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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邹韬奋与生活书店

发布时间:2021-12-03 17:47:45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后,邹韬奋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迁到大后方的重庆,在国统区,邹韬奋和生活书店的全体职工,宣传进步文化,出版进步书刊,为广大读者提供精神食粮。

开展读书服务活动

邹韬奋

邹韬奋,本名恩润,乳名荫书,曾用名李晋卿,祖籍江西余江县潢溪乡渡口村,1895年出生于福建永安,是近代中国杰出的记者和出版家。

1932年7月,生活书店在上海成立。它是在《生活周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创办人为邹韬奋和徐伯昕,是以传播先进的革命思想,出版进步文化读物,竭诚为读者服务为宗旨,内部采取合作社组织形式,实行民主集中管理制度的新型出版事业。从成立起到抗战开始的五年间,邹韬奋和徐伯昕在胡愈之协助下,团结广大进步作家,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编辑出版了大量宣传爱国、抗日、反对投降和传播革命思想的书刊,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由于出版宣传抗日、民主、进步的书刊,生活书店遭到国民党政府忌恨,被视为“文化围剿”的对象加以打击,书刊屡加查禁,以致邹韬奋两次被迫流亡海外,1936年底被国民党当局罗织罪名逮捕入狱。抗日战争爆发后,邹韬奋被地下党营救出狱。从此,中共南方局加强了对生活书店的领导,把它当作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革命出版事业的重要机构,提高国民觉悟,活跃国民阅读服务活动。

为适应抗战的形势,生活书店业务不断发展,期刊出版方面有《全民抗战》《世界知识》《新学识》等10余种杂志。丛书方面,除继续编印抗战前已出版各种丛书外,还增编出版了“救亡文丛”“抗战社会科学丛书”“中国文化丛书”等10余种新丛书。

与此同时,生活书店的发行点也迅速扩大,在整个大后方,邹韬奋自己开办的分支书店达55处。除青海、宁夏、新疆、西藏四省区外,其余各省市都有生活书店。

依靠职工联合战斗

抗战时期,重庆的生活书店面对如此严重的政治局面,在中共南方局的指挥下,依靠职工联合战斗。

“皖南事变”后,在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下,生活书店立即疏散、隐蔽,应付危局,继续斗争,并作了一系列部署。譬如:(1)总管理处迁往香港,继续出版工作和领导各地业务;(2)重庆分店坚持下去,《文艺阵地》仍按期在重庆出刊;(3)分出部分力量,另外建立或与人合作建立新的出版社,继续战斗;(4)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联合派人到苏北解放区设店;(5)分出部分力量从事商业活动,以利于经济上给书店以支持;(6)将一部分职工介绍到别的单位工作,以待时机。

根据这些的部署,重庆分店坚持营业,代经理为方学武。调原成都分店经理诸度凝到重庆来,与潘序伦合作,创办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派孙洁人、薛天朋、仲秋元三人与中华职教社合作,在该社创办的《国讯》旬刊社内建立书刊代办部,把原属生活书店的邮购户,期刊订户全部转过去,继续为外地读者订购书刊。其余同志有的随总管理处去香港,有的转入别的单位工作。

当时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持他们的呢?史料记载:一是当他们看到《新华日报》登载中共中央的临时解决办法中,把解除对生活书店的迫害作为专项工作时,他们就进一步认识到书店的事业已属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有共产党的关怀和支持,不是孤立的。二是邹韬奋为事业而牺牲的精神,给他们以极为深刻的教育。当重庆传来邹韬奋在香港与茅盾、金仲华等人发表《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后不久,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即在香港复刊,使他们感到所追随、敬仰的邹韬奋又在战斗了。三是他们都是在生活书店里得到培养而走上革命道路的,热爱自己所从事的正义事业。这一群留在重庆工作的青年,当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一定要把这个阵地坚持下去,坚持就是胜利,从而支配着重庆生活分店在以后的日子里去克服种种困难,直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配合形势联营合作

1943年秋,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意大利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蒋介石被迫在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上宣布,要在胜利后实行宪政,并重新开始国共谈判。翌年,日寇进攻湘、桂,国民党中央军溃退,受到国人谴责。蒋介石政府处于狼狈境地,国统区重庆的民主运动重新掀起浪潮。

这时,中共委派张友渔来生活书店主持编辑工作。张友渔领导大家密切配合当时的民主运动,由峨嵋出版社出版一套抗战建国丛刊,如《国际与外交》《民主与宪政》《法与宪法》等政治读物;用生生出版社名义出版了《中国宪政论》《战时中国的物价问题》等评述国际问题的读物;用生活书店名义出版了《中国宪政论》《宪政基础读本》等,重印了邹韬奋编译的《苏联的民主》等政治读物。从1943年起,差不多每个月都有几本用生活书店或峨嵋、生生三个出版社名义出版的书,内容都是和当时形势需要密切相关的。

重庆生活书店在发行方面也尽力扩大。除之前大量通过报纸广告做介绍外,还做了以下几件工作。举办星期推荐书,每周在报纸上推荐一册文学名著或青年自学丛书,以八折优惠读者,外地读者如剪报来购,同样予以优惠。编辑学习苏联、学习历史、学习民主宪政运动、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目,在报上公布,引导读者购买学习。

当时,如何团结同业,在出版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是经常研究的议题。重庆出版业大体上有三类:一是国民党办的出版社;二是以出教科书为主的大书局;三是以出版新书为主的出版社。这些出版社,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深受种种压迫,希望实现民主和改变现状。如能把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奋斗,就有可能减轻反动派的压迫和改善出版业的困境。

1943年12月,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峨嵋出版社、上海杂志公司、文化供应社、作家书屋、教育书店、群益出版社等13家出版发行单位联合发起,成立一个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到次年4月参加的达19家。每月集会一次,共商业务。多数同业都认为有设立联合发行机构的必要,于是在1944年成立董事会,公推黄洛峰为董事长,张静庐为总经理。是年5月1日,在林森路设立联营书店、经理为贺礼逊,仲秋元为副经理。工作人员大多是从“生活”“读书”“新知”三店调去的。同年8月,得到成都东方书社经理王碗乡之助,又在成都开设了联营书店。

抗战时期的生活书店重庆分店

重庆联营书店一开张,强大的阵容和一套符合联营者利益的做法,便对新出版业产生很大的吸引力。一周内就有2家加入,半年后增加为26家,一周年时增为32家,成为当时重庆出版界一支强大的力量。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和联营书店成立后,除了在业务上得到了发展外,还联合同业对国民党的文化统治和政治压迫,展开了广泛的联合斗争。

1945年8月,战时书刊审查制度已失去存在的理由,成都16家文化团体率先采取了自动拒检不送审的行动,重庆立即响应。联营书店的成功及其联合斗争取得的胜利,显示了中共南方局统战政策的巨大力量,也使“生活”“读书”“新知”三店在新出版业中获得了同业的信任。

作者:胡平原

编辑:鲍家树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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