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淼杰：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不是长久之计，应往非洲转移

发布时间：2022-02-23 19:27:33来源：腾讯财经

写在前面：林毅夫、张维迎、姚洋、黄益平、陈春花、刘国恩、余淼杰、宫玉振、雷晓燕、卢锋、杨壮等11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顶级教授将为您重磅解读影响全球经济的11个关键之问。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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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出现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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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不是长久之计，应往非洲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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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第二阶段经贸协议有望在近期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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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仍可以保持在6%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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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接近6的概率远高于接近7，到年底有望达到6.1

世界格局一直复杂多变，新冠疫情又成为新的叠加因素。一方面，很多全球化组织被弱化甚至停摆，美国带领多国连续退群，“逆全球化”趋势明显抬头；另一方面，区域一体化组织风起云涌，合作深度今非昔比，堪称全球化分工体系的升级版。我们该如何正确地认识全球化、“逆全球化”以及区域一体化？这背后深层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又应该何去何从？

本期《全球经济十一问》，北大国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余淼杰深度阐释了关于全球化与产业链布局的变化。余淼杰认为，全球化出现新格局，但大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坚持“中国是市场经济”比“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更重要。关于中国经济展望，余淼杰表示，预计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仍可以保持在6%左右；人民币汇率接近6的概率远高于接近7，到年底有望达到6.1。

问：如何正确地认识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余淼杰：自从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行径以来，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逆全球化行径越来越厉害，贸易摩擦也时有发生。

但从根本上讲，我并不认为全球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当我们在讲经济有没有出现全球化的时候，我们其实看到两个基本的特征，就是生产的地区化和贸易的多边化。如果说这两个形态还有出现，那就意味着说全球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过去这段时间，我们依然出现了这两个特征，生产的地区化和贸易的多变化。

比如iPhone、汽车还在全球不同的国家共同生产，每个国家或者地区专业化生产某一块产品，再拿到一个地方把它装配、加工、包装卖到全球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全球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问：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多边组织，是对全球化的替代吗？

余淼杰：全球化依然还是一个趋势，只不过现在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靠以WTO为代表的多边经贸合作来推进。现在多边经贸合作相对比较困难，主要的一个核心原因是，WTO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机构叫做争端解决委员会，最近陷于一种瘫痪的状态。因为争端解决委员会需要有三个大法官来组成，由于美国的阻拦，三个大法官并没有到位，WTO就没有办法来接新的案件，只能办理那些老的案件。所以，出现一种新的形式的变化，就是由原来主要靠WTO，变为现在主要靠地区经贸合作。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地区经贸合作也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二个表现的形式是，之前主要还是一个国家跟很多国家，包括离自己区域很远的国家来做贸易，但现在出现了一个离和自己区域相对比较近的国家来做贸易的趋势。

简单一句话就是，全球以WTO为代表的多边经贸合作机制，基本上让位于地区经贸合作的机制。

问：中国在全球化上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

余淼杰：中国全球化努力的方向可能还是要两条腿走路。

第一，继续推进地区经贸的合作，包括做好区域全面经济合作协议（RCEP）的工作，做好我们正在谈判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以及另外一个正在准备谈判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是第一步。

第二，积极推进WTO的改革。现在WTO的改革中，中国要提出中国改革的方案，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坚持我们改革方案中的一些要点，比如，关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关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这些核心关键点。

如果就这两点而言，“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这一判断可能比“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主要是看人均GDP。人均GDP在12000美元以上的叫发达国家，我们现在是1万（美元）。随着我们的经济水涨船高，经济增速不断的提升，规模越做越大，再过几年每年5%、6%的增速，自然而然我们就变成了发达国家，所以意义不大。

但市场经济不一样，他是看产品市场是不是按照市场来定价，要素市场是不是按照市场来定价。对中国而言，产品市场按照市场的定价没有问题，要素市场其实我们也是按照市场定价。只不过是说，对于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这个概念，我们可能用一种动态的角度来理解。比如没有人会怀疑今天的美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假设我们把它作为为一个参照物的话，那你可以说，中国的某些市场化的水平离美国有一定的距离，但这并不代表说，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相对于我们经济发展水平，我们按照市场经济国家来衡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一个国家是市场经济，它在世界贸易中哪怕遭受到一些反倾销、反补贴，跟非市场经济国家受到的对待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意义是很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争取这个市场经济的地位。

问：怎么看待中国这两年出口和全球产业链的变化？

余淼杰：新冠疫情的确是某种角度上重塑了全球的产业链。之前的全球产业链基本上可以分成为两翼并行，一个是以德国为中心的欧盟地区，另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这些年，特别是在2015年之后，包括最近受疫情影响大的这两年，逐步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以德国为中心节点的欧盟经贸圈、以美国为中心节点的北美经贸圈、以及以中国为中心节点的亚太经贸圈。

当然我们也强调，三足鼎立，不代表说三者是孤立的，因为彼此之间也是在联系的，或者正准备走向更加紧密的联系。比如说，亚太的经贸圈跟美国的北美自贸圈，我们现在谈判的CPTPP就是来加强这两边的联系。再比如说，欧盟圈跟亚太经贸圈，就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疫情会使得整个三者的价值链圈显得更加明显。原来比如说中国的产品可能依赖于南美，也有可能是北美，现在更加的依赖于亚太经贸圈、亚太价值链圈。

疫情之后的全球价值链并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因为要形成一个价值链圈，或者经贸圈，必须有外因和内因。外因的话，可以说是这轮疫情；内因的话，它自己本身形成了一个自由贸易协议。所以短期之内我觉得这个态势是存在着的。

问：如何看待目前中国产业转移的现状？

余淼杰：我们现在的确面临一个不争之实，就是劳工成本的上涨，已经是孟加拉的四倍。

对那些以劳力投入为主的劳力密集型产品、劳力密集型产业来讲，在中国其实是没有比较优势的。劳力密集型产业应该转移出去，哪怕从东部沿海地区腾笼换鸟转移到中部和西部，劳工成本比孟加拉、埃塞俄比亚还是要高的很多。应该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好处是比较近，一下子就可以转移过去，文化比较熟悉，马上可以过去那边建厂。不好的地方是，其他同产业的其他企业也会转移出去。大规模转移出去的话，当地劳工市场比较小，工资不到两三年就往上升。所以还不如一步到位，到人口丰富、成本最低的国家去做。最理想的话，还是应该到非洲的政治上比较稳定的国家去。

对资本密集型产业来讲，主要强调的是全产业链的配套，如果转移到东南亚或者是非洲去，这点并不具备。尽管他们那边劳工成本比较低廉，但劳动成本在这个产业中并不是特别重要。应该转移到中部和西部的内陆省份去，这样也可以对接我们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问：如何理解数字贸易在未来国际贸易格局当中的地位和趋势？

余淼杰：数字贸易在中国的贸易比重越来越重要。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数字的商品贸易，比如我们平时的商品贸易的数字化。电子商务，原来在线下做，现在变成线上做，这个叫做数字的商品贸易。第二类，数字的服务贸易，比如我们的一个工程师给一个日本的企业写代码、编程、软件外包。第三类，数据贸易，就是很多大数据之间的贸易。

以服务贸易为例，数字服务贸易大概占到服务贸易的45%左右。服务贸易的总量，去年2020年的数据是6600多亿。数字的服务贸易，基本上占了将近3000亿左右，比重应该会越来越大，代表着未来一个方向。

相对商品贸易来讲，服务贸易还是发展的速度不够快，九个字来刻画服务贸易：扩总量、调结构、树特色。

扩总量的意思就是说，相对商品贸易讲，我们服务贸易的比重金额太低，20%左右。调结构的意思是说相对于商品贸易，数字贸易的主要几大类，比如像旅游、留学、医疗、教育，都是贸易逆差的。我们要进行调整，挖掘比较优势。

树特色就是在调结构的同时找到某一类的比较优势，比如说韩国的医疗产业、美容产业做得特别好，中国也可以做到这样的比较优势，比如说中医产业等。

同时，对服务贸易，我们又通过数字贸易、数字化对它进行赋能。

如果说我们中国经济要实现弯道超车的话，并不仅是在高精特尖的这些产业，或者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上跟在美、德的后面。更好的一个办法是弯道超车，在数字贸易上发力。美德在数字贸易上并不见得有比我们非常清晰的一个比较优势。未来中国外贸发展的一个方向，应该对贸易进行数字化、数字赋能。

问：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

余淼杰：后疫情时代，如果说美国的经济相对变得更好，美国开始全面的复工复产，他们可能对中国产品的迫切性，特别对医药产品的迫切性不会再像目前这么紧迫。如果美国经济变得更好，意味着他们的收入更高，那么中国的外需市场扩大，因此我并不认为2022年中国的出口会下降。更加准确的讲，中国出口的绝对量、绝对金额还是会上升的。

对于2022年中国经济或者是“十四五”中国经济的走向，我们在强调内循环，强调科技自立自强的领域，主要是“卡脖子”的时候，我们就更加需要国内的市场。应该是以内循环为主，绝对不是不用外循环。哪怕中国经济占了全球经济的17%到18%，还有82%的市场，我们是绝对不能够放弃的，

国内国际的双循环要相互发展。我们在做外循环的同时，其实也是拉动内循环。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产品卖到国外去，我们会需要用更多的国内中间品，所以内循环、外循环是联动的。我们强调内循环其实强调的是扩大进口，如果进口更多高质量消费品，可以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事实上不只是中国，其他发达国家也是一样——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国内的市场依赖度就越来越大，也就是说要打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就越来越重要。因为如果能形成一个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话，企业可以非常轻松的实现规模经济，所以打造国内的内循环应该说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

另外一个角度上，给定投资相对比较困难或者是难以持续的话，我们要拉动内需。但是如果要拉动内需的话，我们就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必须保市场主体，因为只有保市场主体之后才能够保就业，保就业之后老百姓有工作才能够拉动内需，才能扩大消费。那保市场主体就要积极地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进行纾困。

另外，如果说我们要扩大消费，就要努力提升老百姓的税后可支配收入。如果要提升税后可支配收入，我们就要减税降费，减税降费就意味着财政的收入会下降，同时我们必要的财政支出还是要做的，那我们就必须通过积极的财政来保证我们能够更好的拉动内需。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的一个走向。

问：中美贸易可能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余淼杰：中美贸易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不只是理解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而是理解两国之间的关系。

我个人的判断是，中美贸易很有可能能够达成第二阶段的经贸协议。

因为达成中美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不只是对中方有利，对美国是更加有利的。所以两方都希望中美贸易能够往好的方向走。

所以可以看到，最近（2021年11月16日）两国元首的视频谈话也释放出积极的信号，那么再看到之前，尽管戴琪和耶伦还站在美国的立场出发，但是他们也承认跟中国发展一个比较健康的经贸关系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总的判断，我认为第二阶段的经贸协议是有可能的。如果是内容方面，我个人认为是第一阶段经贸关系的翻版。翻版的意思是，第一，我们也不能够很乐观的期望美国马上会废除掉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高关税，因为毕竟我们还有3700亿美元的产品遭受到美国的高关税。可能这一点还是会跟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差不多。第二，中方也还会扩大进口。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们也会对美国提出相应的对等要求，比如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等等。

所以我总体的判断是说，我认为近期内第二阶段的经贸协议有望达成，期限估计也是两年。

问：2022年全球经济中哪些事件最值得关注？

余淼杰：第一件事是疫情什么时候减弱使经济复苏，特别是说美欧什么时候从疫情中走出来。预计美欧发达国家从疫情走出来应该慢一点。到2022年第四季度，疫情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影响应该会逐渐缩小。

第二件事，对全球经济增速的判断。以美国来刻画，美国预计保持2.5%左右的经济增速。欧美会小一点，大概是1.8%到2.0%。中国经济增速保持6%问题是不大的。

2022年的经济态势和2021年应该不会有特别大的本质的差异。如果说一定有的话，就是2022年受到疫情的负面冲击会稍微低一点，经济会相对乐观一点。

问：2022年人民币汇率的走势预期如何？

余淼杰：关于人民币汇率，2019年的12月10日我就讲过一句话：三个月之内到6.8几，三年之内到6.1。那个时候人民币汇率还是7.03。可能一开始还有的朋友将信将疑，结果等到了2020年1月16日，人民币汇率就到了6.86。还没到三个月，两个月就达到了。从那个时候，基本从7，到6.3、6.4之间徘徊。所以长期来讲，人民币还是有升值的空间。我的判断是到了2022年的这个时候，人民币汇率会达到6.1左右。人民币汇率接近6的概率相对比接近7的概率是要高得多得多的。

长期看，人民币是升值的，为什么？对比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速，尽管我们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上不如美国，只能达到（美国的）六成左右，但是我们经济的增速，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比美国快。

根据大量的实证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速如果快的话，它的币种应该出现升值的空间，所以人民币长期处于一个升值的通道。我倒不认为它会破6，我认为6.1的概率更高，应该达到一个短期内相对比较均衡的稳态。

此外，怎么理解Taper？的确是美联储负向的量化，但实际上中国也有可能会收紧。所以2022年12月人民币有望达到6.1，并不会说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往上升，它会来来回回徘徊，但是大趋势还是在那的。

2022年，我们还会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稳健的货币政不等于说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民币到时候升值的概率会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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