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自有那个啥”

发布时间：2022-02-18 22:45:38来源：麦可思研究

星

视角

XingPerspective

近年来，一流本科建设成为大学管理者和专家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推动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跨越，人才培养是关键。自今日起，麦可思研究特推出程星博士撰写的新专栏——《星视角》。程星博士是麦可思首席科学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两所本科学院担任助理院长、香港城市大学担任主管环球事务的协理副校长，《星视角》将就一流本科建设的话题分享其多年研究和管理心得与体会。

那天参观北大元培学院，一走进学生阅览室就被墙上的一个条幅镇住了：“书中自有那个啥”。书法水平一般，但那出其不意的幽默却是教科书水准，让我久久驻足。中文里“读书”和“上大学”几乎同义，因而这个条幅简直就是在挑战大学存在的理由。要不是因为疫情学生早已离开校园，真想当场拉几个坐下好好问问，他们从书中是否找到了那个啥、是啥。

那个啥，是啥？

记得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尔班克（AndrewDelbanco）在他那本不到二百页的小书《学院：过去、现在与未来》中讲过这样一段故事。他曾在一个校友聚会上分享自己多年教授“核心课程”的体会，特别是哥伦比亚模式的通识教育如何帮助学生掌握在未来社会安身立命所需的基本知识与技能。这时一位年长的校友站起来对他说：“教授，您所说的虽然没错，但不得要领。”德尔班克诚惶诚恐地请教“要领”是什么。老者答曰：“哥伦比亚教给我的是如何享受生活。”¹

享受生活是哥大教育的目的？至少我在哥大十几年的工作经历中从未听到过这样的表述；倒是哥大著名的“核心课程”逼着学生读书是不争的事实。哥大开出的阅读书单不仅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太大变化，而且阅读量之大在美国大学里也堪称一绝。难道说，哥大学生书中的那个啥就是享受生活？

同属常青藤校的耶鲁大学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那个啥”。前校长惠特尼·格利斯沃德（A.WhitneyGriswold）在1964届新生开学典礼上这样告诉学生：“我们将为你们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你们个人的享受或富足。我们把它作为耶鲁神圣使命的一部分，为这个国家和世界培养未来一代又一代的领袖。”²

一个享受生活，一个培养领袖：两所藤校之间的“那个啥”何以如此迥异？当代大学评估讲究成果导向，不知这些名校所谓的“成果”会将大学导向何方。

其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从未停止过对于“那个啥”问题的探究，只是时代变迁将大学的目的变成“移动的标靶”。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知识爆发式地增加，随知识专门化而来的是学科专门化。一个四年本科毕业生在职场需求的影响下，完成科系的专业课程后，用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的话说，“最多只能是一技一艺之士，与中国传统所重的‘通人’固渺不相涉，与西方博雅教育的‘通才’亦是南辕北辙。”³于是乎，美国人发明的通识教育就成为补苴罅漏的良方，受到其他国家大学的追捧和效仿。问题是，各国大学体制不同，学情有异，通识教育所能补苴的罅漏也应当有所不同。

比如说，我国大学在五十年代出于经济发展的需求，仿造苏联模式打造了一个极其专业化的大学系统，包括农学院，钢铁学院，水利学院，等等。即便是综合性大学，也人为地进行专业归类，如将清华变成工科大学，北大变成文理科大学。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我们放眼西方，特别是美国，又被那里的大学毕业生强悍的综合能力吸引了。于是乎，所有大学都整齐踏步向右转，在专业设置上能综合的尽量综合化，不能综合的索性通过合并来实现综合化。这些根据国家发展需要所作的改革本无可厚非，与时俱进应当是优秀大学内生的品格。然而，大学层面上的综合通过行政手段很快可以实现，但在学生知识结构上实现综合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名校的通识教育模式

我们最初的设想是，参照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方式，要求学生在完成专业课程的同时加选通识课程，以扩大知识面，增强综合能力。哈佛的通识教育模式因此成为首选。哈佛模式偏重学生知识结构的广博和全面，在人类所有知识中选出一些特别重要的领域，由其优秀学者给学生系统讲解；学生则必须在每一个选出的领域修满一定的学分，面面俱到，不能偏废。这个模式的优点是操作简单，大学只需要选定领域，找对老师，课程的打造基本完成。美国多数大学的通识课程也采用这个模式。

然而，实施哈佛通识教育模式的大学很快发现，由于这个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所以当一个大学的师资水平尚未达到哈佛的实力时，这种拼盘式的通识系统很容易沦为“水课”滋生的“土壤”。特别是在那些刚从专业化大学转化而来的“综合性”大学里，人类知识很多重要领域必备的师资完全告缺。为了打造通识课程，大学只能让现有老师自告奋勇，凭着个人兴趣和特长开课。结果有三。

其一，知识的零散化、碎片化。比如说，“艺术修养与运动健康”这样的通识板块几乎可以包罗万象，任何教师有任何个人爱好与特长都能在这个板块里开出课来，但并不代表学生会从这些课中得到应有的认知与提升。况且，这类课程的知识内容今天的大学生完全可以从手机上获取。其二，知识的娱乐化倾向。比如说，有的课程声称为学生在不同领域打开窗子，开拓视野，但由于课程缺乏学术的严谨性，很容易流于怡情养性（如“民族音乐鉴赏”）、体育活动（如“篮球”）或旅游向导（如“舌尖上的XX文化”）等非学术的范畴。其三，专业课程的普及版。如给非生物学专业的学生开设的生物学概论，等等。

与哈佛模式形成对比的是以哥伦比亚大学“核心课程”为代表的经典阅读模式。哥大模式是由经过培训的老师们带领小班学生一起精读经典名著，研讨那些尘封的却是原汁原味的思想表述，揣摩原著作者的思考方式与结果。经典阅读将读书从私密体验变成集体体验，重点不在掌握书中的知识点，而在思维训练。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向历代思想大家学习如何分析问题，旨在形成批判性的思维方式。由赫钦斯（RobertMaynardHutchins）校长在芝加哥大学倡导的伟大名著（GreatBooks）阅读也属于这个模式。

假如说哈佛模式的顶层设计是以教师为中心的，那么哥大模式则倾向于以学生为中心。学生不仅需要在课前完成所有的阅读，而且在课堂讨论中也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担当的角色并非“传道授业解惑”，而是有点像主持人（facilitator）。这一特点对于那些在很多知识领域缺乏师资的大学来说算是福音，而且培训主持人相比招募行业大咖还是要可行得多。

但是，对于一般大学来说，实施哥大模式有两大困难。其一，培训主持人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对于在师道尊严传统里成长起来的教师来说，让他们在课堂上放下长者身段，倾听并引导学生讲话，绝非易事。正如一名好的主持人，不仅要有掌控场面的能力，博古通今的学识，还需要一副虚怀若谷的胸怀。哥大模式的课堂讨论强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逻辑性思维能力，因此对教师兼主持人自身的修养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这一点恰恰不是通过短期的教学培训可以实现的。

困难之二是对于大学硬件的要求。常识告诉我们，在一个超过二十人的课堂里展开讨论并要求人人参与，难度非同小可。假设一所大学每届新生3,000人，从第一年就开始以讨论形式开设的通识课程，每20人一堂课需要150个/次的教室或会议室。因此，实行哥大模式光是硬件改造就是一笔巨大的投入。这就是为什么哥大模式在精英教育时代或是大众教育时代的精英大学里受到青睐，而在实现了普及化或大众化的校园里实施则要求校方作出非同寻常的安排。

通识教育其实并无现成模式可循

在考察了哈佛和哥大两种通识教育模式后我们不难发现，通识教育其实并无现成模式可循；大学还需根据自身的师资情况和物质条件因地制宜。原来靠抄作业成不了拔尖学生是有原因的。既然“通识教育是在一个道术分裂、知识专门化的大背景下，大学冀图实现‘全人’（wholeperson）教育的一种本科教育设计，”⁴那么，按照金耀基的思路，“通识教育[就]应该是人文教育的延续。而人文教育必须定位于大学教育的中心。”⁵

对于通识教育作如是定位，也顺理成章地解释了哥大与耶鲁两所名校各自声称的人才培养目标—“那个啥”之间的差异。享受生活和培养领袖原是人文教育这个光谱上的两极：古人所云“独乐乐”（独自享受生活？）或“众乐乐”（与大众同乐？），背后其实是同样的人文情怀。而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与一个人的专业才能固然有些关系，但这更是其人文修养的终极呈现。还是引用金耀基所说：“如果通识教育忠于其目标，其课程基本上要教授给学生的并不只是真实知识，而是洞察力及智能——理解知识与世界的性质之洞察力，以及有能力迎接现代生活挑战的智慧。”⁶

获取“洞察力”和“智慧”，通识课程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渠道。尤其是以经典阅读为核心的通识课程，对于当代大学生特别是非人文学科的大学生来说，几乎是他们此生唯一的读书机会。借此机会，他们起码能够在掌握一门职业技能的同时得到一点人类文明的熏陶，补念一些中学阶段无法接触的古今中外名著。接受过这样的人文教育的学生，不管他们在未来职场上是否成功、是否能够担当领袖的角色，至少他们能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欣赏并享受生活。

¹Delbanco,A.(2012)College:WhatItWas,Is,andShouldBe.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p.32.

²GilletteJr.,H.(2015).ClassDivide:Yale’64andtheConflictedLegacyoftheSixties.IthacaandLondon:CornellUniversityPress,p.3.

³金耀基（2021）论大学通识教育的本质与意义。《现代大学教育》第5期第2页。

⁴同上。

⁵同上，第3页。

⁶同上，第4页。

作者简介

程星博士，现任麦可思首席科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政策与管理硕士，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管理博士。

曾任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院助理院长兼教育学院教授、纽约市立大学院校研究办公室主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规划与院校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在高等教育研究与管理领域学养深厚，经验丰富。

著有《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之道——大学管理研究导论》《大学国际化的历程》《美国大学小史》《细读美国大学》，合著《院校研究与美国高校管理》《美国院校研究案例》等。

注：本文小标题为编辑自拟。

本期责编|麦可思王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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