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者笔下的中共抗战
发布时间：2020-08-07 14:22:40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有关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国内学界的论述已经相当丰富，特别是大量引用了战时海外记者的报道、美军观察员报告等资料，而且理论分析的框架也比较严整。相对而言，利用海外学者对中共在抗战中作用和地位的研究成果还不充分和系统。本文尝试梳理，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启发。
01
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日前列
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相反，中国共产党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指出：“日本侵略产生的意外政治收获使共产党站到联合所有抗日阶级的大规模民族运动的前列。”台湾学者陈永发认为，就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尽管蒋中正和宋哲元都还在力图把事变由大化小，再由小化无，或至少不要全面化，中共却已通电全国，主张立即抗日，俨然以抗日急先锋自任。”
在促成和维护统一战线方面，中国共产党付出了艰苦努力。日本学者池田诚在其所著《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一书中指出，为了促成与国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共主动适时地进行了政策调整，承认作为中央政权的国民政府的领导，把抗日作为国共两党和其他政治力量共同的政治基础。可以说中共是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推动者和组织者。曾经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著名学者史景迁在《改变中国》中写道，毛泽东“高声疾呼‘团结抗日’口号，撼动人心。”
02
力量来自亿万贫苦的农民
是否动员组织民众，进行全民抗战是国共两党抗战路线重要分歧，关乎抗战胜利前途。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著《伟大的中国革命》认为：“南京是反对动员农民的，但那是为了中央集权，而不是为了公权。”日本学者石岛纪之在其著作《中国抗日战争史》中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脱离劳动人民大众，与劳动大众为敌的政权。因此，不可能做到广泛动员民众以弥补国家力量的软弱，并针对侵略组织全民族的抵抗。”
海外学者赞赏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赛尔登指出：“动员民众是抗战的中心环节，也是解决战时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新方法的中心环节。”陈永发也说：“无论中共是以什么模式取得合法和半合法活动的空间，中共在准许其活动的地区都一定是以发动农民为其急务：中共的理由很简单，抗日不能完全依靠地主士绅，而必须同时仰赖贫苦农民”。英国学者拉纳·米特所著《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也认为：“共产党的目标是广泛地发动群众。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对于民众从政的鼓励显得更为热忱。”“毛泽东曾明确宣称，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形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而阶级斗争只能暂时退化为次要矛盾。共产党抓紧时间通过动员群众获得了真正的力量。”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所著《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认为，因为“中国共产党知道力量是来自亿万贫苦的农民”。
03
《论持久战》勾勒战胜日本的蓝图
海外较多学者认为中共提出的持久战略，特别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全国的抗战战略起到了引领作用。正如米特所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展现了一个思想家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美国学者罗纳德·斯佩克特认为，毛泽东倡导的人民战争为中国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石岛纪之指出，关于抗战为持久战虽非毛泽东首倡，但他的《论持久战》一文最为科学系统，其中主张抗战为人民战争，不是其他论者所能企及。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称：“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台湾学者张玉法在其著作《中华民国史稿》中多次认同。“台儿庄大战以后，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演说，周恩来将此演说的内容介绍给白崇禧，白崇禧将持久战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转陈给蒋委员长，成为日后抗日作战的重要方针。”“中共方面的意见对蒋委员长的战略决策应有影响。”美国学者伊佩霞在其著作《剑桥插图中国史》中写道：“共产党人的胜利似乎又是注定的，这是在正确战略思想和组织方法的指导下的结果。”
04
根据地使日军无法以战养战
近年来，不少海外学者越来越重视对敌后战场的研究，承认敌后战场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史景迁以生动的手笔描述了八路军在敌后的抗战：“一小股共产党部队，与当地的农民合作无间，飘忽不定，骚扰驻华北日军。”米特说：“太原的失守令毛泽东相信，共产党必须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他们应该更充分地运用能够激发中国人民斗志的游击战。”赛尔登写道，“陕甘宁共产党军队再次跨过黄河进入山西，骚扰和打击日本入侵者”。
敌后战场有力地牵制了侵华日军，与正面战场有效配合，有力地支撑了持久抗战的深入进行。陈永发说，中共根据地的发展“使日军无法以战养战，客观上起了分散日军注意力的效果。然则为更强有力的证明中共不是‘游而不击’”米特说：“毛泽东的军队令日军无法攻占偏远的农村”。赛尔登则说，以抗日根据地为核心的抗战挫败了日本以闪电战征服中国的企图。这种抗战不仅使日本侵略者在自己的后方不得安宁，还迫使国民党坚持抗战而不投降。那些在战时建立、发展起来的根据地，后来成为统一的新中国的基石。
针对国民党指责共产党的抗战业绩是宣传的效果，陈永发坦言，国共两党都极力争取舆论的同情，“在这一场宣传战中，中共基本上是胜利者。但中共之所以胜利，并不能完全归功于宣传。至于失败者的国民政府，虽也真正抗日，但对某些知识分子而言，其成效却越来越令人质疑。而他们宁愿相信中共是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的代言人。”美国学者易劳逸在其著作《毁灭的种子》中写道：中共军队富有革命的热忱，具有无与伦比的坚强战斗力，“共产党人依靠游击战术、唤起民众和发展小型的工业生产，随着战争的推移而强大起来。”
05
创建崭新的社会愿景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共产党通过民主政权建设和适合抗战的经济政策，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提升了民众的抗战力量。石岛纪之说：“1942年以后，减租减息政策经过长时间的贯彻，发动了广大群众，打开了局面。”史景迁认为，为了能与根据地内的富农维持友善关系，中共采行较为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并建立了民主政府。就是这种“延安共产主义”吸引若干西方人千里迢迢奔赴陕西。
海外学者认为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对调动根据地农民的抗日积极性意义重大。米特认为，共产党在根据地成功地实行了多党合作的“三三制”。赛尔登高度肯定中共的民主改革：“陕甘宁1937年春实行的选举和行政机构改革不仅对根据地内部具有重要意义，还含有全国和国际意义。普选迎合了国民党内外共和政府支持者的意愿。”“选举运动就是迈向新体制和新社区的一步……这次选举变成其后数百次战时选举的样板……选举还使政府合法化”。“农民热情很高，许多人带来米、肉、瓜作为礼物。”“选举运动开创了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治，成为其他根据地的榜样。”
中共的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激发了社会各阶层的抗日积极性。赛尔登说，抗战期间“共产党在民族抗日、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中，成功地团结了广泛的社会阶层。”瑞典学者达格芬·嘉图在所著《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中强调，中共实施了一系列与贫农、中农利益相符合的经济和政治变革，并联合农村富裕阶层和有权力的乡绅，建立农村的统一战线。塞尔登认为，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归功于其战时改革纲领。
06
《新民主主义论》是划时代的论文
海外学者对国共两党的理论创造进行比较后，普遍赞赏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石岛纪之认为：“这一时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比以往更明确地主张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主导作用。毛泽东于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最初的表现之一。”“《新民主主义论》是划时代的论文”，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分析，坚定了知识分子对抗战前途的信心。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不仅在实践上在根据地积极推进民主制度建设，也在理论上不断创新。赛尔登也非常赞同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代表着意义非凡的一步，即迈向产生一个负责的、不贪污的和基础广泛的政府，这在中国其他地方或当时整个第三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作者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来源：《团结报》）
作者：夏斯云张国义
编辑：
鲍家树孙靖琪
文史e家原创内容，如需转载，请联络我们获取版权。
除了带给您优质黔货
更希望我们能带您
去了解贵州深山里的故事
敬请关注
博爱扶贫云商城
那家网/苏宁易购
黔货出山，我们在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