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0-08-13 13:22:05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编者按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也是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中国人民心中享有极高声望。他们廉洁奉公,勤俭节约,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从不贪图享受,为全党、全国人民作出了表率。
毛泽东的清廉
毛泽东生活十分俭朴,力求节约。如他在北京所住院子里的路灯,从来不准通宵开灯,并且要求路灯关掉一半,省下电让工厂搞生产。毛泽东的烟瘾很大,但用过的烟盒都舍不得扔掉,而让警卫收集起来,到外面再买些散烟装进去,连火柴盒用完也是重复利用。抗美援朝期间,一次工作人员想给毛泽东翻修房屋时,也受到他的严厉批评而作罢。
毛泽东的衣着简朴,衣服更是补了又补。他在1949年接见民主人士时,还是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只在开国大典时才定做了新制服,但他只有在开会和接见外宾等场合才穿。他的一双袜子穿了多年,导致袜筒经常滑落在脚踝上且容易露出补丁。工作人员在他会见外宾时,常常用“小心,家丑不可外扬”的暗语,提醒他坐下时要收腿,以免让人看见袜子上的补丁。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接待外宾安排上讲究形式,注重排场,招待外宾的国宴丰盛异常,浪费现象十分突出。毛泽东为此批评指出:“接待外宾的宴会,大讲排场,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金钱和物资。这是阔少的恶习,阔少是挥霍国家资产的败家子!”他认为勤俭节约和反对浪费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无论何时都要坚持到底,极大改变了外宴招待上的浪费之风。毛泽东在公务往来之际,常常收到很多礼品,工作人员曾劝他把一些礼品留下来自己使用,但他总是嘱咐工作人员将这些名贵礼品一一造册,上交国库,公私分明。
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外出办事,多靠骑马或步行。即使新中国成立后,他也多是坐国产小车,从不坐豪华外国车。毛泽东到全国各地视察时,也从来不吃请,不搞特殊化。为了减轻地方负担,他甚至不用地方宾馆的东西,牙刷等洗漱用品都自己带,有时连行军床、窗帘也带上。这是因为当时地方群众都十分崇拜毛泽东,他用过的东西便都收藏起来,所以他外出考察时直接自带行李,以免造成对地方上的浪费。
在饮食方面,毛泽东也是多喜欢吃粗粮。他平常多爱吃湖南红糙米,米饭里总还掺点小豆、红薯或芋头,唯一的补品就是“红烧肉”。毛泽东一生只用竹筷、木筷吃饭夹菜,坚决反对使用任何高级精美的餐具。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除了粮食有定量以外,也跟市民们一样凭票购物,不搞特殊。他还自己主动减薪、降低生活标准,他对伙房师傅说:“我实行三不,即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过定量!”他说到做到,严格按照这个标准吃饭。毛泽东以身作则,形成了廉政勤俭的作风。
周恩来勤俭为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但国家财力有限,故身为“总管家”的周恩来对政府兴建或扩建各类楼堂馆所控制较严。1950年,外交部大楼准备修缮,周恩来特意给外交部领导写信强调节俭,要求东楼应停止装饰,西楼只修补破漏之处,一切家具,不许购买。1956年,国务院一些部委领导曾提议修建一座气派的办公大楼,并且已经选址规划,但周恩来一直没有答应,认为要勤俭建国,利用中南海旧有的房屋,照样可以开会办公。在他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更是坚持反对各地大兴土木,而是节约财力用于经济建设。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北京在兴建“十大建筑”时,周恩来也规定了几条原则,如十大建筑所需材料全部用国产的,不许进口,兴建中要厉行节约,不能浪费,一切量力而行等。为了节省劳动力开支,周恩来还号召机关干部参加建筑义务劳动,在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在安装150吨钢架时,他还亲临指导完成。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去的大城市都设有内部招待所,对住招待所的人员所用的房子、汽车都不收费。事后,周恩来指示工作人员到这些城市进行了调查,纠正了这些做法,并专门发布文件强调在对内招待工作中,要杜绝用公款请客,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生活特殊化的不良作风。有次周恩来到东北各地考察时,也拒绝了当地领导安排的高级住宅,而是集体入住普通的宾馆。
周恩来过着俭朴的生活,几十年如一日。从新中国成立入驻中南海,直到1976年逝世,他一直居住办公在中南海西花厅。西花厅是一座老式的平房,由于年久失修,油漆脱落,水管陈旧,屋内地面是旧砖而且潮湿,窗户的缝隙太多,不利于挡风御寒。工作人员多次提出维修,都被周恩来拒绝,有次工作人员趁周恩来出国,换了地板和窗帘,他回国后提出严厉批评,让他们又换掉,并多次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作出检讨。
周恩来在衣着上也十分节俭。作为一国总理,他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改了又改,直到最终实在不能再穿了才依依不舍地脱下。1957年,周恩来因为国事需要定做了一件蓝色呢料中山装,这件衣服他一直穿了六七年,因为穿得太多,洗的时间久了,衣服的底色近乎发白。后让工作人员修补过后,他又穿了四五年,袖子上的补丁越补越大,才被迫放弃。1950年,周恩来去莫斯科访问时,有关方面曾为他买了一件蓝色睡衣,他一直用到逝世,睡衣经过不断修补,早已面目全非,仅从外边就能数出204个补丁。他还有双打满补丁的袜子,也是用到去世,穿了30多年。
周恩来不仅在国内的重要活动中衣着简单朴素,就连出国访问也同样如此。他有个皮箱子,在对外视察工作总是带着它,而且警卫人员看守很严,外人多以为箱子装着重要机密。实际行李箱里面装的却是旧棉被、补丁摞补丁的睡衣、袜子、毛巾、内衣以及洗漱用品等日常生活物品。
刘少奇的节俭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身为国家领导人,但在生活上十分简朴。他的居住和办公条件很平常,他家住的是一幢旧式房子,只有办公室、卧室及客厅三间。房子因年久失修,已经十分破旧。后来,管理部门为他换了新房后,但他的办公室除了简单的桌椅办公用具外,却没有地毯及其他豪华的摆设。1960年,中央办公厅发文,规定干部的住房标准和收费标准。刘少奇非常重视此事,让工作人员丈量自己家的住房面积并查看用水用电情况,嘱咐一定要如实地按办公厅规定缴费。
刘少奇的日常用品也非常朴素。他的一条床单一用就十几年,一条带格围巾也是用了十多年,上面的绒都磨光了,也舍不得丢掉。他在家里穿的都是布衣、布鞋,工作时穿的一双皮鞋整整穿了六年还舍不得扔掉。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因公做的两套制服,平时也很少穿,只在正式集会或在外事活动时才穿。刘少奇到工厂、农村去搞调查,也是极为俭朴,穿得多是一身蓝布衣服,戴一顶蓝色布帽子,脚上一双青布鞋,丝毫看不出国家主席的架势。1963年,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四国,行前外交部礼宾司通知给他做礼服,刘少奇认为出国不一定非得穿新衣服,后外交部在说要注意国家形象时,他才勉强同意做些薄衣服。
刘少奇吃饭也是力求简单,早饭多是咸菜稀饭,在夜间工作到零点才吃晚饭,通常是由妻子王光美把家里人中午吃剩的饭菜烩一烩当作晚饭。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与蔬菜奇缺,刘少奇带头要求自己节俭开支,共渡难关。
刘少奇去地方视察时,他也是力求从俭,对身边人员有严格要求,提出了“三不准”的规矩,不准地方上接送与请客吃饭,不准工作人员向地方索要东西,参观时不准地方人员前呼后拥地陪同。特别是对地方领导的送礼行为,刘少奇则坚决拒绝,要求身边人员立即退回。后来刘少奇发现即使不接受地方上的东西,他们也会照样准备物品用作接待,于是他在出行时都自带茶叶、香烟,不用地方上招待,以免造成浪费。即使是在接见外宾时,出于礼节不能用自带的茶叶沏茶了,但他仍旧吸自己带的一般香烟。外宾送给他的礼物,都交给故宫博物院作陈列品。1960年,刘少奇到苏联参加81国共产党会议,作为代表团团长,按规定发给5000卢布零用费。但他没用一个卢布,全交给我国驻苏大使馆作为公费,由此也可见其良好的工作作风。
朱德的艰苦朴素
艰苦朴素是朱德终其一生都在坚守和倡导的优良作风。新中国成立后,朱德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然保持着简朴的作风。他日常生活中经常穿一身布衣服,只在重要的国事场合才穿较好的衣服。有的衣服穿了多年,领口、袖口、肘部和膝盖处都打了补丁,有的破的不能再补,他还舍不得扔掉,即使是在逝世时,也找不到件新衣服。他卧室中被褥、床单等也都用了20多年,打了许多补丁,就是喝水的保温杯也是缠满了弥补裂痕的胶带。中共中央机关刚进中南海时,朱德一家是凭劵就餐,他还特地建议食堂将所用的餐券做的小点,以节约用纸,认为国家底子很薄,能节省的就应该尽量节省。
朱德平常吃饭,都是一碗米饭、三盘小菜、一个汤,如果来了客人,顶多再加两个菜,从不铺张浪费。他和全家每年还都坚持吃几次野菜,因为野菜是他当年长征时的“救命粮”,也是在提示不能忘本。朱德到各地视察时,也是力求从简,要求按照中央规定用餐,杜绝大吃大喝行为。1960年,他回四川老家时,就点名只吃家乡饭,不吃其他大餐,在南充,他则吃了“清明菜”和米粉做成的馍馍。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也主动减少粮食定量,而且很少吃肉。
在住所方面,中南海朱德的卧室,是一间不宽敞的平房,里面摆设十分简朴,仅仅摆着棕绷床、床头柜、木桌、旧衣柜及旧沙发,床上的被褥都打着补丁。朱德住的旧房子,管理部门提出要修理,他一直不同意。他用的一个旧沙发太矮,因他年纪大了,不方便起坐。工作人员要换一个新的,他坚决不肯,最后让人用四根木头把沙发腿接高了一截,改成了“土洋结合”的沙发照样使用。外出期间,在路上看到垃圾堆里有废铁丝,他都让随行的同志收起来备用。
1960年,朱德作诗一首,提倡勤俭节约,诗中写道:“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这种感慨,是他长久躬身实践的总结。他更是淡泊名利,从没拿过元帅军衔的高工资,只拿行政级别工资。朱德逝世后,妻子康克清按照他生前的嘱托,将其20多年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两万多元存款全部交给了党。他在逝世前不止一次地讲过,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儿女们,要把它交给组织,做我的党费,体现其一贯的高风亮节。
(来源:《团结报》)
作者:海岱
编辑:
王富聪孙靖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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