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我已经1000岁了
发布时间：2021-12-23 14:58:53来源：古墨社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王安石。
1000年前（公元1021年12月18日），随着几声不太清脆的啼哭，我在江西一个叫抚州的地方出生了。
出生时天无异象，但这个世界注定要打上俺的烙印。
俺一生没留下什么照片，人到中年的时候，听说从来没有画过像，在大领导的关照下，一位皇家画师（具体名字忘了）给俺画了一张。
后来它成了俺的最爱，一直挂在床头，因为觉得画出了本人的个性。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说的话，有几百箩筐。
你们一定可以原谅老王的唠叨。
01
听说大家最关注的是俺与苏东坡、司马光等人的关系。
说实话，俺在人际关系方面比较笨，也比较倔，对人的印象一旦形成，后来很少改变。
我也曾是文学青年，对于苏轼的才华，说不喜欢，那是假话。特别是他的《赤壁赋》，我喜欢得不要不要的，有几次读完，因有所感触，还躲在被子里哭，我老婆紧张地问，到底发生什么事。
但小苏这个人，总在政治上犯幼稚病，既然彼此气场不合，我也只能忍痛……
不仅是他，苏洵和苏辙也是如此。你们一定要搞一个“唐宋八大家”男团，把我们放一起，其实我们在各种活动上经常见面，但很少说话。
要说的话，似乎都在文字里了。有篇《辨奸论》据说是苏洵写的，他骂我穿乞丐衣，吃猪狗食，天天黑着脸还敢妄称读书人。
我再大度，也差点告他诽谤。
还有司马光，我们的政见完全相左，但他很少当面跟我理论，总是给我写信，写了一封又一封，而且都很长。我觉得他为人古板而无趣，很少给他回信。
即使是这样不见面的交流，我们都毫不退步，到后来，形成了“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状态，就像在玩政治翘翘板。
如果说我个性不好，那司马光比我的脾气更臭，他从来都不喜欢新事物。当然，他的《资治通鉴》也是一部枯燥的烂书。
02
再说说我的两个领导，仁宗和神宗。
37岁那年，我还只是一名小办事员，给仁宗皇帝上过一篇万言书，对官制、科举以及颓败风气作了揭露。
我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提出“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还用晋武帝司马炎和唐玄宗李隆基的失败案例来警醒他。
但是，他根本就不理我，估计每天这样的奏折像雪片一样多。
我后来反思过，大家知道，仁宗是个脾气很好的一哥，包老黑有一次跟他吵架，口水喷了丫一脸，他居然擦脸后继续微笑。
这种人虽然对别人很好，尤其能体恤下属，却不是一个是好的工作伙伴，尤其不可能是改革的推动者。
后来我相中了神宗皇帝，他是一个热血青年，总想进”十大皇帝“排行榜，这样的人，嘿，有戏！
我给他上了一本奏折，《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后来它被称为“北宋第一札”，我大胆地批评了宋太祖到宋英宗等五任最高领导人。
年龄上处于叛逆期，精神上处于亢奋期的神宗皇帝，绝非池中之物。
确认过眼神，他从此被我带上了改革之路。
我觉得吧，历史上那么多皇帝，很多只是按部就班地干活，然后把接力棒交下去，他本身没什么作为，也不想有什么作为。而神宗不一样，他很想做事，想改变国家，想改变干部队伍，想改变军队，想做的大事，几辈子都做不完。
唯一的遗憾是，他38岁的时候，就永远离开了我们，他是公元1085年愚人节驾崩的，接到消息，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大宋没戏了！
如果有资格给他写悼词，我只想写10个字——“男儿死得所，其重如山丘”。
很感谢他能忍受我的坏脾气，我知道为了支持改革，他承受了很多很多。有这样的领导撑腰，我还能说什么呢？
03
有人说我的改革班底，都是猪队友，而且《宋奸臣传》里列的14个奸臣，其中有9个是我的跟班。
很多人骂我重用蔡京，但是我得选择，改革要推进，一些人坚决反对，更多人在观望，如果不培养自己的人，那改革没有希望。
蔡京是个灵活的孩子，后来他活了80岁，四度出任宰相，在整个宋代再也没谁了。
至于长得有些小帅、酷爱辟谷的福建人章惇，我知道他跟同学苏轼有些小矛盾，我也恰到好处地利用了这个矛盾。
不过，我的学生郑侠确实令人失望。改革正酣，他忽然抛出画作《流民图》，置疑新法，引发了巨大的负面舆情。我简直快要吐血，这幅图成了旧党攻击我们新党的一颗核弹。
当然最令人恶心的是吕惠卿，一个极有野心又忘恩负义的人，我看错了他。
首次罢相离开之时，我将改革大旗转交给小吕，没想到他刚上台就开始陷害打击我们王家，连我的儿子王雱，也因为他的反水而死。吕惠卿简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魔鬼！！！
现在你们知道了，大宋改革真是遭了诅咒了，支撑它的居然是些龌龊不堪、獐头鼠目的家伙。这些人，是公鸡掉进火锅里，真辣鸡了。
改革最后硬着陆，摔得七零八乱，真不奇怪。
我实在是太难了。
那段时间，我经常一个人喝咖啡，跟命一样苦的咖啡。
04
坊间一直在传，我老婆吴氏想为我再找一房，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后来被我拒绝了。
是的，有这事。
在我们宋代，一夫多妻是正常的，只要你养得起，更何况当时我已经当上了知制诰，专门负责诏书起草。
清楚地记得那天晚宴，有个年轻貌美的陌生女子走过来，热情地给我倒酒，还故意撩我。
我警觉地问，whoareyou?whatdoyouwant?
想不到那女孩开始抹眼泪，我于是跟她拉起了家常。原来她是因为欠债，不得不卖身，我听了，怜悯之心爆发，当即把钱包里的银两都给了她，还给她打了一辆滴滴长途马车，送她回家。
我想说的是，人的悲悯之心，千金难换。我之所以要铁血推进改革，也是为了天下苍生。
再说，我跟老婆是真感情。当初，我对她怦然心动，她也对我手足无措。
……
我这人，对重要的事情，总是牢记于心，对于生活细节，完全心不在焉。我喜欢吃鹿肉，家人每次总是摆得离我最近。
有次他们将鹿肉丝摆在离我最远的地方，我也只吃离自己最近的菜。后来经家人提醒，我捂着脸，不好意思地笑了。
是的，我不太喜欢拾掇自己，一件衣服穿几年，那也是常有之事。我很少梳理胡子，所以它们经常都是弯曲干涩的。
有一次我给小自己27岁的神宗皇帝汇报工作，一只虱子爬到我的胡子上，钻来钻去。
皇上笑着指了指我的胡须，我当时拍了拍胡须，等虱子落地，马上踩死，继续汇报。
所以有人攻击我，说王安石“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对此我不置一喙。
请问，这两者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
好多人整天油头粉面、西装革履的，心里却空空如也，我不想做那样的人。
把洗漱装扮的时间拿来读书，不知道有多美。
05
有人说“改革导致宋亡”？还将靖康之耻归因于我。
MD，持这种论调的人比司马光还要阴险。真的一帮太监开会，无稽（鸡）之谈。
你们真正了解过改革吗？知道当时我们大宋面临的严峻形势吗？
没有，你们一定没有。
开国才百年，大宋士兵数量增长了四倍，干部增长了八倍。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在朝任职二十年，至少可以帮助兄弟、子弟二十人在京做官。
可以说，“冗官冗兵冗费”，就像三根绞索，令我大宋命若游丝。
还在我小的时候，就走南闯北，看到了可怕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大宋农民的孤苦生活。
所以我立志要“矫世变俗”，我知道这并不容易。但理想还是要有的，它是一定会实现的。
所以我29岁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当然我还只是一名小小的县长。诗中有两句，你们肯定知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我能预知改革之路的艰辛。
后来改革起事的时候，遭到很多人反对，除了司马光和三苏，还有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
还有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
大家是不是觉得，名单实在有些太长了？其实我还可以写出上百个有名有姓的家伙，为了反对变法，他们都辞职了。
他们的理由差不多就一个：胃口不好，不能消化皇上和我画的饼。
这些家伙太短视，我不喜欢。
06
除了我的父亲王益，我想感谢五个人。
第一个是曾巩。我16岁那年第一次进东京，就认识了曾兄，他是一个热情的年轻人。他很低调，是个小透明，不像苏轼那样，总是爱出风头。我欣赏他做事的绵密细致，跟他聊天，有一种靠谱之感。
第二个是欧阳修。他是曾兄向我介绍的，大我14岁，对他的文学造诣和做人风采，我是拜服的。他曾经拿李白和韩愈跟我相比，很感激他的加持和点赞，短时间让我的粉丝涨了好多，其中不少是不离不弃的死忠粉。
但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肯定会伤害一些人，对我们后来关系的走坏，我只能对欧阳老师深深鞠躬，说声抱歉。
第三个是宰相文彦博先生。文老师年轻有为，才40出头就当了宰相，他多次向朝廷推荐我，说我淡泊名利，有道德，讲原则。那个时候我才20来岁，没有什么名气。很遗憾，他后来也反对改革，跟司马光走得很近，但这不妨碍我对他的尊敬，他算是个好人，后来活了92岁。
第四个是周敦颐老师。因为文彦博老师的推荐，我得以到常州任职，在那里认识了理学鼻祖周敦颐，成了人生知己，他教我理论实践相结合，让我对人生、事业、爱情，都有了长足的思考。
最后感谢19世纪俄国的领路人列宁先生，大家知道，几百年来很多人对我进行妖魔化，后来列宁在一次论战中，称我为“中国宋代的伟大改革家”，为我正了名。
想不到，我王安石还要一个秃头的老外来正名。幸好，他不是美国人！
这些朋友，让我觉得人生温暖。
07
如果最后让我送一句话给大家，我想说，不要怀疑，人生在世，要执拗些。
就像我一直说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千万不要各种自我设限。
有人说，王安石想好的事情，佛菩萨也劝他不转，所以称我为“拗相公”。
我难道错了吗？没有。
一定要坚决与不良人和不良现象作斗争！须知通往地狱的道路是好人用宽容和忍让铺就的。
人这一辈子，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不要总让自己妥协，能不能成事留名，就看你坚持下去的韧性和勇气。
很多人觉得，我是从21世纪穿越回大宋的，大概他们觉得我的改革比较理想化，难以真正落地。
是的，我承认，从这方面讲，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
如果活在21世纪，我还会是一颗坚硬、疯狂而固执的石头。
有人说我的改革很悲惨，其实，我觉得很壮烈！
你们也要像我一样，努力为自己而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