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宝藏瞬间” 远比你想象中的更精彩｜医师节特别策划
发布时间：2021-08-19 12:06:45来源：健康报医生频道
说到医生，你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在诊室为就诊者答疑解惑的身影，在病房密切观察患者病情的身影，在无影灯下持柳叶刀为患者解除病痛的身影……但其实，这只是他们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
他们之中，有人从为患者手术，到帮患者“治未病”，在更前端遏制疾病的发展。有人远赴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帮助当地的同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国际友人带去及时的帮助。有人跨界做科普，把艰深的医学常识做得好看、易懂。有人毅然放弃了在公立医院的工作，自己一手操办起一家植物人托养中心，帮助这些特殊的患者有尊严地度过人生中最后一段时光。有人跨界做教育，把枯燥的医学知识做得简单、好记，甚至能融入医学人文。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骨科张洪
从医40年，从为患者做换髋手术、保髋手术，为他们解除病痛，再到将视线移向疾病的更前端，协助患者远离疾病，尽力做到“未病先防”。这些年，让张洪医生挂念的总是患者期盼的眼神。
从专注手术到“未病先防”
髋关节发育不良又称“先髋”，是一种胎儿/婴儿发育过程中出现的畸形，发病率约为千分之四，在我国的患病人数约500万。
罹患这种疾病，轻则患者成年后出现髋关节疼痛、跛行，重则当患者还处在婴幼儿时期，刚开始学习行走时即会出现鸭步样摇摆、长短腿，成年后甚至还会丧失劳动能力。疾病会给患者带来无尽的身体痛苦与精神折磨。另外，多次手术的费用也会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
其实，这种疾病是可防可控的。宝宝出生后1~3个月时，通过超声就可发现，其中，90%以上的患儿通过佩戴挽具即可纠正畸形。对付这种疾病的关键就是时间！如果到开始行走后出现跛行时才发现畸形，就为时过晚了。
S女士就是这样一位被“耽误”的患者。2013年，近50岁的S女士找到我。她小时候患上了双侧髋关节发育不良，却没有被父母发现。第一次看到S女士的片子时，我建议她换人工髋关节，但被她拒绝了。她坚决不肯换身上的“零件”，要求做截骨手术。她说她查遍了国内外的专家资料，选择我们团队就是因为看重我们最擅长髋臼周围截骨术。后来，她的手术很成功。
而同年收治的8岁女孩“小龙女”就没这么幸运了。她来自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因严重的双髋脱位，走路一扭一扭，摇摆得很厉害。在好心人的资助下，我们团队为她做了髋关节截骨复位术。当时手术很成功，但经过几年的随访我们发现，她的病情严重程度比S女士厉害得多，接受手术时已超过髋完全脱位的最佳手术时间。
髋关节截骨术被称为关节外科的“珠穆朗玛峰”，当我在这一领域不断探索、不断实现突破时，却发现患者越来越多，手术根本做不过来。而如果我们将努力放在源头，做好婴儿髋关节超声筛查，这一疾病将会像我们应对小儿麻痹后遗症、大骨节病等严重骨病那样，终将会被彻底消灭。
还记得1982年时，我刚开始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实习轮转时，我们的大导师、医院首任院长、中国骨科创始人孟继懋教授一番语重心长的教导：评价一位骨科医生是否优秀，不仅是他为多少患者做了多少手术，而是他有没有尽心尽责，让患者尽量不做手术或者少做手术就能恢复健康。几十年来，这一席话如一记重锤，时时在我心中敲打。2019年，我终于下定决心，将工作重心从治疗向预防倾斜。
从医40年，从为患者做换髋手术、到做保髋手术，再到帮助他们远离髋关节疾病。一个个患者的故事总会在我脑海里徘徊，难以忘怀。这些一路上遇到的患者、家属，以及他们的支持与鼓励，是我放下手术刀，走上“治未病”道路的最大动力。
湖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柳威
作为中国（湖南）第18批援津巴布韦医疗队队员，柳威医生远赴非洲津巴布韦，协助当地医疗机构防控新冠疫情，为当地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同时，他和队友们通过健康科普等形式，为当地华人同胞的健康提供保障。
援助跨国界战“疫”在他乡
2020年7月，主任在科室微信群发通知，需要一名呼吸内科医生参与援外抗疫。看到这消息，我立即回复：我愿意参加援外抗疫！
当时我甚至都不知道是去哪个国家，也不知道会去多长时间。但我想，无论去哪、去多久，我都会冲锋在前！8月的一天晚上，我收到了到湖南省援外基地报到的通知。就这样，我加入了中国（湖南）第18批援津巴布韦医疗队，踏上了援非抗疫的旅途。
我们此次援非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协助受援国津巴布韦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医疗队所在的帕瑞仁雅塔瓦医院，是当地政府指定的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然而由于防护观念淡薄、防护物资匮乏，医院和医护人员面临着巨大挑战。当地医务人员感染率较高，队员们每天穿梭在新冠病毒浓度较高的诊疗区域里，如何做好院感防控、保证队员“零感染”，成了摆在我们面前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和队友们在前期预案的基础上完善了一个个流程，进行了一次次演练，全身心投入工作。在援津巴布韦的十个月时间里，我们齐心协力筑牢了防控安全的堡垒，保证全员平安。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医疗队还代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帕瑞仁雅塔瓦医院捐赠了抗疫医疗设备、药品等物资，并指导该院医护人员使用和维护设备，还对当地医护人员进行了院感防控指导和呼吸机使用培训。
为了在这特殊时期做好华人同胞的健康保障，医疗队还在当地中文媒体开辟了健康科普专栏，定期发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同时，先后多次为中资企业提供疫情防控指导，为在津巴布韦华人的居家、出行、就医、复工等提供有效指导和帮助。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援非的生活是艰苦和枯燥的，甚至是危险的。但是看到津巴布韦老百姓对我们发自内心的笑容，他们右手握拳摆放在胸口向我们致敬的动作，听到华人同胞们的一声声感谢，所有队员都感到，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同济大学医学院肥胖研究所邹大进
医生诊病，就好像时刻在救援落水的人。而要更高效地解决问题，就应该高筑防护栏，让人们不再“落水”。邹大进医生就是那些用科普为大众筑起“健康防护栏”的医学专家之一。
将健康知识播撒得更远
小周是位“90后”奶爸，由于贪嘴外加久坐，1年前他因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住院。出院后，医生告诉他必须要长期打胰岛素了。年纪轻轻就患上慢性病，让他觉得每天都活得暗无天日。偶然间，他看到我做的科普，于是主动来门诊找我。经过全面检查后，我们为他量身定制了“健康处方”。半年时间，他的体重减轻了，肌肉量增长了，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都大幅下降。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让他摆脱了胰岛素，而且也不用吃任何药物了。小周在复诊时感叹：回归健康人的生活，感觉真好！
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不良的生活习惯、自然生活环境的变化等，导致亚健康状态人数增多，中青年过劳死、猝死的发生率也越来越高。其根本原因还是预防工作没有跟上，很多人对隐藏在身边的危险因素视而不见，导致严重事件甚至失去生命。而预防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全民的医学科普教育。医生在诊室一天能看几十名患者，但是一场科普讲座、直播，可以让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人改变命运。
如今，从事医疗卫生知识传播的人越来越多，而其中就混杂有不少“小广告”“伪科普”。如果我们不用权威、正确的科普占领媒体，任由“伪科普”大行其道，后果不堪设想。医生作为权威、科学医学知识的重要来源，在健康科普中应当承担起更多责任。
做健康科普和给学生上课相比完全是“两重天”，要使用通俗易懂的、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达到让全部受众都能够听懂的目标。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能涉及过多的理论讲述，以免让受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要言之有据，讲述科学，让百姓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在多年的实践中，我深感做科普有助于临床工作，可以为更多疑难病症患者服务。甚至临床研究成果也可转化为科普，能惠及更多大众。通过医学科普，让中国百姓以后都少得病，不幸得病之后也能知道如何正确治疗、如何良好康复。医学科普应是实现健康中国的有益举措，我愿尽己所能，在医学科普中付出更多的努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视光中心王凯
因为不满足于“有时治愈”，因为想让更多的人远离近视防控伪科学，王凯医生通过医学科普“曲线救国”，让近视从“治”提前到“防”，也帮他实现了“常常帮助”和“总是安慰”。
科普拨迷雾风清见月明
作为一名眼视光医生，每天我面对的是被人群包围得水泄不通的诊室，还有摩肩接踵的近视患者们。每次出诊结束后，除了充实和劳累，还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如果患者们能早些了解正确的知识，也许就不会多花冤枉钱、多走弯路、更不会耽误病情，这就是我做科普的初衷。
门诊中遇到过一个5岁小朋友，检查发现双眼300度近视（正常情况下本该有至少150度远视储备）。询问病史发现并无家族遗传倾向，但每次孩子哭闹时，姥姥会把平板电脑作为“哄娃神器”，就这一个举动，让孩子产生了300度近视。家长后悔不已，我也很痛心。如果家长能早些了解到电子产品对视力的危害，从3岁开始就带孩子建立屈光档案，我们在门诊中就不会见到那么多低龄近视儿童了。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近视第一大国，青少年近视情况尤其严峻。视力健康的天平正面临失衡的态势：一端是越来越大的近距离用眼压力、日益缺乏的户外活动时间，另一端则是普及率甚低的护眼知识、大众淡薄的护眼意识以及相对有限的医疗手段。想在短时间内扭转天平的失衡状态，医疗手段只是杯水车薪，更重要的还是把护眼知识传递给大众。
开始做科普后，我逐渐习惯了对着摄像头“自说自话”，在工作之余还得回复粉丝私信与评论。我时常感觉自己是在一场马拉松中：粉丝们的私信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扑面而来，就算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
作为医生，“007”已经成了我们的工作常态：每天我都有看不完的门诊、做不完的手术，还有教学与科研等任务，一般只能在晚上忙里偷闲做科普。有时面对上百条的待回复留言，也会感到疲惫，但想到每条信息的屏幕那端是一张张期待的脸庞，就重新有了力量。每当咨询告一段落，收到大家的那一句“谢谢王大夫”，或者一段时间后，粉丝发消息说孩子的近视控制得还不错时，所有的付出都变得有意义。
我想，如果说医学手段只能“有时治愈”，那么科普工作的意义就在于“常常帮助”，更在于“总是安慰”。我愿继续坚持，以科普拨云雾，守云开见月明。
北京延生托养中心相久大
从一名公立医院神经外科医生转身成为国内首家植物人托养扶助机构的“掌门人”。相久大医生的目标很简单：让这些患者无痛苦而有尊严地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医学有温情生命有尊严
植物人这三个字很形象，仅保留如植物一般的基本功能，如呼吸、新陈代谢等。医学上称为慢性意识障碍，分为持续性植物状态和微意识状态。
我曾经是一名公立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在工作中时常会接触一些植物人。这类患者需长期住院，医疗机构通常不愿接收，若是居家护理，则缺乏专业护理人员。加上相应的治疗和护理都不能纳入医保，使得患者和家庭处境艰难。看到他们的种种不易，我决定自己办一家“植物人托养中心”，尽自己所能，帮助这些特殊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庭。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托养中心照料了178名植物人，无一名患者真正醒来。
虽然，植物人没有意识也不会说话，四肢也不会活动，但他们仍是活着的人，是被家人深爱的人。
一名近80岁的老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老人的一双儿女远在国外，他将老伴送到我们托养中心，按照流程办理完所有手续后默默离开。我送老人到大门口，他走出去三四十米后，回头看见我还站在门口目送他，突然对我鞠了个90度的躬，双手作揖。一瞬间，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老人的身影深深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对植物人而言，不管是在重症监护室还是在康复病房，良好的预后仍然是医护工作的基本目标。只是在医疗发展进程中，还不能完美实现。即便如此，在安宁疗护理念的指导下，我们依然可以给植物人一个新家延续生命，既扩大了安宁疗护的服务范畴，也还家属以自由。
在托养中心，我们尽量采取无创操作，不再做对患者机体造成损伤的检查和治疗，不再使用贵重药品，也不再做昂贵检查，只提供基本用药，注重护理。在患者的照护过程中，强调人文关怀，尽量让他们的生活舒适、干净。在患者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不做过分抢救，不再做心肺复苏，不再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
人的生命有限，应该善始善终。让患者的最后一段时光也活得有尊严，让医学变得有温情，这也是我们医者的职责。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范博渊
把医学知识编排在音乐作品中，让苦闷的学习也能有滋有味。借医学与艺术的碰撞，让学生领悟生命的美好，领悟医生的责任担当。这是范博渊医生对医学生最大的“爱”。
融艺术手段于医学教育
说到医学知识，可能在学生的脑海中就会出现诸多标签，如“书本等身之高”“枯燥”“苦海无涯”等。这些枯燥、生涩且需要记忆的众多知识点，让一个个曾抱有无限憧憬投身于医学事业的学生们丢掉了幻想。
那如何赋予医学知识这些既通俗又有趣的属性呢？我给出的答案，就是艺术。
在我近3年的实践中，尝试了多种艺术形式与医学知识的融合，收获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我设计的课程，相继获得了多个教育奖项，也受到不少媒体的关注。
音乐给我的医学教育带来了太多意外收获。除了可以利用音乐传递温暖而有趣的医学知识外，音乐还对学生思政教育方面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每一年我都会召集我所带的临床医学本科生，一起把我给他们创作的歌曲拍摄成MV。在创作的MV剧本中，都会有一些人文关怀的环节，有“查房时对患者的微笑”“对待患者病情的一丝不苟”“抢救患者的争分夺秒”。学生们在参与的过程中，充分激发了他们对医学的爱、对生命的感悟、对集体的理解和对职业的敬畏之情。
在这个过程中，我亲眼看见了同学们思想的蜕变：从对集体的无意识，到极强的集体荣誉感；从对身边同学的漠不关心，到我们一起拿起烟花为一位同学庆生；从对学医的不知所云，到励志做一名优秀的医者。
这一切的一切，就因为音乐的“魔力”吗？不尽然。归根结底，我认为应该是爱的力量，对医学本身的一种炽热的爱。而这份“爱”，才是重塑学生心中“爱”的那颗“恒星”吧。
8月18日《健康报》
医视野·医师节特刊
编辑制作：胡彬郑颖璠
审核：方彤
近期好文
关注
聚焦
团队
前沿
医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