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的铁证文件，你知道“沈阳九君子”是谁吗
发布时间：2021-09-13 19:55:41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爱国民众奋起救国,辽沈知识界精英以《TRUTH》（《真相》）为利器，借国联调查之机发起软实力抗战，构成了“九·一八”抗战中一条特殊战线。
《TRUTH》孤本至今仍保存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作为揭露“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的铁证文件，它的史料价值永不过时。更重要的是，它承载了国难降临之际中国君子的傲然独立和救国担当，书写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一段佳话。
九人小组上交国联的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证材料。
用实证说话九君子大义担当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坚持推行“大陆政策”。从1874年入侵台湾到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从中国沿海深入东北内陆，并继续以满铁附属地为支点加紧军事、经济、情报、舆论宣传等全方位战争准备。1931年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继而拼凑伪满洲国，这是蓄谋已久的侵略行径，但日本代表却在国联大会上颠倒黑白，中国代表据理力争，国联调停无果，决定派出李顿调查团实地调查，试图通过国际仲裁维护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素有“位卑未敢忘忧国”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良心使命，辽沈知识精英组成的“爱国小组”一致认为，应该以国联调查为契机揭穿日本侵略真相，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奉天医科专门学校的教授刘仲明、毕天民、于光元、张查理、李宝实，担任沈阳商会会长的银行家巩天民、营口银行经理邵信普、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毕业的教育家张韵泠、同仁医院院长兼同仁药房老板的刘仲宜。他们被学界称誉为沈阳“九君子”。
1931年底到1932年1月四十多天时间里，九君子发动医学、教育、金融等各界进步人士分工合作，白天多方搜集日军罪证，晚上由奉天医专的几位教授集中分类、翻译、校对和打印。整个过程惊心动魄、险象环生。搜集到的证据包括《盛京时报》、《满洲日日新闻》等日方发行报刊的剪报、日系官员任免名单及本庄繁布告、关东军颁布的教育、金融章程和实物如收条、对联、照片等等，筛选后的300多页纸质材料和实物证据被编辑成75个大目录，按序号黏贴在大相册内。为了便于调查团审阅，九君子另备英文说明书。最后装进蓝色缎面布袋，再以红色丝线绣上“TRUTH”字样。
《TRUTH》是全面揭露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及拼凑伪满洲国的双语证据汇编，它的最大特点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TRUTH》的每一条证据都不啻一柄利剑，直逼日本的狂妄野心，使其无法自圆其说。
国联调查团在东北实地调查。
由于日伪控制森严，递交《TRUTH》更加艰险。九君子决定联合国际正义力量共同推进这场民间外交。英国友人鼎力合作，经过确定方案、郑重托付、使馆密存、书信联络、巧设家宴、当面担保等环节，终于按照国际法庭仲裁程序呈递了《TRUTH》。调查团在沈阳英国领事馆集体审阅《TRUTH》，结果“深感满意”。
国联理事会会场。
当时，日本为应对国联调查，发动满铁、关东军、外务省和日本驻奉天领事馆多方出动、使尽全力，不仅作成详尽的“文献资料”，而且伪造大量假象，同时采用“周密接待”“重礼相赠”、监听跟踪、封锁调查渠道等手段，目的就是迫使调查团承认伪满洲国为既成事实。相形之下，中国国民政府尽管一心指望国联调停，准备却不充分。军政大员虽有机会当面申述，但流露太多的依赖心理。陪查员顾维钧完成的29项说帖与日方“作成”材料相比不仅在数量上过于单薄，且偏重于揭示日俄战争后日本对中国的资源掠夺。东北各界想方设法递交了1550份控诉信函，感情强烈，却缺少事实依据。
比较而言，《TRUTH》的原始性、实证性、系统性、法理性独一无二。尤其是实名制递交及李顿认可的倪斐德等国际友人的担保，更强化了《TRUTH》在国际法意义上的不菲价值。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报告书在承认“东北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基础上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方有计划的军事行动：
“至9月18日下午10时至10时半在路轨上或路轨旁发生炸裂之事虽无疑义，惟铁轨纵有破坏，实际上并未能阻止长春南下列车之准时到站，断不能引为军事行动之理由。故前节所述日军在是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
“我们确认，沈阳事变是有计划的行动。”
报告书也揭示了伪满洲国“所有政权均操之于日人之手”
“所谓‘满洲国’政府者，直是日人工具而已。”
如此，日本向国际社会所营造的发动“九·一八”事变是为了“自卫”和“维持秩序”、成立“满洲国”是“东北人民民族自决自愿”等谎言一一被拆穿。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也明确写出了调查团在沈阳“与若干中国医生、银行家、教育家的接触”的事实。《TRUTH》的“集大成者”刘仲明回忆说：
调查团在沈阳并没得机会见许多人，报告内所指的医生、银行家、教育家，完全系指我们‘爱国小组’递送材料这些人。至于所下结论，除了没有清楚指明建立‘满洲国’是日本关东军的一手炮制这一点外，其他各点，基本上反映了我们提供的材料的观点。
九君子积极利用国际组织、遵循国际法程序、以非武力的方式、以调查团相同的语言媒介传递了中国声音，揭露了日本侵略的真相。中英友人携手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的早期合作，成为人类共同追求正义捍卫和平的历史见证。
为历史作证九君子功不可没
多年来，无论在学界还是在政界，对于国联及国联调查大多持否定态度，更有人以“废纸一张”来形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究其原因，一是太过于幻想通过国联外交实现日本退兵等全部愿望；二是太过于强调“弱国无外交”。前者过于奢望，后者过于悲观，都不是理性的外交立场。实际上作为弱国，外患越重，越不能没有外交，更不能缺少外交之人。九君子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国联外交的新视角，他们以实际行动阐释了“弱国外交”的智慧和意义。
爱国小组九位成员。
首先，九君子实现了预期目标,揭露了日本侵略真相，为中国抗战赢得了国际舆论和道义的支持。说到底，国联是一个既无政治实权也不掌握军事实力的国际组织，因此在制约大国强权方面必然大打折扣。然而，国联毕竟有63个会员国，且大多是热爱和平的中小国家，他们更能尊重事实并发出公正的声音。1933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上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刘仲明对此评说“若论弄清九一八事变的是非而言，国联通过调查团的现场视察，谁是谁非得大白于天下。”“这样世界舆论就大大同情中国。这与我国抗日是大为有利的。”而且“经过国联调查团的查实，在东北居住的人民，不是俯首贴耳的日本奴才，而是忠贞不二的中国人。”这三点正是九君子国联外交的初衷，现实而理性。弱国外交需要更多智慧，外交智慧同样是国家实力。
其二，九君子的抗战具有国际性特征，国联仲裁的结论影响深远。这是国际视域下的一场软实力斗争，九君子以《TRUTH》为中心的国联外交自始至终都是置于国际大格局下完成的，以赢得国际仲裁为初衷、以国际合作为路径、以国联代表大会表决为结果。九君子以实证支持了顾维钧等杰出外交官在国联大会上的直接博弈，也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国联外交的必要补充。国联仲裁使日本的侵略面目在国际社会原形毕露，日本恼羞成怒退出国联并一意孤行走上战争的不归路，越发背离公理人心，必将导致人人喊打。此外，国联仲裁的结论还成为开罗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中关于中国东北问题的参考依据，相关决议进一步影响到二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因此说，国联仲裁具有相对的公正性和前瞻性，不能完全否定。
第三，沈阳九君子和英国友人提供了以实证为依据的国际诉求模式，他们推动国联依据国际法维护国际秩序的实践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事变发生后，国际社会不乏鞭挞之声，瑞士《日内瓦报》、德国《前进报》等纷纷揭露日本是“无理侵略行为”“有强权而无公德”。尽管如此，国联在初期的调停中却不论是非处处袒护日本，随着日本扩张的加剧和国联调查的深入，终于在《国联盟约》和《非战公约》等国际法框架下对“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予以定论。依据国际法和国际公理构建国际秩序保障国际安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人心所向。然而，时代局限却使国联无法克服和制约大国强权的本质。国联的不足难以避免，国联的教训弥足珍贵。“二战”后期及战争结束后，反法西斯盟国连续召开国际会议，丰富国际法内容的同时更加注重以法理依据为法西斯分子定罪，尤其是联合国的建立并制定了宪章，相比于国际联盟和盟约都有重大的进步。“二战”后70多年的历史表明，人类依靠国际组织、依据国际法维护国际和平的理念在继续发展。
以生命担当九君子风范永存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君子群体，无论戊戌六君子、救国会七君子还是沈阳九君子，都有相近的禀赋。在危机时刻，在国难面前，他们甘愿“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他们大义担当，但从不夸耀，“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刘仲明说：“我们爱国小组同仁，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对于祖国聊尽绵薄，颇感有所自慰。”简单话语，彰显的却是谦谦君子之风。他们和许多血沃沙场的将士一样，是民族精英，风范永存。
国联外交动议之初，九君子就体现了担当精神，刘仲明说“有些老友已去关内，奔走抗日，当此紧要关头，这个揭穿日本侵略及制造伪国罪行的抗日活动，只能由我们来承担。”
搜集证据的过程是惊心动魄的，随时可能搭上性命，巩天民常常在出门前叮嘱妻子：“如果我回不来，不用去找我”。李顿清楚：“在图像册中展现的某些证据，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才得到的。”
为能成功递交《TRUTH》，九君子按照国际法律程序签署真实姓名，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选择。
九君子的人格魅力得到英国友人的认可，当倪斐德博士（FrederickWSO’neil）、雍维林院长（WilliamRYoung）、谭文纶教授（WilliamMacNaughtan）作为中间证人签字作证时说：“这份报告说明书是由居住在奉天的一群尽责的中国绅士们起草拟定的。为了他们的国家，以相当严谨审慎的态度注释了这些文件”并说他们皆是“为群众所尊重的人，有卓越的识见，有独立见地的人”。
所谓“东方君子温润如玉”，他们不善于呐喊，却可以一字千钧。在英文说明书的结尾，九君子声明：“人们也许记得，满洲的人口中95%以上是中国人，中国人自然要当中国人，并且永远是中国人。”正是这种精神感染了倪斐德博士，他接受托付接过《TRUTH》的时候，激动地说：“NowItakethis，ifIdie，Idieforagreatcause（现在我拿着它，如果因此而死，我也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死的）。”
1935年秋天，日伪进行大逮捕，除了张韵泠之外的九君子成员及若干沈阳“爱国小组”成员都被捕入狱，但他们依然独立不惧，留下了一段段铁窗佳话。面对审讯，刘仲明大义凛然：“我在为真理作证，我要对历史负责，我没有罪！”巩天民被折磨49天，他却说：“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出狱后，二人互道心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敌人摆下盛宴造成即将行刑的阵势，毕天民暗下决心：“就是死，也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他神态自若地大块吃肉大口喝酒，顶天立地的风采尽皆显现。刘仲宜饱受酷刑，终身落下后遗症，依然宁静淡泊无怨无悔。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巩天民的座右铭，也是此番救国行为的写照。值得说明的是，九君子在各自的岗位都颇有建树，刘仲明、张查理、毕天民、于光元、李宝实、刘仲宜都是我国医学界精英，巩天民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一生传奇。他们中多人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巩天民还曾出任辽宁省副省长。
人类历史已经表明，战争的罪恶，越掩盖就越昭彰；历史的记录，越粉饰就越刺目。“国虽强，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九君子发扬了中华民族“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优良传统，展现了民间爱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情操。
顾维钧曾在《外人在华地位》中写道：“如果中国人民为复兴祖国所做出的充满理智和爱国热情的努力，能得到列强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那么一个强大的进步的中国肯定会百倍迅速地崛起”。
（原文标题：《TRUTH》：抗战中一条特殊战线——沈阳九君子以铁证文件向国际社会揭露“九·一八”事变真相的斗争）
作者张洁、李学成均为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作者：张洁李学成
编辑：王富聪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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