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硬实力，看唐朝如何玩“大国外交”

发布时间：2020-08-05 23:22:19来源：后浪

“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绝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唐]杜牧

”

歌舞盛宴，曲水流觞，丰腴的美人与才华四溢的诗人，奇珍异宝在丝绸之路上往来穿梭，精神上的自信与感官上的富足，构成了我们对大唐浮华的一切幻。然而，无论在隋唐更替时亦或是安史之乱后，唐所面临的从来不是唯我独尊的政治景象。

北有骁勇善战的突厥，南接雄心勃勃的部落民族，东临为隋朝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高句丽，西则接壤经济强大的吐蕃，强敌环伺下，高祖李渊不惜实行韬光养晦之策以为唐的建立铺路，后太宗李世民则采用“耀兵振武，慑服四夷”的攻势，将唐的影响力推至新的高峰。

一方面，唐的繁荣气象与海纳百川的度量值得后人的不断向往，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以客观的视角审时度势，将对历史复杂性的理解纳入对当下世界的思考。而“多极“无疑就是表达此种复杂性的最佳入手概念。

“多极”是指数个国家为增强各自实力而相互竞争的国际环境。这些国家有时为对抗第三国而结成联盟，有时又为实现各自目标而自行其是。实力在各个国家的分布呈分散而不均匀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永远独霸天下。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复杂多变，难以预测。

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的亚洲就是这样一个变化莫测的世界。短命的隋朝（581—618）土崩瓦解，多股地方割据势力在中国北方和西北蜂拥而起，为称霸中原相互征伐。李渊及其追随者便是其中之一。李渊在618年建立唐朝后，未能立即将多极亚洲变成由唐主导的世界。直到他的儿子太宗（627—649在位）继位后，唐才在628年铲除了西北最后一股割据势力。630年，唐灭东突厥，在亚洲取得优势地位，中国北方和西北的游牧部落纷纷奉太宗为“天可汗”，许多政权定期向唐廷遣使朝贡，以示效忠。

唐疆域图，图源维基百科

朝贡体系维持了唐朝至高无上的表象，却掩盖了亚洲的多极本质。唐的四邻原来大多是没有文字、社会组织松散的游牧民族，但随着与唐接触的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唐文化的吸收和自身文化的发展，他们取得了长足进步。位于东北的高句丽、新罗、百济和位于西南的南诏，均发展为以农耕或半农耕为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初步成型的稳定政权。其自身的发展对其与唐朝的交往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各政权除了与唐廷往来，彼此之间也有密切联系。亚洲地缘政治因此变得比以前更为复杂，层次更多。

国际政治中的软实力

多极亚洲的复杂性促使各政权——无论其疆域大小、实力强弱——都必须借助软实力来处理对外事务。软实力是指通过非暴力手段引导出相关各方均能满意的结果的能力。在古代亚洲，弱势一方向强势一方表示政治效忠是其运用软实力的主要方式。初唐统治者就曾以这种方式处理与突厥的关系，并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唐朝建立、发展的外部环境。一些亚洲政权在与唐或其他政权交往时也采用了类似策略，目的是创造一个能让它们顺利实行对外政策的良好的外部环境。政治效忠通常只是名义上的。对于弱小的政权来说，向强权宣誓效忠不失为一种良策，可以避免与强权发生冲突，获得其军事援助，从双边关系中获取文化、经济利益。不仅如此，这个举措并不简单地使一方成为赢家，另一方成为输家，它是一场能使双方通过不同的方式同时受益的“非零和”游戏。名义上的宗主国可以通过接受朝贡来提升自身在国际舞台的政治声望，而朝贡国则能获得军事援助、保护和物质回报。唐与新罗之间的君臣关系就是最好的实例。

在高祖和太宗的价值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功效、合宜、权宜之计、相互的一己利益等观念，而不是诚、信等儒家道德。

新罗地处朝鲜半岛东南，在地理位置上比高句丽和百济距长安更远。高句丽和百济与新罗为敌，时常阻拦新罗派往唐廷的使节，意图干扰新罗通过引进唐朝的文化和制度以自强的计划。但新罗还是设法与唐建立起了紧密的政治关系。新罗在名义上承认唐的宗主国地位，并苦苦抱怨高句丽和百济阻挡了新罗派往长安的朝贡使。新罗巧妙运用软实力，最终使唐廷相信，在唐征服高句丽的大计中，新罗将是忠实的盟友。唐廷决定支持新罗，介入朝鲜半岛的纷争。唐远征军在660和668年先后消灭了百济和高句丽，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铺平了道路。新罗面对强大的唐朝，巧妙运用软实力，实现了自身的利益。“多重效忠”是弱小势力运用软实力的另一种方式。它们夹在区域强权之间，不得不设法限制和平衡对自身威胁最大的势力。为了自保，它们往往审时度势改变效忠对象。

唐朝在全盛时期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软实力，它由多种要素构成，包括成熟的机构，完备的法律、官僚制度，发达的文化，以及由繁荣的经济带来的上层的奢华生活方式。唐廷决定培养其他政权统治阶层对唐朝生活方式的仰慕之情，期望他们能出于对唐朝文化的认同支持与唐廷维持亲密的政治关系。为达到这个目的，唐廷允许在长安的外国使节或地方政权的朝贡使接触唐文化。他们能够得到汉文典籍，前往国子监观摩儒学讲授，在市场购物，参加国宴、新年聚会、皇帝诞辰庆典等盛大的宫廷活动。不仅是外国使节，其他外国人也有机会体验唐朝博大丰富的文化、物质生活。经唐廷批准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僧侣、留学生可以在中国长期停留，学习各种知识，融入中国的生活。外国商人则可以在首都、边境市场或港口经商。

《步辇图》传为唐朝画家阎立本的作品之一，描绘贞观十四年（640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

唐朝独特的软实力在亚洲受众很广，对高句丽、新罗、百济、渤海国、日本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变革性影响。它们效仿唐朝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制度，使用汉字作为书面语言，将唐朝的许多因素植入自身的文化和宗教之中。甚至连一些游牧、半游牧社会的统治者和知识界、政界精英也受唐朝软实力影响，渐染华风。唐与四邻之间似乎并不存在无法逾越的文化隔阂。然而，四邻虽然崇、引进、吸收唐朝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却未必因此在政治上服从唐朝或支持唐的地缘政治目标。借鉴唐朝的文化和制度只是一些政权推进自身体制建构的手段，一些从唐朝引进的观念还常常唤醒或强化了其他政权统治者自身的政治意识。例如，唐廷常以华夷观念为自己的对外政策辩护。其他政权的一些君主不仅拒绝承认唐廷的这一论调，还发展出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意识，否定了唐廷设想的以唐朝天子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上述意识形态发端于四世纪末至六世纪末。当时一些游牧部落占领了华北，并建立了几个区域性政权。大致在同一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也开始了争取地方统一的历史进程。以自身为中心的“权力中心论”的思想和表达方式应运而生。这是由于竞逐霸权的各方都需要借助“权力中心论”来证明自身权力的正统性，以彰显自己相较其他竞争对手的优越性。此外，在“权力中心论”的引导下，一些政权视四邻为事实上或想象中的“属国”，构建起自己的“小帝国”。新罗即为一例。虽然它对日本和渤海国都没有实际控制权，但还是视其为自己的属国。“权力中心论”对这些政权的对外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拒绝对唐言听计从，与唐的来往也主要是出于自身内政、外交的需要。

按照唐令的规定，当外国使节到达首都后，“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801年，宰相兼鸿胪卿贾耽凭借自己多年积累的大量知识写成《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这部四十卷的著作详细记录了邻国的位置、前往该国的道路、与唐的距离等信息，很快成为唐廷官员的标准参考书。同年，贾耽还向皇帝献上了《海内华夷图》，这是一幅大尺寸，高质量的地图，宽三丈，长三尺二丈，两地之间的距离用比例尺标识。

在日本，国家意识的觉醒和发展，促使日廷努力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摆脱唐主导的国际秩序。但日本也与朝鲜半岛的邻居一样，将国家利益置于国家意识之上，避免公开挑战唐的宗主国地位。日本在与唐交往时，试图把双边关系的政治、文化、经济层面区分开。为了保持政治独立，日廷巧妙运用外交辞令，淡化了呈递给唐廷国书的“中国中心论”色彩。尽管如此，日本并不想损害与唐朝的官方关系，而要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关系从唐朝获取经济、文化利益。更有甚者，突厥、回鹘、吐蕃和南诏等强邻都曾要求唐朝不得以“属国”对待它们，而唐出于不得已，有时只能在交往中与它们平起平坐。

金阁寺

由此可见，文化、制度的借鉴是充满竞争的政治过程。唐试图利用文化吸引力影响四邻的对唐政策，而四邻作为文化的吸收者，则根据自身情况对从唐朝输入的观念加以改造，形成了自身的意识形态理念，抗拒唐朝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四邻以自身的“权力中心论”为荣之时，就是唐廷丧失国际秩序话语垄断权之日。唐的追随者越来越少。八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唐朝是亚洲大陆的权力中心，此后却风光不再。亚洲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

硬实力及其局限性

新近崛起的亚洲强权总是力图改变亚洲原本就错综复杂的现状。它们要求改变与唐的关系，以反映其对唐的新立场。为达到这一目的，它们或运用审慎、和平的手段，或直接诉诸武力。唐廷面对拒不听命或抱有敌意的外国君主和地方政权首领，有时会使用硬实力，包括以武力威胁和直接出兵征讨两种方法。若是前者，唐廷会召见外国君主、地方政权首领或是他们的使者，要求其在朝见时解释自己的逾矩行为。这种情况下的朝见其实是以武力为后盾的胁迫手段，目的是对外国君主或地方政权首领施加心理压力，迫使其改弦更张，继续对唐朝贡，否则唐有可能会对其发动惩罚性的军事行动。武力固然是国际政治的固有要素，但唐在真正诉诸武力阻止不利于己的国际事态发展之前，必须首先仔细考虑一些棘手问题：唐是否拥有足够资源发动、赢得战争？在战事初步告捷之后，唐军能否有效控制并最终将对手的领土纳入唐朝版图？如若不然，唐廷能否扶植一位本地傀儡，委托他代行统治权？事实上，唐廷官员需要对这些问题反复斟酌，恰恰说明仅依靠“硬实力”处理双边问题有明显的局限性。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不但不会一劳永逸地圆满解决问题，反而会给唐远征军带来难以应付的新难题。在新近获得的土地上重建、维持秩序，是一项耗时耗力的艰巨任务。唐廷及其军队对此往往缺乏足够的准备。唐征讨高句丽的战争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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