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 | 抗战胜利后如何接收日本在华劫掠图书文物

发布时间：2021-08-24 17:47:22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没收日本在华机构的图书文物，作为中国战时文化损失补偿之一部，是办理日本投降、结束战争事宜的应有之义。从这些机构的性质和功能来看，战时这些机构服从日本侵华的整体战略，从“纯粹学术研究”迅速向侵华工具转变。它们或公开掠夺中国图书文物，或凭借日本在华强势地位而索取。所没收之敌产图书文物，其中不少是从中国掠取的，接收也属物归原主。

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一方面大肆摧残、破坏和掠夺中国图书文物，一方面出于军事占领和殖民需要，在占领区建立文博教育机构，开办各类日系学校，各类特务调查机构和文化团体也纷纷搜集、掠夺、购置图书资料。日本败降后，其图书文物作为敌产的一部分被中国接收。本文以战后接收日敌图书文物为对象，梳理收复区日敌图书文物接收的基本史实，剖析上海、北平、东北地区日本文化机构对中国图书文物的掠夺、利用及战后接收与分配，以深化对日本侵华本质的认识。

抗战时期金陵大学遭日军抢去10车书籍。

自1945年9月12日起，中国省（市）组成党政接收委员会，受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及地区受降官的监督和指挥。1945年12月，行政院决定将敌伪资产接收归属行政院管理，省（市）设立敌产局分局（处）。除没收日敌资产外，9月30日，陆军总司令部颁布《中国境内日侨集中管理办法》，禁止日侨携带古物、历史书籍及文件、报告书、统计数据及其他类似资料等，其财产超标不能带走之部分交与中国政府，折算作为战后赔偿。为统辖全国敌伪图书文物的接收，12月27日，教育部呈请行政院并获准将接收之敌伪图书文物等一律由该部接管。实际上，敌伪图书文物的接收，是由陆军总司令部、党政接收委员会、敌产局、教育部多方参与完成的。一般说来，先有军队查封，再由党政接收委员会、敌产局接收、清点，然后各地党政接收委员会或敌产局将所接收图书文物移交相关教育部门，再由教育部决定其分配。

日本在华图书文物，台湾、东北地区为最，关内多集中于宁沪、平津及沿海地区。当时因交通未复，教育部设立平津、武汉、粤港、东北、南京上海五个调查区，浙、闽、皖、冀、豫、鲁等省也先后成立办事处，抽调文物专家，派赴实地访察、指导各地敌伪文物的封存清理及文物损失的调查和追偿。南京上海区特派员办事处负责人为徐鸿宝，平津区特派员办事处负责人为沈兼士，粤港区特派员办事处负责人为简又文。

南京上海区的接收

1946年1月，《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规定，南京的“大学及文化机关设备”由教育部接收。2月19日，教育部拟定接收南京的日敌文化教育机构有“冈村宁次呈送表册中属于教育文化部门”“伪中德、中日、中意三文化协会一切图书设备及研究资料”。南京日侨所有的图书文物等则由苏浙皖区敌产局驻南京办事处接收，而后移交南京市教育局处理。南京市共接收日伪文化教育机构31家，其中教育部接收18家。其中大部是伪产或逆产，能够算做敌产的应该是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会接收的“中日文化协会”。该组织于1940年7月成立，总部设在南京成贤街香铺营。中方名誉理事长为汪精卫，日本名誉理事长为驻南京大使阿部信行。“由兴亚院协助经常费每月日金1万元”，森乔和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文化局长伊东隆治先后掌控基金使用。为体现对该组织的重视，阿部大使捐书4000余册。汪伪政权一次就给予“中日文化协会”图书杂志11284册。战后被视为敌产，计没收图书33408册，拨交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南京所接收日人的图书文物不多，一方面是因为南京日侨不多，日立学校很少，一方面日方能便捷利用南京为数庞大的图书文物，就无再建立日立文博机构。

日本在上海的文化机构主要有：东亚同文书院、厚生医学专门学校、自然科学研究所、近代科学图书馆、满铁调查部上海分部、东亚经济研究所、各类学会学校。

东亚同文书院创立于1901年，是以进行“中国学”研究为专务的高等间谍学府，1920年之前只招收日本学生，1939年书院升格为大学。先后培养约5000名学生，组织历届学生对中国进行长达40余年实地调查，大量考察报告成为日本对华决策的重要依据。鉴于美国诸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资助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日本深感其在华利益受到威胁，1931年日本遂以退还庚子赔款在上海法租界内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以中国的自然资源作为研究对象，搜集各种资料。该研究所附设图书馆，1933年藏书仅2.1万卷，战时劫掠中国图书，1941年藏书达6.4万余册。

如果说日本在华文化机构最初还披着“日支文化合作”外衣，那么，伴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便充当了文化侵略的先锋。1937年12月由军特务部主持成立了“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它由“满铁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机构的人员组成，对南京、杭州等地图书文物进行“扫荡”。1942年4月，上海5家日本机构强索南京图书30956册：兴亚院华中连络部6242册，满铁上海事务所5089册，东亚同文书院3658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7181册，东亚研究所上海支所8768册。不久，又有5家日本机构获得南京图书5803册，其中上海的“华中兴亚院资料调查所”获得经济、地质、社会各类图书资料3494册。日伪在原复旦大学校内开办“上海大学”及“文物处理委员会”，也分别获得南京图书22590册、16185册。

1946年4月，中央图书馆奉教育部令接收东亚同文书院及近代科学图书馆图书，同年9月，运至南京的图书“计中日文组232423册，西文组20281册，近代科学图书馆组28901册，合计由东亚同文书院接收252704册，各组合起总计281605册。”1946年9月30日，交通大学接管了东亚同文书院校产和部分图书。

国防保密局东方经济研究所接收了上海日本领事馆的图书档案资料、上海满铁事务所和日本工商会议所的经济类资料；日本领事馆的线装古籍，有《明实录》一套500册、《清实录》10册；亚洲文会图书19515册，以及和平博物馆部分图书。时任苏浙皖区敌产局“逆产组”组长邓葆光，从所接收的图书中挑选善本7万册，于1947年7月7日成立东方经济图书馆。1949年冬，邓葆光在香港秘密起义，将已运至香港的东方经济图书馆的孤本善本古籍，归还给人民政府。

1931年，英国传教士在上海虎丘路设立亚洲文会图书馆，系统收藏东方学著作。30年代末馆藏文献14万余册。战时，日军还将该馆部分图书劫运日本，1948年才得以从日本追还。所接收之图书或分配文教机构，或汇聚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

同济大学接收了日侨遗留的日文艺文书籍3000余册。上海市教育局接收上海日本工业学校、上海日本女子高等学校等日本学校20所。1946年10月7日，国立上海临时大学接管了日立厚生医学专科学校。上述学校的图书均未载入教育部接收统计。

1947年7月，南京上海区代表办事处向暨南大学移交图书21563册，其中有“亚洲文会”和“和平博物馆”图书计11431册。东北大学接受代表办事处分配图书33003册。

1945年底，上海日侨尚有79286人。日侨遣返时，因古物及重要历史价值的图书禁止携带回国，于是日侨管理处劝导日侨捐献文物，集中于乍浦路的东本愿寺内，称“上海和平博物馆”。1946年9月，教育部遂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接收。文物丰富，图书8万余册多系日文。筹备处计接收书画、刃剑、佛像、磁器等共5724件，加之于所接收上海乍浦路水野洋行古物911件，1947年11月由上海运抵南京。

平津区的接收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为强化对中国文化领域的控制，便在北京组建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近代科学图书馆等学术及研究机构。占领期间，日本特务调查机构（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调查所）、各类协会（东方文化协议会、中央亚细亚协会）也搜集了不少图书资料。

曾被日伪从故宫劫走的铜缸

1946年1月，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将封存的图书古物交由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特派员办事处。自1946年2月3日至6月29日，办事处清理和发还被伪政权掠夺的图书40万册。没收日本在北图书文物，情形大致如下：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成立于1925年，服部宇之吉等7位委员指导“中日文化提携”工作，后期实际负责人为桥川时雄。战后接收人文科学图书馆（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之附设馆）自有书籍：中文书籍194876册、舆图碑拓本等5668件、续修四库提要33733篇。

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1936年设于东厂胡同，首任代理馆长山室良三。该馆自有中英日文图书杂志4.4万种10万余册，掠取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及工业学院、天津第一通俗图书馆等处图书杂志3900册、燕京大学图书馆中西文书211册、燕京大学教授及美英侨民等私人图书杂志万余册，掠取清华大学图书多达6万余册。该馆自有藏书，部分被北京大学图书馆接收，部分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者。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成立于1939年，主官喜多诚一。该机构在华北地区主要从事收集、调查、刺探等间谍活动。为研究中亚、满、蒙、西伯利亚地区政治、经济、自然、地理、国际关系等，1942年成立中央亚细亚协会，发行刊物《中央亚细亚》，其文库多有关于我国新疆的资料。战后，没收该调查所图书14827册。此外，军委会国防问题研究所接收了“综合调查研究所”的书籍，平津特派员办事处还接收了北平日本领事馆所掠夺的部分私人藏书。

1943年2月，北平有日侨102087人，北平东单牌楼三条胡同设有“日本居留民会图书馆”。1945年12月起，日侨向指定地点集中等待遣返。鉴于众多图书散乱，日侨桑原羊二郎、桥川时雄等发起成立“日本图书保存会”，“专事收集日侨图书，庋藏东安门大街东兴楼。其后警备司令部征用东兴楼房舍，该日人等乃将书籍自动献与教育部接管。”计有日文图书41万册、西文图书1万册，另有中文图书若干。

1946年底，平津区敌产局交与北洋大学“遣送日俘侨案内书籍297册”；向北平图书馆移交所接收山中商会书籍80项、日本纺织业天津事务所书籍409册。日人山本四郎所存木石雕刻古物一批。1948年2月，中央博物馆筹备处接收天津旧旭街三番地4户房产内敌遗古玩48件。

天津市教育局接收吉野日本国民学校、三笠日本青年学校、大和日本国民学校、宫岛高等女子职业学校、中日中学等日立学校15所。如，位于八里台的“中日中学”图书20236册，拨交南开中学复校使用。

1905年，天津租界日侨建立“日本图书馆”，面向日本居留民开放。1942年，该馆成立“军队管理图书整理委员会”，参与日军从天津英租界所掠夺图书的接收和处理。1947年，接收该馆藏书8万余册，现为“天津图书馆日本文库”的重要藏书。

东北区的接收

日本投降时，东北由于日本长期经营，因其特殊关系，难以划分其文博教育机构“敌产”或“伪（逆）产”属性。如，满铁在东北图书馆的发展中影响甚巨，于是有了满铁大连图书馆、满铁奉天图书馆、满铁盛京图书馆、满铁哈尔滨图书馆。40年间，满铁在东北开设图书馆20多座。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也均设有博物馆。有高校36所及众多日立国民子女学校。

东北接收情况较为复杂。1945年10月8日，在苏军支持下中共民主政权接管了大连日本文化机构。苏军向中共移交大连满铁图书馆藏书约40万册，苏军运走善本5000册及珍贵资料，1954年苏联列宁图书馆送还我国原满铁大连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52册。旅顺口区人民政府接管旅顺图书馆藏书5万余册。

1946年2月起，除旅大地区外，苏军陆续从东北撤出。国民党军从葫芦岛登陆北上接收。为接收东北敌伪文物，教育部成立了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以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为特派员。1946年4月，沈阳图书馆“以僻处城内，未遭损失。”沈阳博物馆原有藏品37803件，因东北社会秩序混乱，1946年秋接收时所余仅得19470件。长春的“满洲国立中央博物馆”“满洲国立中央图书馆”，也因乱“故藏品荡然无存。”长春市接收图书50406册、古物2040件，交长春大学接管。东北当局还接收“日满文化协会”书籍70717册。

哈尔滨市吉林街曾有德国国际俱乐部一所，内附设图书馆藏书颇多，被苏联及葡萄牙两国共同接收。哈尔滨车站街原有伪滨江省博物馆一所，古物文献储藏丰富，附设图书馆馆藏书约达5万册，苏军拒绝中方接收。苏军将哈尔滨博物馆全部古物及标本运走。苏军接管了满铁哈尔滨图书馆，委派一名苏联专家任馆长，1950年5月后交予中国。

此外，据吉林省怀德县报告，接收日文书籍8128册。热河省教育厅报告“本省承德等13县并无接收敌伪文物”。

日本人从敦煌盗得大量中国文物，图为运送车队

其他地区的接收

山东省日侨管理处先后移交中文图书2797册、西文图书2131册、日文图书8260册、仪器3829件。1947年11月，教育部长朱家骅指示，山东省党部接收之前济南日本高等女子中学日文书籍7060册，准交由该省图书馆暂行保管；省党部所存由日领馆接收之日文书籍1800册，设法收回。山东省图书馆现藏有日本败降时日文资料2.7万册，多数来源于山东省敌伪产业处理局济南办事处。山东大学收到：东青岛区敌产处移交德国公会及德国学校图书3346册，青岛民言报社接收敌《兴亚新报》之日文书籍231册。

湖北大冶铁厂矿保管处接收日侨管理处所藏之图书仪器古物一批，交由武汉大学。宜昌盐务分处办公处敌遗钢琴及古物122件，交湖北师范学院接管。汉口市接收波德楼德文书籍1213册，拨交兰州大学接收。汉口市政府接收古玩134件、书籍1014册，其中日文书籍672册拨交市立图书馆。

皖南党政接收委员会接收当涂马鞍山矿师江口质义私藏矿冶书籍7箱计161册，交拨安徽省立图书馆。浙江省接收日侨东道直所劫藏古物39件，令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接收。

日本侵占台湾长达50年之久。到1943年止，台湾岛内共建有大小图书馆95所，所遗敌产图书文物理应不少。《各省市接收敌伪图书文物情形》显示，在台湾仅接收古物仪器3047件，图书69822册。该统计显然失之偏少。而据1947年10月台湾省教育厅报告，台湾省图书馆以及台中、新竹、台北、彰化、台南等图书馆，共计藏书352904册，其中外国图书280532册。此外，台北帝国大学就有图书50余万册。

日侨对所遗图书态度不尽相同。限于规定无法带回，桥川时雄捐出北平全部藏书19686册，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嘱托久下司捐献考古资料约2000件，近代科学图书馆编纂小谷晴亮捐献经史子集四部总计139种1145册。除和平博物馆外，内山完造在上海开设旧书店“一间书屋”所遗两万册，由中央图书馆、国防部分别接管。这虽属于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但也属于捐献。而在北平的“松崎文库”主人松崎鹤雄，1945年9月5日，便悄悄变卖自己藏书5495册。1945年8月下旬，日本北平领事馆将所存掠取英美侨民西文图书一批移交近代科学图书馆保存，而该馆代理馆长井田实秘行出售与带经堂、环球书店，盗卖以牟利。日侨仓贯美男次私藏我国名贵古玩陶瓷、书画207种266件，经举报由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审讯，并将查获文物交由中央图书馆编纂屈万里押运至南京。

接收日敌图书文物，是战胜国当然的权利，是对日本发动侵略罪行的清算和惩戒，是张扬正义之举。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中国抗战时期巨大的文化损失，所接收的些许图书文物，无补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损失于万一。但接收图书文物的分配，客观上有利于战后中国文博教育事业的发展。如，中央图书馆1937年仅收藏中外文书刊18万册，由于战后的分配，总数达100万册，成为与北平图书馆相媲美的中央级图书馆。再如，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学图书馆藏书10余万册，南迁、西迁损失不少，1939年迁四川三台时全部书刊不足1.5万册。战后上海和平博物馆的图书分让，也是对其持久抗战的某种补偿。

以上资料缺乏系统而全面的统计，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乱局、接收主体多元，致无法进行有效接收和统计，东北大部省、市，河北省、山西省都无接收记录。

（作者系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教授）

作者：孟国祥

编辑：王富聪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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