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乐丨梁启超：“亚洲门罗主义”的祛魅者
发布时间：2021-07-18 22:39:49来源：章黄国学
梁启超：“亚洲门罗主义”的祛魅者
文丨章永乐
作为一种政策的“亚洲门罗主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结束，然而中国文化—政治精英对于日式“门罗主义”的态度从正面转向负面，却发生在很早以前。要讲述“门罗主义”在华传播的故事，追溯中国文化—政治精英对日本认知的转变，可谓不可或缺的环节。
在19、20世纪之交，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一开始都对日本政府与民间力量有所期待，与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话语使用者之间互有唱酬。这一局面部分源于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自“三国干涉还辽”以来，日本受到欧美列强的巨大压力，一度试图与中国修好，“中国保全论”在日本盛极一时。日本政府也积极投资于未来，大力吸收中国留学生，并派人前往中国游说中国政学要人。维新派主持的“大同译书局”于1898年出版了樽井藤吉1893年在日本出版的《大东合邦论》，康有为在1897—1898年力主“联日”，甚至提出中、日、英、美四国“合邦”的主张。维新变法失败之后，康梁等人流亡海外，日本则是其重要据点。而同时正在形成的反满革命派，也试图寻求日本政府和民间的支持——如前所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这一反满口号本身就来自中国旅日精英，受到日本所转译的美国“门罗主义”以及由此激发的日式“门罗主义”话语的影响。
康有为
但随着形势的向前发展，中国的知识界与舆论界代表人物对于“亚洲门罗主义”的态度也不断发生分化。在旅日知识分子之中，康有为大概是最早挣脱“亚洲门罗主义”的人士之一。他在百日维新失败之后流亡日本，仿效申包胥作“秦庭之哭”，希望获得日本政府的支持，救出光绪皇帝，继续推进维新变法。在求助的过程中，康有为也诉诸了日本的“亚洲主义”话语。然而，日本政府忌惮欧美列强的反应，清政府也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后者约束康党在日本的政治活动。于是，日本政府向康有为施加压力，1899年3月，康有为“自愿”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对于康有为而言，这是一段颇为黑暗的经历。在此之前，日本明治维新是康有为笔下常见的维新变法范例；在此之后，他心目中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同时，由于康有为以北美为基础组织的保皇会从财政上依赖于海外华侨捐款，并不试图从日本政府和民间人士获得支持，这种财政上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康有为为何没有多少动力以“亚洲主义”话语来取悦于日本朝野人士。
然而，许多近代中国文化—政治精英，或者长居日本，或者是在康有为离开日本之后，才抵达日本。他们与日本“亚洲门罗主义”的关系，也更为复杂，挣脱“亚洲门罗主义”话语的过程，也更为曲折。
……
梁启超
与康有为在日本政府压力下“自愿”离开不同，梁启超赴日不久即发现，他可以凭借对于西学的日语翻译，迅速了解和吸收西学知识，于是长期滞留日本，直至辛亥革命之后回国。梁启超在赴日之初受到日式“门罗主义”话语影响，但在20世纪初就看到了日式“门罗主义”话语背后的侵略动机，主张中国通过自强恢复其“亚洲宗主”的地位。在其后续政治生涯中，梁启超有亲日的时刻，也有反日的时刻，但均以政治实效为导向，对日式“门罗主义”并没有多少幻觉。
1898年初赴日本的梁启超对日本仍抱有不少期待，其话语也与日本的“亚洲主义”话语有所呼应。当年12月梁启超创办《清议报》之时，其“叙例”（创刊词）中陈明四条宗旨：
“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并呼吁“我支那四万万同胞之国民，当共鉴之，我黄色种人欲图二十世纪亚洲自治之业者，当共赞之”。
清议报
梁启超在此所用的话语，与日本当时流行的“亚洲主义”有强烈的呼应。在不久后发表的《论学日本文之益》中，梁启超这样论述学日语的意义：
“日本与我唇齿兄弟之国，必互泯畛域，协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他日支那、日本两国殆将成合邦之局，而言语之互通，实为联合第一义焉。故日本之志士，当以学汉文汉语为第一义，支那之志士，亦当以学和文和语为第一义。”
此段文字更具日本“亚洲主义”的色彩。
然而，在1899这一年中，梁启超在《清议报》上所发表评论的基调即发生了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其《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一文，在其中梁启超指出，日本人的“保亚洲独立主义”和“与欧洲均势主义”都存在很大的盲点，未能看到中国人种、地势、宗教均倾向于统一，光绪皇帝英明，民间自治力量发达，海外华侨为数众多，因而具有自我保全的潜力。日本如与欧美列强分割中国，则必然唇亡齿寒，其即便从中国获得土地，亦难以保全；但日本以交好慈禧太后政府为“保全”之策，在梁启超看来也不得其法。其时梁启超期待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动员，拥戴光绪推行君主立宪，实现中国的自强。在《保全支那》一文中，梁启超更直接指出：
“欧人日本人，动曰保全支那。吾生平最不喜闻此言。支那而须借他人之保全也，则必不能保全；支那而可以保全也，则必不借他人之保全。言保全人者，是谓侵人自由；望人之保全我者，是谓放弃自由。”
在此，梁启超将其通过日文转译所了解到的欧洲自由学说运用到对日式“门罗主义”的分析上。
1900年中国遭遇八国联军入侵，濒临被瓜分的边缘。在《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中，梁启超评论了列强对待中国的几种可能的方法。他指出，类似英法共治埃及的做法，在中国会碰到列强相互争斗、无法协调的问题，并不可行；至于18世纪普、奥、俄瓜分波兰的做法，更会遭遇中国民众的剧烈抵抗。梁启超不仅看到了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人民的抵抗，更注意到菲律宾革命与非洲德兰士瓦布尔人反抗英国的战争，这让梁启超相信，弱小民族的反抗具有一定的力量。至于未来的走向，梁启超肯定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对于“保全”中国土地与自主权的意义，又称：
“……英国为世界文明先进第一之国，日本为我东方兄弟唇齿相依之交，其待中国之心，亦与美国略同，美国肯力任其难，英日必联袂而起”。
这是寄希望于美、日、英三国牵制其他列强瓜分中国的主张，从而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自主。
如果说《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对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仍有一厢情愿的想象，在1901年《灭国新法论》中，梁启超再一次实现自我超越，指出即便是“门户开放”，也不过是一种“灭国新法”：“举全国而为通商口岸，即举全国而为殖民地。”因此，不仅日本的“保存中国论”意味着对中国自由的限制和剥夺，连美国的“门户开放”也是一种帝国主义手段。
梁启超流亡日本，正值美国击败西班牙，将从其手中获得菲律宾之时。在日本“亚洲主义”的话语氛围中，梁启超将菲律宾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与亚洲的认同关联在一起。1902年，在《论美菲英杜之战事关系于中国》一文中，梁启超大赞菲律宾抗击西班牙与美国，认为菲律宾“实我亚洲倡独立之先锋，我黄种兴民权之初祖也”！菲律宾如果取胜，“可以为黄种人吐气，而使白种人落胆”。梁启超特别强调菲律宾独立运动领袖的外祖母是中国人，其部下也多华人，如果菲律宾独立，太平洋东岸，则有日本、菲律宾与中国相互提携，“合力以抵御欧势之东渐”。“黄白种争”的话语，体现出当时日本知识氛围的影响。
美国和菲律宾的战争
然而梁启超并不接受日式“门罗主义”话语对日本在“黄白种争”中的盟主地位的强调。我们可以从其同年所作的《亚洲地理大势论》管窥其亚洲观。在该文中，梁启超将亚洲分为西伯利亚、支那、印度与伊兰四部，支那部包含了中国、日本、朝鲜、安南、暹罗、缅甸等国，“高等黄种人居之”，高于西伯利亚的“劣等黄人种”。而印度与伊兰，前者由高加索人种居之，后者由黄种人与高加索人种杂居。显然，在所谓“黄种人”的世界中，梁启超主张以中国而非日本作为中心。梁启超又称：
“天或者其深有望于中国人种，而示以履霜坚冰之渐，教以前者覆辙之鉴也！”
其同期所作的《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更明确宣布：
“亚洲者，全地球之宗主也；中国者，亚洲之宗主也。”
1904年日俄战争是日本“黄白种争”话语爆发的重要时刻，并对中国国内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此时梁启超却作《朝鲜亡国史略》，表明其对日本的“黄白种争”话语保持一定距离。1904年10月23日大隈重信在早稻田大学清韩协会成立会上发表“大隈主义”演讲后，梁启超迅速在《新民丛报》上撰文回应，称：
“大隈之反对瓜分论而提出保全论也，盖自十年以前。以吾中国人所受言之，则被瓜分与被保全，其惨辱正相等，两者盖无择也。”
在此，梁启超重申的正是他在《保全支那》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对大隈的“保全中国”论述表示不认同，但他突然话锋一转：
“虽然，大隈发明中国无可瓜分之理，读之使人气一王。其言国有自亡而他人莫或亡之，读之使人发深省。”
而这正是从他所不认同的大隈的“保全论”中，打捞出他认为尚有价值的部分，第一是中国不可瓜分，第二是一个国家灭亡主要在于内因而非外因，梁启超认为这可以促进中国人的自我反思：
“以是为普通之中国人说法，诚药之良朋哉！”
对于大隈重信的论述，梁启超总体上表示肯定：
“其排斥势力范围之说，可谓独立不惧；其龂龂于同种同师，可谓不忘本也。数年以来，日本学者，不复自初与中国同民族也久矣。我固不屑攀日本以为荣，日本亦何必远我以为辱……大隈犹磊落一男子也。”
因此，在短短几年之中，梁启超完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面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论述，梁启超同意其强调“同文同种”的历史联系，但强调是中国而非日本曾扮演“亚洲之宗主”的角色；同意中日两国在当下有必要相互扶持抵御欧美列强，但是反对日本“门罗主义”论者面对中国与朝鲜的“东亚盟主”姿态，反对日本的“保全支那”论，主张中国通过自立自强而实现自我保存。梁启超也实现了另一个认识转变：从寄望于美国的“门户开放”来保全中国，到认识到“门户开放”也不过是一种“灭国新法”。在接下来的东亚国际形势变迁的背景下，当许多人试图以美国的“门户开放”来制约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时，梁启超对二者都保持着警惕。
梁启超于1912年回国，并于1913年组织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1915年，日本大隈重信内阁逼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梁启超撰文，以转述一场对话的形式，对日本的压迫进行评论。他说自己曾与怀疑日本意图的国人辩论，“谓日本人为保全友邦领土之宣言，非止一度，岂其有反思翦灭之理”，然而批评者则引用了日本多次宣言保全朝鲜领土，但最终却吞并朝鲜的例子来反驳，“吾闻言竟无以应也”。袁世凯政府在压力之下，最终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梁启超对日本政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认为“今之日本则昔之俄也”，这不仅是说日本如同俄国一样具有侵略性，更是在文明等级论意义上，认为从日俄战争以来日本自命文明程度高于俄国的论述，根本无法成立。
日本的“二十一条”
但这并不意味着梁启超与日本政府的彻底决裂。不久，面对袁世凯的称帝举措，梁启超公开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后，从北京辗转上海、香港、越南，然后从广西重新入境前往云南，与蔡锷会合，发动“护国运动”，一路上都有日本官方与民间人士的支持和接应。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基于梁启超晚年回忆，称梁启超在“护国运动”过程中反思日本人何以帮助自己，看透日本的真实意图，“他感到恐怖和憎恶，并开始警惕”，从而确立了稳定的对日观。然而这一论述忽略了梁启超通过倒叙自我粉饰的可能性，尤其忽略了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之后的亲日政策。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宣布恢复共和，不久因病离世。黎元洪出任大总统，但国务总理段祺瑞掌握北京政府实权。梁启超与亲日的段祺瑞走近。据1917年大力推动“西原借款”的西原龟三回忆，1917年2月16日抵达北京之后，他“连日与曹汝霖、梁启超、陆徵祥、汪大燮等高级顾问会谈，并访晤了段总理”。北京政府因为对德宣战问题引发“府院之争”，进而出现了7月的张勋复辟。段祺瑞在平定张勋复辟之后，再度组阁，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据西原龟三回忆，他在7月11—12日身体不适，归心似箭，“但财政总长梁启超却一再挽留，就中国财政问题，有所协商。梁氏提出了借款的要求。其后十余日间，就恢复交通银行借款，整理中国银行借款及奉天大借款等事宜进行了商谈”。作为财政总长，梁启超支持段祺瑞接受日本政府的“西原借款”，参与“一战”，并在国内练兵谋求武力统一全国。他推行的一些政策，实际上巩固了日本从“二十一条”以来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在11月2日美日两国签订《蓝辛-石井协定》之后，曾琦曾致信梁启超，劝其急流勇退：“不能救国而反与同人同蒙卖国之名，前途痴梦，亦可醒矣。”
此外，“张勋复辟”后，梁启超力主召集临时参议院，制定新宪法，而非恢复原有的《临时约法》。段祺瑞政府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引发民国法统的分裂，孙中山打出捍卫《临时约法》的旗号，南下发动“护法运动”。梁启超期待其“研究系”势力（骨干成员还有汤化龙、张东荪、林长民、蓝公武等人）能在新召开的国会中成为第一大党，而他也能够以此为基础出任国务总理。然而，经过民初政争历练的北洋军阀玩法统政治已经更为娴熟，1918年，安福系主导的国会选举产生，梁启超的“研究系”被边缘化。而这就使得梁启超与北洋皖系势力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给梁启超带来了新的期待，1918年底，梁启超和丁文江、张君劢、徐新六、蒋百里、刘崇杰、杨维新乘坐日本轮船“横滨号”前往欧洲，旨在战后的和平谈判中发挥作用，同时“研究系”在国内也加紧布局。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开幕，谈判持续到6月28日，签订《凡尔赛和约》。2月11日，梁启超等人抵达伦敦。2月16日，“研究系”发起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寓所成立，梁启超缺席当选理事。2月18日，梁启超一行至巴黎，观摩巴黎和会会况，在6月7日赴英之前，都停留在法国。
巴黎和会旧照
在观摩和会的过程中，梁启超不断向林长民（时任北洋政府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等“研究系”同人发回消息，并通过“研究系”的媒体广为传播。梁启超密切关注关于山东问题的谈判，在3月中旬给林长民等人的电文中，即将矛头指向皖系的章宗祥、曹汝霖等人。得知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之后，梁启超从巴黎向林长民等发回电报，林长民5月2日在《晨报》上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人》，在国内产生了极大影响。两天之后，五四运动爆发，群众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这与梁启超、林长民等人此前的舆论工作，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在这场运动之中，亲日的皖系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北洋集团之中的直系势力相对上升。
林长民
1919年6月3日，林长民又在《申报》上发表《告日本人书》，对日本近年来的主张分五个方面进行了驳斥，最后一个方面正是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
“日本主张黄白异种，欧美与吾亚洲分界；美有门罗主义，吾亚洲亦当踵此主义。亚洲问题，吾亚洲国家自决之，不能诉之于各国。中日问题，中日自定之，不必谋之于他人也。”
林长民指出，这些说法听起来都很好，但是日本的实际行为，却是天天向“同洲”国家捅刀子，让“同种”难堪：
“有机可乘，便图进取，力有不逮，更远引不同洲之强邻，以为保证，以增值其利益，而巩固其地位”，
而这些做法，“其毋宁重诬门罗乎”。至于中日问题由中日两国自定之说，也只是表面说辞，日本与英、法、意、美等国签订秘密条约，处置中国利权，又如何解释？针对日本的“同洲自保主义，同种相亲主义”，林长民则提出了1915年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反驳。
这些论述很可能是与梁启超讨论的结果。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时期结识正在留学的林长民，民初两人合作建立进步党，后进步党演变为“研究系”，两人始终保持密切合作。1919年4月，梁启超在给林长民的一份电文中称：“著论演说，历访要人，所言悉如尊旨。”
而从梁启超旅欧后期所作的《欧游心影录》来看，他对美日的“门罗主义”保持了密切关注。《欧游心影录》最初发表于1920年3月上海《时事新报》，这大概是梁启超最后一次集中谈论美国与日本的“门罗主义”。在欧游较早时期所作的《大战前后之欧洲》中，梁启超总结了大战带来的许多巨大的历史转折，其中一个转折就是美国参战：
“谁敢说那牢牢关住大门在家里讲门罗主义的美利坚，竟会大出风头，管对面大海人家的闲事。”
在欧游较晚时候作的《国际联盟评论》一章中，“门罗主义”是梁启超讨论的重点。他这样论述威尔逊从巴黎和会回国之后与国会的斗争：
“原来美国人有一种历史上传统的观念。生怕欧洲人来干涉美洲的事。所以有什么‘门罗主义’成了无形的金科玉条。”
共和党人对威尔逊大权独揽不满，借着反对国际联盟进行党争，迫使威尔逊做出妥协，在国联盟约第21条加入“门罗主义”内容，梁启超对此评论：“把规约条文有点闹成‘四不像’了。”梁启超认为，之所以全世界要成立这个大联盟，因为是“从前纵横捭阖的局部同盟（如三国同盟三国协商之类）实算得扰乱和平的原动力”，为了消灭这些局部的联盟，所以才做一个所有国家的大联盟。威尔逊过去演讲曾经强调过这一点，但最后却加入了国联盟约第21条这个“门罗主义”条款，“复认盟中有盟，岂非正相矛盾”。梁启超认为此条最为“支离灭裂”，它用概括的笔法引入“门罗主义”，牵连到其他的国际协定及宣言，实际上违背了联盟的根本精神。此条同时引发了其他列强的不满，英国与日本顺势要求保持英日同盟，就连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也要援门罗主义之例承认有效了”，结果“闹来闹去，还是战前那套把戏”。
“一战”期间，美国与墨西哥关系经历过波动。1916年，威尔逊政府曾发动对墨西哥的“潘兴远征”。1916年7月24日曾发生德国拍发给墨西哥政府提议结盟反美的“齐默尔曼密电”被截获并公开的事件，虽然墨西哥政府否认与德国结盟，但美墨两国关系保持冷淡，墨西哥对国联盟约第21条关于“门罗主义”的规定不满，而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也反对将墨西哥列入国联创始国。梁启超注意到国联并没有向墨西哥发出邀请，他对此表示“百思不得其解”：
“报纸上有人说因为美墨交恶。美国人排斥他。果然如此，美国也太示人以不广了。墨西哥既已向隅，后来他的总统在国会演说（去年九月），宣言‘对国际联盟机关之组织及运用，非到各人种完全平等时，墨国不愿加入’。”
梁启超又提及美日矛盾导致日本私下怂恿墨西哥不要加入国联的传言：
“‘盟约中明认门罗主义，侵害墨国主权墨国不能承认’等语。有人说这些话都是日本人在背后牵线，我不敢说一定是对的，但古语说得好：‘千金之堤，溃以蚁穴。’将来国际联盟，或者就因美墨问题出破绽，也未可知哩。”
国联盟约规定美、英、法、意、日五国为常任理事国，另外还有四个非常任理事国。梁启超抱怨国联理事会中亚洲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代表，只有日本一国出任理事。但“若说靠日本代表亚洲，此何异承认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就这一点，已足为世界战乱之媒”。梁启超的解决方案是明确的，他认为既然连西班牙都能当（非常任）理事，中国的政治修明程度，和西班牙相差不远，应该争取成为国联理事。这可以让我们想起他在1902年的《中国地理大势论》中的宣称：“亚洲者，全地球之宗主也；中国者，亚洲之宗主也。”
梁启超
1916年以来，梁启超的政治姿态经历了从亲日到反日的逆转。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梁启超对于日本的战略意图认识有何变化，而是源于中国国内政治的深刻变化。梁启超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看清了日本“亚洲门罗主义”中隐藏的侵略意图，将其与美国的“门户开放”主张等一起视为“灭国新法”。对于长袖善舞的任公而言，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中亲日还是亲美，就变成了一个基于利益计算的策略问题，而不是信念、感情乃至身份认同问题。
*选自章永乐《此疆尔界》（三联书店，2021年5月）
第五章“亚洲门罗主义话语之祛魅”
图书信息
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
章永乐著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定价：58元，391页
ISBN：978-7-108-07076-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5月
“门罗主义”诞生于19世纪的美国，作为一种地缘政治学概念，倡导“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为美国的区域霸权提供话语支持。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门罗主义”不仅在美国有了新的阐释方向，以服务于其对外扩张的政策，更流布出西半球、拓展至全世界，进行了一场“理论旅行”。
本书正是对“门罗主义”话语传播史的考察，重点梳理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对于“门罗主义”话语的认识与使用——美国如何在“门罗主义”的伪饰下实行“霸权主义”乃至“殖民主义”；德国如何将“门罗主义”与“大空间”“中欧”等概念结合，最终走向民族性极强的纳粹主义；日本如何以“门罗主义”为参考，形成“大东亚共荣”的概念，以行侵略之实；在中国，“门罗主义”话语如何在反满革命、军阀割据、抗日反殖民的不同形势下，发展出不同样式，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是如何对之加以利用或排斥的。
章永乐从政治史角度全面考察“门罗主义”话语的“全球化”变形，提供了一幅颇为整全的“门罗主义”历史图景。在这种历史图景的描绘中，不仅含有19世纪以来对世界秩序的思考，更契入了章永乐自《旧版新造》《万国竞争》以来深切的现实关怀——中国未来需要一种怎样的全球秩序想象？这种想象又与霸权的“门罗主义”有什么不同？只有通过对自身与人类整体秩序的历史认识，才能为我们想象21世纪及其未来的全球秩序提供最坚实的基础。
作者简介
章永乐，浙江乐清人，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2008），北京大学法学学士（2002）。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
章黄国学
有深度的大众国学
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有担当的时代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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