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10-13 21:55:47来源:后浪
草原民族的神话和历史口耳相传,多有含糊不清、自相矛盾。
《蒙古秘史》作为蒙古人最早的直接记载,记录了当时蒙古人多种多样的说话方式,尤其是常常夸大自己凶猛的一面、说着说着就开始唱歌,例如:
成吉思汗将哲别、忽必来、者勒蔑、速不台称作四獒。
草原上的狼獒吃人肉倒不算多么稀奇,被称为四獒的人吃人肉,究竟是真的吃人肉,还是以“吃人”的言辞来夸大其杀人勇猛、响应獒的比喻?
现代的读者理智而见多识广,更容易理解后者;对于古代世界中遥远而恐惧的其他民族,恐怕前者也不难接受。
成吉思汗不识字,当然没有什么书信传世。他的蒙古大将们大多也不曾学习读写。随着征服之地扩大,成吉思汗麾下开始出现了更多的民族,畏兀儿人、北方汉人等都在其中,关于成吉思汗的文字记载才多了起来。
因此,成吉思汗40岁之前在草原上成长、生活、战败和胜利的记忆,总是在这样那样的想象中氤氲朦胧——黄金家族的荣耀、征服与杀戮的血腥残暴、神奇的个人魅力......
弗兰克·麦克林(FrankMcLynn)的《成吉思汗:征战、帝国及其遗产》(GenghisKhan:HisConquests,HisEmpire,HisLegacy)提供了一种别样的视角,即草原生活的延续与变革,让理解成吉思汗成为可能。
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能像年少的铁木真那样在大草原上骑马、放牧、唱歌、杀人、逃亡——今天的草原是和平的草原,部族纷争不再喊打喊杀、战争已多年未至,我们无法知晓一个身处蛮荒战场、身负仇恨与野心的草原青年如何感受、如何体验世界。
蒙古仍然在回味那个震撼世界的黄金时代。图中这座雕像建于2008年,高度达到40米。
我们唯一能够追索的蛛丝马迹,来自于他的思虑。借由对组织方式、制度法律、传统习俗、对待他人的方式的继承和改变,这些思想留下了影响深远的痕迹。
01
草原上的生活背景
游牧生活方式并不是在大草原上漫无目的的浪游,是“逐水草而居”。
无论在哪个草原上,河流、时令湖都十分珍贵,牧民们如果离水源太远,不仅缺乏饮水,也很难找到优质的草地。
所谓“水草丰美”,便是水和草互相成就。游牧生活需要按照季节,在特定的几块牧场上迁移。
显然,牧场有好有坏、有大有小,这便是草原纷争的根源。
图中为蒙古包。
一则有趣的悖论:世界的征服者居无定所。
02
幼子守产制
游牧生活方式的迁移,需要带着一整套居所,否则无以为家。工业革命以前,人们用畜力拉动家当,这一整套家什自然不能太大(且不说草原上其他当时可采用的资源也较为贫乏)。
所以,大部分牧民家庭人数都不多。
尽管人们在较大的区域上结成氏族及部族,但其组织能力无疑比较低下,并且集体活动的时间受到季节与气候的影响。
这样一来,维持小型家庭的需要使得先成年的儿女必须外出独立成家,只能从家中带走一部分财产作为安身立命的本钱。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只有最小的儿子始终留在家中,最终继承父辈剩余的全部财产。这也是幼子守产制的来源。
03
绝非偶然的蒙古帝国
如此,我们就知道成吉思汗对蒙古人所进行的重大改革有何意义。
首先,以十进制为基础的军事化社会不仅打散了原有的部族概念,迅速建立了可汗权威,还大大提高了牧场分配和管理的效率,使草原内部纷争大为消弭。
其次,这种管理模式强化了军事贵族而削弱了平民,构造出一支善战的职业军队和在背后支持他们的牧民。
原本相对扁平的权力结构,决定了牧民们不会为别人放牧,战士必须回家放牧,牧民拿起弓刀亦能反抗可汗。
在十进制体系的管理下,可汗的权力变得精细而高效,组织能力的提升让大军云集成为可能,牧民根本无法反抗。
随着战争胜利,从外族输入的牧奴和其他资源增加,军事贵族不仅个体变得更强大,其人数也逐渐增多。
蒙古人最终在1241年的圣诞节前后抵达了多瑙河。
蒙古帝国的诞生并不单纯是成吉思汗和蒙古人的运气、勇猛和狡诈,更是精心思虑的结果。
这是关于铁木真如何成为成吉思汗,而成吉思汗的名字又如何传遍欧亚大陆的故事。
在《成吉思汗》一书中,我们可以全方面地了解大大小小的战役中成吉思汗的天才谋略及战争背景,其中涉及到蒙古帝国军政制度的改革、宗教融合的影响以及蒙古扩张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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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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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豆瓣ID):维参
感谢作者的授权转载
原文有改动,插图来源:《成吉思汗》(弗兰克·麦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