇为遥远的中国南方某些地方还有一些零星的战斗之外，国共之间基本上已经消除了战火硝烟。
统一战线的谈判，进展得十分顺利。在抗日战争正式打响之前的这个月里，不论在延安还是在中国其他地方，到处都蕴含着一种寻求政治上安宁、平静的气氛。
1937年，托马斯·亚瑟·毕森（右二）与朋友们到访延安
星期二，六月二十二日
我们在延安的第一个早晨，访问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的主要机构。
在途中，我们的照相机抓拍到了一支正在行进中的红军队伍。
进入抗大之后，便再次遇到了一个惊喜。朱德正在那里给一个班的学员们做报告。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位红军司令员。他体魄强壮结实、五官轮廓鲜明，与我们心目中的想象十分吻合。
看到我们，朱德很快就中断了他的讲话，来到大门口，与我们一一握手，并配合我们的要求，与大家合影留念。其中一张他单独拍摄的照片，可以算得上一幅绝佳的肖像，展现出他在四十九岁的年纪上，依旧神采奕奕、充满活力。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已经与好几位抗大的学员和教师进行了交流。他们的精神面貌和高昂的士气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身旁那些空旷简陋的宿舍和课堂，形成了反差巨大的鲜明对照。
看着眼前的这些人，还有他们的生活环境，我突然生出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这些人正在全力以赴地准备着，一旦抗日战争打响之后，他们将立即承担起延安的突击队重任。
我们失去了和抗大校长林彪见面的机会。他在骑马时不小心跌落，严重骨折，正在养伤。
对毛泽东的采访，花去了很长的时间。但这是我们的重头戏，所以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
毛泽东在他那间简朴至极的窑洞式书房里会见了我们。那个时候，他所居住的地方就在延安城的山坡上边，来去十分方便，而不是后来因为轰炸而被迫分散到周边地区的那排窑洞。
毛泽东的书房不大，我们几个人，再加上翻译，就挤满了整个空间。
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延安那种无拘无束、亲切随意的气氛了。在毛泽东这里停留时，又额外增加了喝茶聊天的乐趣。一切都像是不紧不慢的，但一切又都是严肃认真的，没浪费一分一秒的时光。
毛泽东不失时机，立刻就开始了谈话，并始终对谈话起着主导作用。但他自始至终都注意着，让这次采访以问答的方式来进行。他每说上几句话就会停顿下来，让那位出色的英文翻译转换成英语。这样也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去做完整的笔记。
毫无疑问，在国共两党最近所讨论的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毛泽东肯定反复多次地处理过各种各样的提案和争议。然而，考虑到他此刻是在一个非官方的场合，几乎就像是在和普通人闲聊那样，所以，这种采访形式本身，就为我提供了一次绝佳的观察机会，足以见证毛泽东清晰的头脑和知性力量。
如今回首往事，记得1937年的秋天，当我离开延安，回到北平后，第一次着手整理我的笔记时，那时就感到，如果有朝一日我打算把这些采访时记录的段落编辑成书出版的话，甚至根本用不着做任何修改，就完全可以发表。
毛泽东那年四十三岁了，身材瘦削，动作敏捷，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显示出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气质来。不知为何，他的种种优点和魅力完美得融为一体，再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审慎的态度，竟让人感觉到一种高深莫测。
更出人意料的是，他会在每次采访开始时，突然间抛出来一串连珠妙语，既生动又幽默。虽然我没能记录下来，但岁月如梭，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谈笑风生、潇洒自如，却依然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鲜明如初。
这个下午的采访开始时，毛泽东让我们每个人先各自介绍一下所从事的工作。当我们中的一人提到，菲立浦·贾菲先生是经营圣诞卡的批发商时，毛泽东便脱口而出道：“上帝保佑你的圣诞卡生意兴隆啊！”
那天的晚饭，是在朱德家里吃的。他的住处，比毛泽东的略微宽敞，布置得也稍微像样些。一同就餐的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还有其他人。
吃完饭后，大家一面等候去剧院看演出，一面在晚霞映照的院落里参观浏览。
夜幕下垂之后，我们大家一起走到了剧院。那是一座高大的房屋，外表就像美国农庄里常见的谷仓一样。里面摆放着能坐几百个人的长条板凳，还有一座不小的舞台。
表演的节目丰富多彩，有一半是戏剧，另外一半是五花八门的各种艺术形式。被当地人称为“红小鬼”的少先队队员们表演了几个活报剧。还有在中国竹笛伴奏下翩翩起舞的芭蕾选段。也有高尔基的话剧《母亲》的选场。但是，大部分话剧的内容都反映出当地的特色。通常都是独幕话剧，也一律都会传达出某种信念。有的是与社会相关的，例如破除封建迷信旧习俗、提倡锻炼身体讲卫生。也有的携带着政治色彩，例如反对日本侵略、提倡民主选举和全国结成统一战线等等。
毛泽东、朱德、博古和我们几个人坐在一处。大家和全场观众一样，对每个节目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
毕森去往延安前，在北平与家人合照
星期三，六月二十三日
昨天在剧院观看了文艺表演之后，拖到很晚，大家才上床休息。所以，今天吃早饭时，众人姗姗来迟，耽误了点时间，也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醒来时，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致使延安街道上泥泞难行。大家不由自主地开始担忧起来，回程的路况，将会遇到哪些考验呢？
上午十点钟前后，我们来到了朱德那里，对他进行访谈。这是我们此行的第二个重要采访。他那种开朗、亲切的性格总是让人感到快乐。和他见过这么几面之后，我们大家差不多都生出来一种愿望，很想以他为良师益友。
朱德年轻时曾在欧洲留学数年，主要是在德国居住。但他好像丝毫没受到欧风的熏染。我们为他所拍摄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出，他的面孔，是中国革命运动中一张地地道道的农民的脸庞。他的言谈话语通常也是简明扼要、直截了当、清清楚楚的。这对做笔记的人来说，实在是个福气。
在朱德的住处，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徐向前。当我们的采访接近尾声时，徐向前迈入了朱德的房间。
他们俩其实都是军事家，所谈之事也都是军务方面的。但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这些军事家轻而易举地就偏离了他们的本行，转到政治问题上来了。而且，政治竟然也成为了他们的工作重心。
因为欧文·拉铁摩尔提到了有关新疆的某些问题，于是，朱德和徐向前便取出来一张很大的中国西部地图，与我们进行探讨。当然，所涉及的那些问题，也都是与政治息息相关的。
虽然红军在眼下没有进行任何战斗，但红军的存在，仍然可以为毛泽东的名言增添上一条诠释。对于1937年延安的领导人们来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这句话实乃至理名言。
那天下午，我们的采访对象是博古。他当时的头衔是“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
我们和博古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土地政策、民主选举等方面的措施。这些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将会成为中国内战时期对社会进行改革的决定性因素。
在政治领域里，中国共产党所呼吁建立的统一战线中的条款之一，也包括通过选举产生各级政府的号召。在共产党这方面来看，当时的民主选举方式，正在陕甘宁边区得以落实。
过去近十年期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那些中央苏区，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但在眼下，陕甘宁边区正在用民主选举的政府来代替过去的苏维埃政权。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了华北的大片领土，并逐步在那些地方建立了很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政权。
在经济方面，延安在国共统一战线的谈判中，竭力倡导推行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提出了温和的农业改良政策建议。当然，这一点其实也符合国民党在冠冕堂皇地耍嘴皮子时的主张。
1937年6月时，在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些新地盘里，崭新的农业政策已经完全得以实施。这些新政策取代了没收地主土地的革命性政策，变为强制推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地主们如果愿意遵守规定，那就欢迎他们也加入到抗日斗争的阵营中来。
博古的谈话清楚地阐明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从广义上来看，追求的是社会进步的民主共和制。共产党正是以此来作为他们对抗日战争的鼎力支持的。
共产党这些主张如果要想获取成功，就需要与蒋介石政府进行合作。但是，在国民党统治的那些地区，蒋介石既没有实行过民主选举，也没有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勒索行为采取过任何限制措施。
欧文·拉铁摩尔独自一人留了下来，与博古进一步深入交谈，以便了解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少数民族政策。其余的人则随我一道去了毛泽东那里，对他进行第二次采访。
毛泽东对即将到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表了极为坦率真诚的看法。毛泽东认为，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是必要的，也是必将会发生的。
这天晚上，是我们唯一一次在自己的住所里用晚餐。晚餐之后，我们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漫长的谈话。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
周恩来正在处理国共统一战线方面的谈判。这要占用他相当大的精力。因此，我们和他碰面的机会，远远少于其他领导人。
他留着胡须，是个干净利落、衣冠整洁的人。普普通通的红军军装穿在他身上，却能显示出卓尔不群的风采来。从表面上看去，他像个知识分子，但实际上，他却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个老牌共产党员。在他从事地下工作的那些岁月里，曾多次虎口脱险，与死神擦肩而过。
他也参加过艰苦卓绝的长征。但从他的气质来看，与青年时代在欧洲留学的那段经历，倒是颇为吻合的。
周恩来说，他愿意用英文进行采访，因为他需要练习。我们用英文开始了交谈。但很快就还是转为中文了。
直到此刻，我们才了解到，几天前，我们在渭河畔草滩渡口看到的那架飞机，原来是蒋介石的私人飞机。当时，这架飞机正在护送周恩来从庐山牯岭返回延安。
这天夜里，提到国共统一战线谈判中的原则性问题时，那些一直对外界隐瞒着的谜团，在顷刻间就云开雾散了。
周恩来十分乐意、也非常迫切地想要向我们提供事实，就连那些国共双方尚未达成共识的一些微妙的细节，他也毫无顾忌地和盘托出，摆在了我们面前。
从另一方面考虑，假如蒋介石想要对谈判的内容进行保密的话，他也有充足的理由那样做。哪怕只是为了对付国民党内部右翼分子的反对，他也必需保密才行。
至于日本人，则可以肯定地说，那个阶段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无巨细，没有什么是能够瞒得过日本人眼睛的。
尽管在此之前，通过对其他几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访谈，我已了解到了不少关于国共统一战线谈判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周恩来所提供给我们的有关谈判中的那些细节，还是足以令我们感到惊讶。
这是我们第一次完全了解到，谈判在当时已经进展到十分深入的程度了，而且，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国共双方已经接近达成协议了。
毕森镜头下的延安时期中共领袖：
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
星期四，六月二十四日
这是我们在延安的最后一天了。
那天早上，我们经历了来到延安之后最为紧张的一场考验：面对一大群人作讲演。
会议的组织者是红军队伍里的指挥员。听众则是正在参加培训的军人。朱德亲自担任会议主持人。
这次露天讲演的场景气势宏大、蔚为壮观。在一块十分宽敞的平地上，聚集了数百名身穿军装的人们。他们多数席地而坐，少数人坐在长条板凳上。最前面，摆放着一张普普通通的木头桌子，供讲演者使用。延安那座著名的宝塔，就在不远处的山顶上俯瞰着我们。
在讲演的过程中，我们时不时地就会停顿下来，以便我们的讲话被翻译成中文。首先发言的是菲立浦·贾菲，然后是我，最后一个是欧文·拉铁摩尔。
我的笔记中没有留下来当时我所说过的话。事后竟然也丝毫回忆不起来了。迄今为止，我仅能记得其中一个微小的细节，而那个细节却恰恰证明了，人的大脑是如何运转的。
在我的讲演中，那位中国翻译所使用的一个中文词汇“中间”，强烈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结果，那个词汇萦绕在我的脑中，令我终生难以忘却。就因为有这么一个微小的线索，我才能在事后逐渐回忆起来，当时在讲演时，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延安，我们是站在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的中心。”
……
下午的参观活动结束后，我们在延安的任务就算大功告成了。
行囊都整理好了，全部塞入我们最珍惜期的那辆汽车之中。在车子两旁，依然灌满了足够的汽油。衷心希望我们能平安顺利地返回西安城。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还有博古都来了，为我们送行。大家互相交换着美好的祝愿，然后就挥手告别了。
空气中，依然洋溢着那种无拘无束、轻松随意的气氛，一切都没有改变。然而，此时此刻，那种气氛却更深地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扉。
告别的时刻，仓促且短暂。我们踏上归程时，也是随随便便的。在延安的这几天，实在是过于繁忙了。无论是走马观花，目不暇给，还是深入思考每件事物的意义所在，都在我们脑中刻下了太多的印痕，来不及一一消化。
但是，我坚定地相信，对这次访问的反馈和思考，终将有一天，会重新浮出水面。
精彩全文见《当代》2021年4期
作者简介：托马斯·亚瑟·毕森（ThomasArthurBisson1900-1979）：20世纪早期美国著名的东亚问题研究专家，担任过美国政府的东亚政治经济顾问。曾于1924年至1928年期间来到中国，先后在安徽省怀远县一所中学以及燕京大学执教。1937年6月，到访延安，后返回美国。1948年至1953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任教。后因麦卡锡主义政策影响被迫离开美国。1969年，应邀到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任教，为该校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奠基人。
译者简介：李彦，北京人，1987年赴加拿大留学。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任教。现任文化及语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2007年起担任滑铁卢孔子学院加方院长，长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从1985年起从事中英文双语创作、翻译。曾获中外多个文学奖项。主要作品包括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雪百合》；中文长篇小说《海底》《嫁得西风》；自译中文小说《红浮萍》；纪实文学《兰台遗卷》《不远万里》；作品集《尺素天涯》《吕梁箫声》《羊群》，译作《白宫生活》；合著中英文双语对照《中国文学选读》、英语文集《沿着丝绸之路》《重读白求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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