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长江如何治理：从防治水患到依法治水

发布时间：2021-11-03 20:14:45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中国是一个水利大国，也是一个水利古国。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五分之一弱，大部分地区是富饶的农耕区。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与长江的治理密切相关。消除水患、稳定民生，是人民最迫切的期望。那么，从古代到当代，长江的治理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931年7月29日，位于汉口下游的丹水池附近，铁路已被洪水冲塌，涛涛江水奔涌而入。

古代对长江的治理

春秋晚期，吴王阖闾（前547年—前496年）、夫差（前495年─前473年），以今南京、无锡、苏州一带作为称霸的根据地，建立城池，发展经济，开凿胥溪、胥江和邗沟。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河网交织，湖泊密布，地方官府带领人民开始筑堤防，垦洼地，出现了早期的圩田。

处于江汉平原的楚国，在滨湖地区挽堤为垸，兴修垸田，扩大耕地。

在四川盆地，秦昭襄王（前325年—前251年）时，蜀太守李冰组织人民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灌溉成都平原，开垦稻田，于是形成千里沃野。

在汉代，都江堰水利工程继续得到利用，成都平原的富庶可以和关中平原相媲美，成为两汉时期的经济重心。汉江流域中游的南阳地区、襄樊地区和上游的汉中地区，地方官府组织人民开沟挖渠，引水灌田，成为著名的农业灌溉区。洞庭湖平原及湘江流域、鄱阳湖平原及赣江流域、抚河流域，也成为著名的农业灌溉区。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为了逃避战乱，北方人口大量迁移到长江流域，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长江及其支流的赣江、湘江、汉水成为当时的主要航道，各种大小航道沟通了重要的农业区和大城市，流域的经济中心网络逐渐形成。

隋大业四年（608年），修通了南北大运河。大业六年（610年），又在三国东吴的工程基础上，加工开凿了江南运河，沟通了长江和钱塘江水系。大运河的南北沟通，长江中下游经济、航运发展迅速，让沿江、沿河商业港口城镇迅速兴起。

安史之乱后，大量人流、物流、资金流迁移到长江流域，南方的农田水利工程迅速发展。这一时期，长江流域大规模开垦荒地，兴建圩垸和塘堰。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同时颁布《农田利害条约》，并设立各路农田水利官主持全国水利和地方水利。在变法推动下，长江流域的水利建设得到兴复。宋徽宗提倡围湖造田，在浙江绍兴的鉴湖、鄞县的广德湖，太湖以及安徽的丹阳、石臼等湖都大力围垦。南宋时期，空前地重视今江苏、浙江等地的水利建设。

明清时期，朝廷重视治理长江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干堤如：湖北的荆江大堤、武汉市堤、黄广大堤，安徽的同马大堤和无为大堤等堤段，大部分是明清时期形成的。在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堵塞了荆江大堤的郝穴口，大堤于是连成一线，形成整体。清代多次加固荆江大堤。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水灾之后，改民堤为官堤，拨库银2000万两，修复溃口，并加固培厚。洞庭湖区的筑堤围垦，明清时期进入极盛期，明代圩垸有一两百处，而清代堤垸达到四五百处。

总之，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工程，以实现“水利灌溉，河防疏泛”的目的。其中在长江流域兴修的诸如陂池、塘堰、圩田和垸田的农田水利工程和大运河的大型水利工程，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总体需求，体现了较先进的治水理念。

近代对长江的治理

民国时期长江洪水一度让武汉成为泽国

十九世纪后期，一批爱国水利专家从国外学习西方的近代科技归来，兴办水利教育，培训技术人员，进行人文水利气象测验、地形和水道测量及地质勘察，修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涵闸、机电排灌设施、水电站等，近代水利时代兴起了。

由于战乱频繁，近代水利工程的发展均十分缓慢，只进行了小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主要是水闸、护岸工程、小水电站、灌溉工程和一些航道整治。堤工技术和以往相比，没大变化。在近代，长江流域先后发生了1860年、1870年两次特大洪水和1931年、1935年两次大洪水，洪灾十分严重，防洪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时期，除大部分古传堤堰外，近代时期兴建用于排灌、航运和发电的闸坝工程，总共不过几十处，又多在小支流上，没有统一的规划，所以收效甚微。全部水电站的装机容量仅一万多千瓦，航道基本处于天然状态，事故时有发生。

当代对长江的治理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工作。1949年11月，中央召开了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研究制定了水利建设的方针和近期任务。1954年长江大水之后，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后必须积极从流域规划入手，采取治标治本结合，防洪排涝并重的方针，继续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同时积极兴办农田水利，以逐渐避免各种水旱灾害，保证农业生产的增长。”

三峡大坝

从1949年至1957年，长江水利委员会积极开展治江基本工作，除组织修堤防汛外，还积极研究防治长江洪水的方案，开展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并先后实施了大通湖垦殖工程、荆江分洪工程、汉江杜家台分洪工程等分蓄洪工程。同时，在长江流域还进行了江西上犹江、四川龙溪河等水电站的建设，以及灌溉、航运等水利工程建设。

1958年至1960年期间，中央在水利工作中提出“三主”方针——以小型工程为主、以蓄水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推动了大规模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在许多地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61年至1966年期间，水利工作提出了“全面配套，狠抓管理”的方针，纠正“重建轻管，重大轻小，重骨干轻配套，重工程轻实效”的缺点，基本解决了“大跃进”中的遗留问题。

1958年，我国大量动工兴建长江流域大型水库、水电站和大型灌溉区。如湖北漳河水库，湖南资水柘溪水电站，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安徽青弋江陈村水电站，安徽花凉亭水库，湖南耒水东江水电站等。

195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设想在10到15年内建成三峡工程。1960年8月，在中央第二次北戴河会议期间，周恩来指示对三峡工程进行调整，明确提出“雄心不变，加强科研，加强人防”的方针，三峡科学研究结合其他大型水利工程实践继续推进。1964年至1965年，丹江口水电站复工，其他一些中型水电站建设加速进行，如湖北白莲河水电站与江西江口水电站第一台机组投产发电；并开工兴建了一批大中型水电站，如四川映秀湾、贵州猫跳河的四级窄巷口和三级红林、四川龚嘴等水电站。

“文革”期间，水电建设正常秩序被打乱，治江的前期工作和已开工工程的质量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虽然如此，由于广大职工的艰苦奋斗，尽量减少干扰，长江水利建设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1966年前兴修的水利工程进行配套建设，开始发挥效益，并建成了一批大中型骨干工程。1970年，我国第一次在长江干流上兴建当时全国最大的葛洲坝水利枢纽。1971年，乌江干流乌江渡水利枢纽开工，支流猫跳河的梯级开发也基本完成了。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央明确了水利工作任务：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防治水害，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并要求依法治水。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形势和任务，重新修订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长江干流的葛洲坝水利枢纽1981年胜利截流，1988年工程全部建成。同时，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开始兴建四川升钟水库，湖南东江、五强溪，陕西安康，江西万安，湖北隔河岩，四川铜街子、宝珠寺及贵州东风等大型水利枢纽。一批中型水电站先后开工。

198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开发利用水资源和防止水害的水事活动纳入了法制轨道。在此基础上，水法规体系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等相继出台，完善了《水法》的配套法规。地方立法在水法规体系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8年大水之后，长江水利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把兴修水利摆在全党工作的突出位置；对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等作出了具体的布置。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了水利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将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高到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水利投入大幅度增加。从1998年到2000年的三年内，中央水利建设投资总规模近千亿元，年度投资额是一般年份的三四倍，各级地方政府对水利的投入也相应增加，水利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994年，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正式开工，2009年竣工，总工期共15年。建成的三峡工程具有防洪、发电、航运、水产养殖、供水、灌溉和旅游等综合效益。

总之，新中国成立的半个世纪，长江水利建设从防治水患到综合利用水资源和依法治水，从单一目标治理江河到多目标开发治理的历程，在防洪、水资源利用、水能开发、生态环境建设、流域水资源管理等方面，不断适应治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作者：赖晨

编辑：王富聪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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