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曲：民建领导人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

发布时间：2021-07-07 20:41:53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早在民建成立之初，就留下了许多中共领导人与民建发起人联系交友、开展协商的史实故事。76年来，民建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走过了一条不断追求探索、不断有所作为、不断成长进步的发展道路。值此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与大家分享这些珍贵的史料，共同回忆往昔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岁月。

黄炎培：沧浪之水清兮

1957年，毛泽东与黄炎培亲切交谈。

民建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候补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合影。

黄炎培是民建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卓越领导人，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黄炎培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一起提出了要求国民党早日结束一党专制、实施宪政的提案。1938年5月，黄炎培在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期间，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畅谈抗战形势。在那次参政会上，他还结识了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博古）、邓颖超等共产党参议员。从此他们经常往来，深切长谈，建立了诚挚的友谊。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共产党与国民党究竟“谁得国人信仰”，是黄炎培和一些人想弄清楚的问题。1945年6月，黄炎培等人联合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促成国共两党恢复商谈，解决国内团结问题。中共欢迎他们来延安商谈国事，1945年7月初，黄炎培与国民参政员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一行，从重庆飞抵延安访问。黄炎培目睹延安的施政措施和大生产成就，广泛会见了中共领导人，又与毛泽东促膝长谈。

在谈到中国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时，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毛泽东的一席话，让黄炎培为之精神振奋，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周期律”和民主的对话，至今仍脍炙人口，引人深思。回重庆后，黄炎培写了《延安归来》一书，真实地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方针政策和大生产成就，揭穿了国民党的种种谣言。

在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前5天，即1946年1月26日，正当黄炎培参加和平建国纲领组的第八次会议讨论时，国民党军警宪特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黄炎培的寓所“菁园”，控制了电话，封锁了通道，捆绑了寓所的工作人员，翻箱倒柜，大肆搜查。黄炎培寓所被搜查的事件发生后，中共代表团首先向黄表示慰问和支持。第二天《新华日报》以《军警宪兵特务竟搜查黄炎培住宅》的大字标题，详细报道暴行真相；同时发表《实现人民身体和居住自由》的社论，严正抨击国民党政府违背“四项诺言”的行径。终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正式向黄炎培道歉。政协会议后，黄炎培往来沪宁间，协助国共两党继续进行和谈，维护政协五项协议，抵制国民党一党召集非法国民大会。

1949年2月，黄炎培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潜走香港，转道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而就在这个时刻，他的次子黄竞武于5月12日在上海被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逮捕，并于18日凌晨惨遭杀害。黄炎培对此感觉悲痛难当，但他立场坚定，顾全大局，向对他表示慰问的中共领导人陈毅等表示：“儿子竞武遭难，赐电齿及，不胜哀感。竞武仅一专门技术人员，只因为民主服务，惨遭杀害，亦可云求仁得仁。炎培虽老未衰，尤愿随诸先生后，对人民革命更加努力，以补诸先生对此儿已绝之期望，敬此道谢！”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黄炎培代表民主建国会出席新政协，被推为负责草拟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小组副组长。其后，黄炎培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后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时担任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黄炎培在《为参加行政工作一封公开信》中说：“我自从参加人民政协，就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了政务院工作。三十三年来给我官不做的我，现在怎么做起来呢？这点愿向诸位说明一下：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

胡厥文：一片丹心图报国

1960年4月，在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与胡厥文亲切交谈。

著名实业家胡厥文是民建创始人之一，历任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副主任委员，第三届中央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主席，第四、五届中央名誉主席。

抗战时期在重庆期间，胡厥文先后接触到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中共领导人对国内外形势洞若观火的分析、忠贞谋国的卓识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令胡厥文十分钦佩，也使他深感共产党是为国家、民族谋利益的政党。

周恩来还多次到沙坪坝胡厥文家中探望，和他亲切交谈。周恩来勉励他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抗战到底，为国家为民族多做贡献，并送去了延安生产的小米、红枣和编织草席等，使胡厥文深受感动。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广泛地接触工商界人士，宣传中共和平建国的主张，以及中共对民族工商界的政策等。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在星五聚餐会上发表了《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周恩来讲了三个问题：政治环境、发展经济和税收、劳资。胡厥文听了周恩来的演讲之后，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全面的了解，特别是关于民族工商界的方针政策。胡厥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自己的想法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这对民主建国会确定自己的政治主张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正是在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的影响下，胡厥文逐步从“实业救国”的幻想中解脱出来，积极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洪流中。胡厥文经常说：“周恩来同志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业师。”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天，周恩来、胡厥文以及中共其他干部在机场迎接外宾，天气突变，下起雨来，在场的一位同志赶忙给周总理撑起一把伞。总理说，我不要撑伞，你也不要撑伞。他还要求其他带了伞的中共领导干部都不要撑伞。然而，周恩来却走到胡厥文的面前，对他说，你的年纪大了，一定要撑伞。胡厥文只好从命。过后看大家都不撑伞，他也把伞收起来。周恩来发现后，又来嘱咐他撑伞，如是者三。这件事情虽然细小，却给胡厥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0年代，胡厥文在民建和工商联工作中提出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国家过渡时期，他积极宣传、推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率先在自己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介绍自己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体会、认识，帮助同业主动参加利国利己的事业。胡厥文在工商界中向来有很高威信，他的言行对于工商界积极配合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良好的引导鼓动作用。

1973年胡厥文得了肠癌，手术后，周恩来打电话给他，专门询问他的身体情况。以后，又找他长谈两次，以诚相待讲述自己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实际上，周恩来当时已得了癌症，正在住院治疗，但仍然这样关心尊敬党外老朋友，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使朋友难以忘怀。

1979年1月，胡厥文与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应邓小平的邀请，商谈对外开放、吸收外资以及在经济建设中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等问题。会后不久，他就写了《关于怎样调动工商业界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意见》，并在工商界中广泛宣传党的政策。他领导中国民主建国会与全国工商联密切配合，提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努力为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献计献策。

胡厥文一生只蓄过两次胡须：第一次是1931年日寇侵入中国后，为铭记国难，留了胡须，直到抗战胜利；第二次就是周总理去世后，当他听到噩耗，不禁为痛失人生第一知己吟诗三首以寄托哀思，诗中有“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之句。他留起胡须，以明其志，决心为实现周总理提出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夙愿而贡献自己的余热。

孙起孟：值得信赖的挚友

1979年10月19日，全国政协宴请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邓小平与孙起孟亲切交谈。

孙起孟，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卓越领导人。

早在1939年，孙起孟就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鼓励他服从革命需要，并以党外布尔什维克相勉。后来虽经历坎坷，但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念，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始终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作为中国共产党值得信赖的挚友和诤友，他在共同的事业中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

1949年9月30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全体代表到北京饭店举行了近800人的盛大宴会以示庆祝。孙起孟情不自禁地喝了过量的酒，回到勤政殿办公室已经有点醉了。他建议经常熬夜的齐燕铭去休息，自己来值班。当孙起孟料理好一些事情之后，已是10月1日凌晨。正在睡意缱绻之际，忽然听得有人进屋的轻微声响，他猛然抬头一看，竟然是周恩来。这使得孙起孟感到十分惶愧不安!周恩来总是工作在前，休息在后，不眠之夜对他来说是常事，新政协的任何一件比较重要的工作，莫不凝聚着他的心血。孙起孟没有想到在这时候，他还是精神抖擞地亲临总值班室来检查工作、布置工作。周恩来不但没有责备一副倦容的孙起孟，反而耐心细致地指导孙起孟怎样把有关开国大典的几个重要工作环节搞清楚，布置好。当他交代检查完事情离开总值班室时，天已经开始发亮，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天。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民建主要领导成员经过集体讨论，由孙起孟执笔，起草了《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发表在8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民建的声明阐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声明发表当天，毛泽东就致信黄炎培，称赞“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了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1993年3月，在孙起孟的主持下，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进了宪法序言之中，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了这一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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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鲍家树孙靖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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