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越来越疲于奔命地劳作？

发布时间：2021-10-31 08:07:51来源：逻辑学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有记者在乡下看到一个正在放羊的小孩，问他：“你活着最想做什么？”

答：“放羊。”

那羊儿养大了后干什么？“卖钱。”

卖得的钱又做什么？“娶媳妇。”

娶了媳妇之后呢？“生娃。”

生了娃又做什么？“放羊。”

这有时被用来嘲讽乡野之地的淳朴或愚昧（取决于你怎么看），但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和这个放羊娃无甚区别——如果把他所说的“放羊”替换成“工作”的话，而放羊也确实就是他的工作，甚至是他所能想象的全盘人生。

一个著名的四格漫画，既可嘲讽人生忙碌只为“整点薯条”，也可嘲讽另一位追问“活着是为了什么”只是吃饱了撑的

这也并不意外，就像英国人类学家苏兹曼在《工作的意义》一书中所说的，“我们的工作与生活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几乎任何‘工作’都能让我们获得意义感、满足感和自豪感。我们所做的工作还会决定我们是谁、我们未来的前景、我们在哪里以及我们同谁一起度过大部分时间，调整自我存在的意义，塑造我们在诸多方面的价值观”。

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中文语境下，我们提到“工作”时，其实往往指的是“职业”（job）而非“劳作”（work）。

这两年人们最关心的也是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和疫情会不会让自己失业，也就是说，务实的中国人更在意获得一个安稳的“饭碗”，那只不过是谋生所必需，“劳作的意义”倒还在其次——很多人甚至会觉得那是吃饱了撑的才会去想的事。

但这并不是一个多余的问题。毫无疑问，动物是没有“工作”这种概念的，人类学家也早已发现，被现代人看作原始落后的石器时代其实是物资相当丰裕的，几乎不需要工作，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休闲，在95%以上的智人历史中，工作都不是人类关注的重心。

那人类又为何会变得越来越疲于奔命地劳作？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所有资源都是有限的，但人的需求却是无限的，这种稀缺性是驱使所有人工作的基本动力，因为只有通过劳作来创造、生产和交换物品，我们才能通过分配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其实我们大多数的需求可能都是没多大必要的。据说苏格拉底在逛完集市后曾感叹：“原来这世上有那么多并不需要的东西。”

这是哲人的视角，普通人大概只会想：“原来这世上还有那么多我没能拥有的东西。”在弥合欲望和实际需求之间的鸿沟时，不同的宗教和哲学往往都提议克制欲望，而凡人则寻求追逐欲望，这一组矛盾张力延续至今。

这倒不是说要清心寡欲、否定无数人的劳作所带来的进步，只是说我们有必要停下来想一想，自己花了那么多精力、消耗了自己有限生命中的那么多能量，所做的许多事情，最终是否真的产生了什么实际用途，给我们带来了多大意义？那些都是非做不可的事吗？

和一般人的直觉相反，勤劳未必带来更高的回报。这两年盛行的“内卷”一词，最初就是指小农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没有创新突破，一代代人不断对同一块地密集投入劳动力，但产出却是效益递减的。其结果，这样的勤奋工作，最终只是消耗掉了我们富余的能量。

人类之所以必须努力工作，其实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因为和游牧-狩猎族群不同，农民的生计依赖于驾驭自然的力量，并对“驯化的文化空间”进行持续不断的维护工作，否则无人打理的田野很快就会长满杂草。

由此带来的剩余积累催生了城市文明，而这又会使人在攀比中产生一种“相对稀缺性”，促使人为了比邻居高人一头而长时间工作，获得更稀缺的资源，进而攀登社会阶梯。

当社会进化到这样一个阶段时，驱使人劳作的其实早已不是那种对生活必需品的“绝对需求”，而是促使我们把握向上流动机会的“相对需求”——通俗地说，就是“看到别人有，我也想要”。

值得补充的是，这也意味着，社会越是公平，内在的经济动力越是强。因为如果一个人从小接受的理念是“每个人的处境都是前世因果报应的结果，今生也无法改变”，那么他多半是不会有动力去自我改善的。

到如今，物质匮乏早已不再是经济活动的主要驱动力，但我们不但比父辈更忙碌了，而且常常自己也说不出究竟在忙些什么。

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可能更严重，因为中国社会历来的大量劳作其实都是非经济性的，人们的驱动力并不是提升效率、获得更高利润，而只是为了以有限的资源养活更多人，又或是为了让人有事可做，不至于引发社会动荡。

我也有亲友是体制内的，他们常常怀疑自己的工作有多少其实都是上级搞出来的，并不能真正增进效率。即便是曾经怀抱理想的年轻人，想着稳扎稳打做点事，但下去后就发现很多精力都耗费在走形式中，等意识到这一点时又难以离开。很多事不仅缺乏效率，甚至是反效率、反规律的。

这倒未必说，这些工作都是全无意义的，只不过那是对组织而言的，有助于实现其目标（哪怕只是规训），但这对个人而言却意义有限。也就是说，这样的工作并不旨在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常常倒是予以压制，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组织所需要的驯顺工具人。

固然，这可能是因为管理上的落后，但有时却恰恰是因为管理方法的现代化：按照“科学管理之父”F.W.泰勒提出的理念，工作流程并不需要雇员掌握太多技能，这就使得每个人很容易被替代——先是被其他人，到现在则很可能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就算不被取代，技术的快速更新迭代，也使人们很难依靠原有的技能坐吃到老。

正因此，“工作”对我们的意义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既然我们很容易被工作异化、在工作中被替代和淘汰，那么就有必要考虑，我们究竟为什么工作？如果工作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那么当我们失去工作时，我们生活的意义又从何而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我们需要把自己从工作中“救赎”出来，在这一基础上，改变“工作”本身的内涵——它不应当只是我们谋生的手段，而应当是我们自愿的创造性劳动。

对绝大部分现代人来说，实现温饱其实远比祖先容易，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正因为像日本这样的现代社会遍地都是便利店，年轻人只需很少钱就能维持还过得去的生活，才造成了一个缺乏奋斗动力的“低欲望社会”。

这倒像是对人类原初状态的回归：上古的自然状态大抵就是“即时回报型”的，人们从劳动中获得直接、便利的回报，基本不存储，也不会付出超出生活必要的劳动。真正重要的是，这种社会通常都摒弃了等级制度，没有权威机构，也不能容忍成员之间显著的物质财富差异，真正做到了“按需共享”。

或许可以说，也正是因为如今我们已脱离温饱，才更需要反思“工作的意义”。这不仅仅是为了区分出那些并无多大存在价值的工作，提升社会运作的效率，也让我们重新理解自己为何而劳作，进而寻获能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说到底，并不是工作赋予了我们的人生以意义，而只有我们才能为工作赋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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