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读过大学文科，都被这剧冒犯了

发布时间：2021-09-09 22:29:30来源：虹膜

文

柳青

有过在英美大学的英语文学系（和相关专业）求学经历的人，看到《英文系主任》时，很难忍住爆笑，尽是些亲切的陈词滥调啊！英文系里一百年不解决的旧矛盾反复地在新时代爆发。

编剧左右逢源，试图不冒犯任何人地谈论一堆会冒犯所有人的话题，真是像极了剧的主角，那位没办法让所有人满意、在一地鸡毛中辞职的金博士。

《英文系主任》

金智允博士，一位瘦小的亚裔女性，取代某消沉颓废的中年白人男性学者，成为美国东海岸一所次常春藤名校英文系主任。金博士的性别、肤色和种族身份，给沉闷的英文系带去洗心革面的变化吗？

金博士上任第一桩要紧事，想聘亚茨讲师为终身教职。亚茨是英文系稀缺的年轻人，明星讲师，她的课让学生挤破头，她在推特上有8000个粉丝，英文系剩余教授的粉丝加起来都没这个数！何况，她还是个非洲裔。这本该是水到渠成的美事，可是偏偏不行。

整天把选课人数和学生出席率当作KPI挂在嘴边的学院院长不同意，因为他（和整个学院）的金主——赞助人老太太看中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上的明星作者，一个能当乐队主唱也能写报纸专栏、30年前从普林斯顿博士肄业的斜杠中年。大学公司化，学生背着巨额贷款，老师忙着筹钱，赞助商指点江山，moneytalks，钱说了算。公认的美国大学新形势，这不奇怪。

英文系的一代宗师、已经老得要穿纸尿布的艾略特教授不愿意，他和亚茨之间，是老白男和少数族裔年轻女性之间身份政治的对峙吗？也不完全是。艾略特对学生的认同嗤之以鼻，因为「耶稣只有12个门徒」。当亚茨在课堂上鼓励学生们说出「白鲸隐喻着加尔文主义和白人男性」时，艾略特痛心疾首，认为这是文学的堕落。这就是英文系的老矛盾了。

不妨来读这段文章：

「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吗？那《白鲸》中的那艘裴阔德号可以理解成一间工厂，而亚哈船长就是经理，船员就是工人。你的立场是偏宗教性吗？裴阔德号在圣诞节那天早上的航行，就是一座向南航行的海上大教堂。你是弗洛伊德或者荣格的信徒吗？那你的阐释可以是丰富、无穷无尽的。我最近读到一个操作电子脑的年轻人对《白鲸》的全新解释，『一言以蔽之，』他说，『那条鲸是所有人的母亲，她在水床上翻滚。亚哈带着俄狄浦斯情结，用最可怕的方式杀死了她。』」

这来自索尔·贝娄的《全世界的深度读者，当心！》，文章写于1959年。

1996年，美国青年彼得·海斯勒完成了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学业，经过一段时间游历后，他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他从重庆出发，坐慢船来到长江边的小城涪陵。两年后，他给自己取了中文名「何伟」，在长篇非虚构《江城》里写到为何放弃继续英文系的学术研究，跋山涉水到中国的小城里做英文老师：

彼得·海斯勒

「我最为烦心的是文学在西方的政治化倾向：人们阅读文学的时候，把它当成了一种社会评论，而不是一种艺术形式；书本被强迫用作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理论的服务工具。很少有文学批评针对文本本身做出反应，反而是文本被扭曲了，只有对评论家供奉的理论做出反应。有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女权主义评论家、后殖民主义评论家。无一例外，他们把手中挥舞的理论作为模子，把文本填充进去，挤出一个个形状均匀的产品。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生产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评论家生产出来的是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评论家生产出来的是后现代主义。我还很反感英语系不断地捣腾篇目，试图炮制出一份多元文化的书目清单。我一直认为，就文学而言，确立并尊重一种文化基础是很有价值的事情，文学的力量在于它的普世性。」

他以逃亡者幸存的口吻感慨着：「我们在整个秋季阅读的全是已故白人男性的作品，但我的学生好像并不介意这一点，他们也毫不介意我这个健在的白人男性充当他们的老师。」

贝娄在1967年抱怨：20世纪文化批评的主流50年没什么变化。假设他从坟墓里醒来，很可能气恼地说一句：21世纪了，文学批评的主流100年没变化。变化也是有的。当垂垂老矣的艾略特在课后质问亚茨，为什么要纵容学生肤浅地断章取义，而不是让他们沉浸于文本和修辞；几乎在同时，年轻气盛的孩子们对系主任宣告：如果亚茨讲师不能得到终身教职，他们将罢课抗议。看起来，交锋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着象征层面的变化，解构的、女性的、少数族裔的力量，因为年轻而咄咄逼人；男性的、白人中心的西方正典因衰老而孱弱。但拉锯双方的核心矛盾在漫长的时间里产生建设性的进展吗？

索尔·贝娄

对文学的研究/评论是历史的还是超历史的？这个争端是英文系的东非大裂谷。

贝娄找到乔伊斯作为自己的同盟，乔伊斯在《青年艺术家画像》里拒绝任何在艺术中激起欲望或需要行动的东西，「一件艺术作品应该唤起的感觉是静止的、超越欲望的、是十分纯粹的感觉。」哈罗德.布鲁姆以评论家的立场，一生致力于雄辩「文学性地评论文学」「用文学创作的思维进行对文学的评论」「文学评论最重要的任务是进行超历史的价值判断」。

而对立阵营的全部反击可以总结为《英文系主任》金博士那段义愤填膺的质问：「学界一直在往前走，解构主义、反殖民和后殖民的思考、女性主义等等介入其中，你却困在30年前自己的世界里。」这话既对也不对。的确，晚年的布鲁姆成了耶鲁校园里的史前巨兽，但是最终把他这沉重一页翻篇的，不是他的对立者，也不是「不断向前的学界」，而是死亡。

《英文系主任》布鲁姆的译者金雯在给中文版《影响的剖析》的译者序里，对他一生经历的论战和争议作出了一番清醒且温柔的总结：「布鲁姆和他的对话者之间并没有批评品质和水平的优劣之分，两者都充满了防御心理，也都有许多真诚的文学信仰。鸿沟两边矗立着各种互相矛盾、不能对话的理想主义。」

矗立于鸿沟两边、不能对话的理想主义，这是《英文系主任》里从英文系扩散到更大范围的困境。

《英文系主任》的核心戏剧是前系主任一次草率的课堂行为引发的一系列危机。

前系主任比尔是网红教授，性情放荡不羁爱自由，在课堂上百无禁忌，他挖苦独裁者的时候顺手行了个纳粹礼。比尔的本意是反讽的，但纳粹礼的动作被学生拍摄，省去上下文，单独剪辑后发布于社交网站，引发雪崩式连锁反应。

之后矛盾几经升级：比尔不愿意发表息事宁人的道歉声明，尽管他承认行为不妥，冒犯到众人，但他的解释仍激怒学生，他们要求「道歉就是道歉」；比尔和学生对话当天，恰逢学院筹款大会，院长请安保意在维持筹款会秩序，却被学生理解成「出动校警镇压抗议学生」，至此学生拒绝再和教授以及院方沟通；团结起来的学生施压校方，要求解聘比尔，英文系内外交困时，金博士希望助教对外不要谈论这桩是非，结果被地方报纸曝光为「系主任施加封口令」……

这个戏剧进程很容易让人联想戴维马梅特在上世纪90年代创作的剧本《奥利安娜》，女学生奥利安娜向教授寻求课业帮助时，因为教授不谨慎地把手搭到她的肩上，她向校方指控教授意图性骚扰；她的指控让对方失去终身教职，他在向她索要解释时情绪失控，被她理解为强暴未遂；奥利安娜成为「反抗教师霸凌」的象征，教授在重压之下辞职，而她进一步提出这位教授的著作应从课堂中消失，崩溃的教授殴打了奥利安娜，那一刻，她蜷缩在角落里冷冷说出：「这就对了，就是这样的。」

《奥利安娜》当然比《英文系主任》尖锐太多，编剧要刺痛所有人，它是带血的揭示，即，语言就是权力场，叙述和阐述本质是权力的抢夺，拥有权力而傲慢的一方和没有权力而易被冒犯的一方，完全可能在话语权的战场上置换位置，控制和被控制是双向流动的。

《英文系主任》则把风波里几乎所有的涉事人都无辜化、无罪化了，把「恶」归因于大而化之的社交网络博眼球，传播对信息的扭曲，以及官僚机构不真诚。学生和教授之间，是善和善的沟通失败。这就小心翼翼地不冒犯任何观众，回避了真正凶悍的结论，趋向于对美国当代社会阵营纷争的笼统隐喻。

比尔的停职和离职，很难让人不联想去年《纽约时报》评论版的主编辞职风波。

2020年5月25日，黑人市民弗洛伊德因警察的暴力执法窒息死亡，引发美国各地大规模示威抗议社会中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多个城市出现骚乱。6月3日（周三）下午，纽约时报网站发表了右翼参议员科顿的观点文章，标题《派军队来》，副标题《国家需要恢复秩序》，科顿认为：「弗洛伊德应该得到正义。为他的冤死而和平抗议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暴力不是抗议：它是国内恐怖主义。对这些破坏应该零容忍。对叛乱者、无政府主义者、骚乱者和抢掠者，格杀勿论（noquarter）。」

这篇文章引发了《纽约时报》在社交媒体时代的空前危机，读者退订的速度创下历史记录。第二天，纽约时报网站同时发表两篇文章，评论版主编贝内特的文章《我们为什么发表科顿的观点》为传统媒体坚持的「辩论俱乐部」辩护，米歇尔·戈德伯格（MichelleGoldberg）的文章《汤姆·科顿的法西斯观点：评论版应该如何面对右翼转向威权主义》，论述不该发表。仅一天后，《纽约时报》态度扭转，老板苏兹伯格承认科顿评论文章的发表是一个错误，贝内特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星期天下午四点钟，苏兹伯格向全体员工发邮件公布贝内特辞职的消息。

贝内特

黑人俚语的「staywoke」指保持警觉，从2012年开始，「staywoke」成为推特上的流行话题标签，逐渐指代美国当下「警醒一代」。《纽约时报》编辑巴莉.魏斯认为，一篇右翼文章引发的《纽约时报》的风暴，是警醒一代（大多年轻人）和自由主义者（大多40岁以上）之间的内战，老兵的立命处事基于公民自由主义，新兵的世界观不一样，他们认为，一个人情绪与心理上感觉安全的权利比从前被视为核心自由理念的价值，比如言论自由，更重要。

斯坦福博士张拓木回顾贝内特辞职事件时写道：警醒一代热衷于「点名文化」（call-outculture）。对那些发表过被视为具冒犯性言论的人，警醒一代会大规模点名抵制，当事人的职业生涯将遭受重挫。这使得公众人物，尤其是自由派，在发言时不得不格外谨慎。警醒一代认为这能够帮助营造更好的舆论环境，从而改进社会问题。这种文化壮大的背景是美国政治的极化，而它又激化了政治极化。

这段分析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挪来形容《英文系主任》的核心冲突，鸿沟两边无法对话的理想主义，成为跳不出的困局。

行文至此，政治不太正确地借用「老白男」贝娄的几句话——「我们在现代文学中不断感受到一种道德狂热，它不得要领、难以抑制、模糊不清且毫无目的。」「现代的纷扰、举世的非理性和疯狂正威胁着存在本身。」「多样化的行为和言辞激烈的宣言并不会生产出伟大的艺术作品。」——如果《英文系主任》能在后续的内容里回应或回击这些言辞，它也许会变得真正有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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