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彬彬丨“章黄学派”与黄安冯氏的家学传承

发布时间：2020-09-17 21:22:34来源：章黄国学

“章黄学派”与黄安冯氏的家学传承

文/姚彬彬

冯永轩（1897-1979）先生，籍湖北黄安（今红安），历史学家，平生于楚史、西北史地及小学诸领域造诣深邃，多所创获。先生于1923年入读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其间师承黄侃（字季刚，1888-1935）先生，平生学术由此肇始。冯家与黄家多年来有颇深的渊源，即使在黄侃身后，他的几位公子一直还与永轩先生保持着笃厚的友谊，时常往来走动。永轩公哲嗣、吾师冯天瑜先生在《冯永轩集·序》中回忆说：“我们兄弟常常听到先父对其师尊（梁启超、王国维、黄侃诸先生）风骨及学识的赞美，厅堂常年悬挂三老亲书条幅，而‘任公先生’‘王师’‘季刚先生’等，是我们自幼耳熟能详的尊号，三先生成为我们家亲近的，仿佛时时在侧的长老。”

黄季刚先生出于晚清民初思想文化宗师章太炎先生门下，又最得太炎先生之器重，堪称“上座高足”。钱穆曾评价说：“章氏去日本，从学者甚众，然皆务专门，鲜通学，惟黄侃一人，最为章氏门人所敬。”（《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太炎本人则谓：“学者虽聪慧过人，其始必以愚自处，离经辨志，不异童蒙。良久乃用其智。即发露头角矣，自尔以往，又当以愚自处。不过三年，昭然若拨云雾见青天者。斯后智愚杂用，无所不可。余弟子中独季刚深窥斯旨。”（《菿汉闲话》）。章太炎常戏称门下弟子有“五王”，谓“天王”黄侃，“东王”汪东（旭初，1890—1963），“西王”朱希祖（逖先，1879—1944），“南王”钱玄同（中季，1887—1939），“北王”吴承仕（检斋，1884—1939）。[①]其中亦以黄侃居首。

章太炎及其门下弟子黄侃等，是民国初年重要的人文学术群体，时人尝谓：“民国初年北京的文史学界的泰斗都出于太炎先生之门。”[②]此言虽稍显溢美，却也大体符合事实。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曾感叹说：“五四前后涌现出许多思想界、学术界的人物，也都出自太炎之门，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以及黄侃、吴承仕、朱宗莱、马裕藻、朱希祖等等，只是数数人名，也应是思过半矣。”[③]故今之学界有“章门弟子”作为学术共同体之说。

因为黄侃在经学、小学等传统的学问领域较为全面地继承了太炎的学术家业，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乃师还要精纯一些。因此，在这些学问的领域，又通常把“章门弟子”这一学术共同体称为“章黄学派”。——无论是冯永轩先生平生正直狷介，“远权贵、拒妄财”的为人境界，还是天瑜师的许多学术思想取向，都与该学派的风范气象乃至一些核心性的价值观念，不乏前后契合之处。当然，这种“契合”，未必径可视为一些具体性的“影响”或“继承”，就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学派”构建而言，更多乃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学术共同体性质（章太炎与其弟子们的关系也大抵如此）。“冯氏家学”与“章黄学派”的关系，或亦应作如是观者。

一、“远权贵、拒妄财”

天瑜师曾谈及永轩先生之“未成文的家训”，可以“远权贵、拒妄财”一言蔽之。这是冯家历来的“身教”，系“无言地传承”。——永轩先生“一生守住底线，抵御权贵和金钱的威压、诱惑，只求一个心安理得。”（《未成文的家训》）先生当年洞察新疆军阀盛世才的野心，不为其百般利益诱惑所动，至始至终恪守人格之巍巍挺立，最终凭借智慧而摆脱其控制。抗战军兴，先生在鄂东山区就任省立第二高中校长，“不惧当局高压，抵制CC系对学校的控制，终于辞职以抗，一段时间家庭生活极度艰困。”乃至在建国以后的“反右运动”中，仍“不畏权势威压，坚守正直人格”，据天瑜师回忆：

1957年春，父亲的老学生，时为武汉师院教师、工会主席的高维岳，受校党委指示，主持教师“大鸣大放”。不久“反右”运动骤至，高维岳被指煽动教师“向党进攻”，第一批划为右派，父亲拍案而起，说高维岳是老实人，按党委布置，组织教师提意见，怎么成了“反党”？本来，父亲并未参与“鸣放”，不会成右派，现在他自己“跳出来”，为右派鸣不平，且不肯认错，又拒不“揭发”他人，于是在1958年春被戴上最后一批右派分子帽子，停发工资（只给“生活费”），以六十高龄遣送农场劳动。后来我大哥、二哥到校方了解父亲情况，主事者说：冯某人本无太多反动言论，但居然抗拒反右运动，“态度极坏”，又在师生中影响大，阻止师生揭发右派，成为运动阻力，故非打成右派不可。（《未成文的家训》）

所谓“远权贵”之“远”，自非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更不会有意依附而“攀龙附凤”。——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天瑜师所接触过的当世“权贵”级别之高自不必说，各界的所谓“名流”们仰慕先生之道德学问者，更多如过江之鲫。在滚滚红尘之中，先生一向襟怀洒落，无论对待各个阶层的人士，“循循然善诱人”，恬淡处之，一律平等无别。先生在《未成文的家训》中自道心曲谓：

我本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一再拒绝“进京任职”（因此避免了日后的种种麻烦），又在1984年、1986年两拒校长任命（因而得有时间精力专务学术），几位兄长和我妻子都支持这种抉择，此皆冯氏家教的余韵流风。（略需说明；进京任职、当校长的，好人多多，作出有益贡献的也不乏其例，只是我于“当官”无兴趣，故辞谢之，这只是说明家教影响力之深，决非自鸣清高，更无推广上述作法之意。）

就笔者多年来耳闻目睹所见，这种人生境界，“知易行难”。许多人（尤其是学界中人，甚至包括方外人士）虽平日标榜“自由”或“道统”，然观其所行则未必一致，甚至不乏截然反之者。——因此尤感到，天瑜师“远权贵、拒妄财”的人生态度，确确实实早已内化到了精神生命的深处，故能如鱼饮水般自然而然地“知行合一”，自当早有“家学”传统之濡染。

必须注意到，与之类似的精神境界，民国时期在章太炎及其弟子的身上，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就章氏本人而言，“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④]晚年太炎隐居苏州，讲学之余呼吁抗日救国，为此亦多次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拉拢或威胁，但至始至终我行我素，毫无所动。黄侃先生从青年时代则已以“儒侠”为己任，他在《释侠》一文中说：“世宙晦塞，民生多艰，平均之象，侜兆而弗见，则怨讟之声，闻于九天。其谁拯之？时维侠乎。……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非大侠其孰能与于斯？古之圣哲，悲世之沉沦，哀烝民之失职，穷厄不变其救天下之心，此侠之操也。”其平生嬉笑怒骂，傲视群伦，更多见掌故之载。若太炎其他弟子，鲁迅先生号称“骨头最硬”，不仅现诸文字著述，其早年对“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拉拢嗤之以鼻，晚年时甚至拒绝了蒋介石本人的会面约见；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期间，更与“最高领袖”蒋介石因学生学潮事当面发生冲突，怒斥蒋氏“你就是新军阀！”……吾人今日读“章黄学派”中的有关掌故，实若一部新《世说新语》，魏晋高士之神情风采，宛然现前，令人神往。

这种精神境界，或即儒家所谓之“狂狷”精神，“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与“狷”实为同一种人格精神的一体之两面，在“章黄学派”中，“狂”的一面表现得比较明显；而冯氏家族对“远权贵、拒妄财”身体力行，则更多地表现出“狷”的一面。这是民国以来，乃至数千年以来，中国“士”的精神中最可宝贵的精神传统。

二、从“六经皆史”到“元典皆史”

冯氏家学，博通四部，由博而约，然从入之途，则以“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之乙部立基。永轩先生平生专于古文字学，西北史地和楚史，精心收藏考证古文物，代表作有《史记楚世家会注考证校补》、《西北史地论丛》、《楚史》等，多发前人未发之覆。天瑜师平生亦以文化史命家，然实则学贯三教诸子，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仍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大传统之流衍。

此一脉络，追溯于前哲，实“清学正统派”现代转化，亦可于“正统派之殿军”（梁启超语）章太炎之学中，草蛇灰线，可资寻绎。——太炎平生虽以经学立基，然所宗为古文家“六经皆史”之说，他认为“六经”皆为古人载史记事之书，与后世史书无本质区别，他明确指出：“六经皆史这句话详细考察起来，实在很不错。在六经里面，《尚书》《春秋》都是记事的典籍，我们当然可以说它是史。《诗经》大半都是为国事而作，……也可以说是史。《礼经》是记载古代典章制度的，在后世本是史的一部分。《乐经》虽是失去，想是记载乐谱和制度的典籍，也含史的性状。只有《易经》一书，看起来像是和史没关，但实际上却也是史。……《春秋》是显明的史，《易经》是蕴着史的精华。由此可见，六经无一非史，后人于史之外，别立为经，推尊过甚，更有些近于宗教。”[⑤]以六经载具微言大义之“道”，则是今文经学的看法，章太炎对此一向是明确反对的：“今之经典，古之官书，其用在考迹异同，而不在寻求义理。故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⑥]——由经学入史学，又由史学以解经学，无论章太炎本人还是黄侃等及门弟子，于此大抵存有共识。

天瑜师《中华元典精神》等著中，于前贤“六经皆史”之说，更有进一步的发扬，提出“元典皆史”这一重要命题。

所谓“元典”，这是天瑜师首创之文化观念，现在早已成为海内外文化学术界之一通行“关键词”，先生谓：

各个文明民族都在自己的“青年时代”（既不是混沌的“儿童时代”、幼稚的“少年时代”，也不是成熟的“壮年时代”）创造自己的文化元典。如印度的《吠陀》《奥义》和佛教藏经，波斯的《古圣书》，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哲的论著，犹太教及基督教的《圣经》（犹太教、基督教共有的《旧约全书》与基督教的《新约全书》），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都被相关民族或某一文化圈视作“经典”、“圣典”，也即“元典”。[⑦]

就中华元典而言，大体正值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轴心时代”，“中国也有学人记史、载思，初作于西周王官，再创于散落民间的东周诸子，形成以‘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为枢机，博议于诸子（《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群籍，我们称之‘中国元典’”（《中国文化元典十讲·弁言》）天瑜师认为，无论是中国元典还是域外元典，皆有其历史性，亦皆可还原为历史典籍，由此方可破除先民对于元典过分神圣化之迷信藩篱，回归其作为文化“大典”、“善典”、“美典”的本来面目。

天瑜师在有关“元典皆史”的论述中，于章太炎有关“六经皆史”的阐释，时有征引印证[⑧]，由此亦可见，“元典皆史”与章氏之“六经皆史”，确乎可谓一脉相承。

三、不主故常、平视诸子

天瑜师在《中华元典精神》中，不独视《诗》《书》《礼》《易》《春秋》为元典，举凡先秦道、墨、法等诸子书，乃至后世之“中国化”佛典，认为其皆具元典性。先生明确指出：中华元典并非仅有儒家“五经”及《论》《孟》一路，道家经典《老子》《庄子》，墨家经典《墨子》，以及“中国化佛教”的《法华》《华严》《坛经》等经典，共同汇聚为中华元典的长江大河。——理解中国文化，自应着眼于其全体大用，儒家虽为两千年来之定于一尊之“官学”，然道家的“无为自然”、墨家的“兼爱非攻”、法家的“法不阿贵”，乃至佛家的“同体大悲”、兵家的“上兵伐谋”等精神，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重要端绪。——不仅如此，即使作为中华元典的“五经”，亦为“郁郁乎文哉”之两周文化结晶，孔门虽有“传经”之功，然五经本非儒门所专有，先生指出：

汉代以来，人们习惯于将“五经”看作儒学经典。其实，《诗》、《书》、《礼》、《易》、《春秋》等中华元典并非专属儒家。《庄子·天下》以“古之道术”称呼这几部典籍，是颇有分寸的，因为它们是诸子百家“方术”的共同渊薮，而不是儒家独占的源头。先秦时，这几部书被视作社会的通用教科书，不仅儒家以《诗》、《书》、《礼》、《乐》为教，墨子以《诗》、《书》教诲弟子，阴阳家研习《易》理，也是耳熟能详的事实；儒家内部的不同派别，则对元典各有取舍，如孟子学说源于《诗》、《书》，其后学又吸取了阴阳五行之术；荀子学说源于《礼》、《乐》，并收纳名、法二家。[⑨]

这里必须谈到的，是天瑜师对儒学的总体判断，向不同于晚近“新儒家”的“本位论”，而是既承认孔子“仁者爱人”和孟子“民本主义”的可贵价值，也同时深刻认识到儒家“爱有差等”，重“人”而轻“民”的历史局限性，乃至儒学作为两千多年皇权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毕竟始终作为“为君牧民”之术而存在的客观事实，先生强调：

以“德治”为手段，以“保民”（保有对民众的所有权）为目标的民本思想，大体上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人”的一种富于政治远见的思想，是着眼于“人”的万世基业的一种深谋远虑。孔丘所创立的原始儒家，代表着“人”（治民者）的根本利益，承认并关注“民”的生存权，……孔丘确乎为“人”（治民者）构思了上乘的统治办法，鲁迅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而这种为“人”的长治久安所作设计，构成儒家民本主义的基旨。[⑩]

毋庸讳言，天瑜师有关儒学得失的论述，在其中青年时期的作品中，表露出更多的批判锋芒。晚年的《中华元典精神》等著作中则较多谈到了孔孟之学中不能被忽视的可贵之处。——其前期作品，自不能忽视众所周知的时代语境，但早年和晚年前后宗旨，总体上仍是一贯的，即立足于“文化史观”而非“圣贤史观”，“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天瑜师的学术思想，至始至终隐含着关注社会底层切实权益的“人民性”的底蕴，就此而言，他对墨家学说，倒是有更多的亲近感，先生说：

代表“贱人”的墨家，则与儒家明显不同。墨家代表“农与工肆之人”（《墨子·尚贤上》），揭示“民之三巨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非乐》），愤怒谴责“今王公大人”的腐化堕落，力主非乐、非命、节用、节葬。墨翟劝诱当政者向庶众开放政权，不搞贵族专政，“不党父兄，不偏富贵。”（《墨子·尚贤中》）希望统治者采取“役夫之道”、“与百姓均事业、共劳苦”，反映了民众对平等与公正的要求。[11]

近年来，先生又撰有《文明演进中的“劳力”与“劳心”》诸文，更加深入地反思了早期儒者“贱视生产劳动”、“‘劳力’与‘劳心’对立”、“重拟人化自然而轻客观对象自然”等历史积弊，而对“倡导生产，精研技艺”的墨学，给予了较多的肯定。[12]

在中华文化的思想脉络上不拘泥于“一尊”之学，不囿成说，不主故常，把儒家从“至尊”的地位还原为先秦诸子“显学”中的一家，并深刻反思其历史得失。这种思想取向，着眼近现代以来的思想学术史，仍要追溯于章太炎一脉。

太炎先生在诸子学上主张“诸子出于王官论”，以“儒家之学，出于司徒之官”，与先秦其他学派一样，本来都是周王朝政府职能部门的转化，在地位上也自然不会有什么特殊性。——太炎早年对儒家的批评，持论尤为峻烈，这一方面应该是由于他对作为两千年专制王朝意识形态的儒学的本能抵触；另外应该也是因为他对康有为借今文经学以“托古改制”，不仅尊清帝权威，还想把自己树立为教主的野心的“矫枉过正”式的批判。他在1903年撰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便明确指出，清室之所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实在是“斯乃不得已而为之”，实质不过是为了“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13]，康有为亦“尊称圣人，自谓教主”[14]。故其非议孔学，实则有所现实指向。1906年，章太炎在其《论诸子学》文中立足于先秦学术思想背景，对孔子和儒学开展更进一步的反思。谓“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其“终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拟”，[15]认为孔学不过是攀附权贵的功利主义，而且无原则、无是非观念，“所谓中庸，实无异于乡愿”，“彼耶稣教、天方教，崇奉一尊，其害在培塞人之思想，而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16]——尽管如此，章太炎还是承认孔子在中国学术史上不能抹杀的重要地位，“孔氏，古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斗矣。谈、迁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17]认为孔子虽非康有为等所树立的“素王”，但毕竟还是一位优秀的史家和学人。

章氏于诸子其他诸家，虽皆有褒贬，亦多给予肯定。他对《庄子》的思想评价最高，认为是哲学智慧的极诣：“若夫水流繁会，各于其党，命世哲人，莫若庄氏。《逍遥》任万物之各适，《齐物》得彼是之环枢，以视孔墨，犹尘垢也。”[18]也肯定了墨家勇于救世的牺牲精神，认为“墨子之学诚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则非孔老所敢窥视也。”[19]于法家则重视其与西方政治思想的相通性：“法家者，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于刑律而已。”[20]——到了晚年，太炎对儒学的态度有了一定改观，但“平视诸子”的态度，则始终如一。

天瑜师平日曾谈到，其对儒家文化的反思，及平视诸子的学术观念，早年从阅读章太炎、鲁迅、李贽诸家的著作中，得到颇多启示。——孔子作为一位轴心时代的哲人，其传承文化，昌言仁义之功，自不可掩，但也确实存在其所处时代的某些认识局限（若赵纪彬在《论语新探》中的许多考证，不得不令人信服）。而且，儒学作为中国两千年皇权时代的“治术”，孔子被推上神坛，“过崇前圣，推为万能，则适为桎梏矣”[21]，其束缚人心的种种弊害，实在不容忽视，天瑜师在近期所撰《儒学现代价值及限定性——兼议普世价值不可忽略》文中清楚地总结说：

反顾历史，从两汉以降两千年间，儒学一再遭遇此种不祥之吻——被权贵利用，以至官方化、教条化，因而扭曲以至僵死。这在西方也有同例：生动而深刻的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学说，在中世纪被教廷造成桎梏人心的教条，成为欧洲中世千年黑暗的文化原因之一。这除了统治者居心叵测、私心自用外，也与儒学本身弱点有关。儒家优点不少，此不具论，但毛病也不轻，一如孔子罕议性与天道，少作形上探讨，以至儒学缺乏本体论建构和严密的理论体系，中外学者多有议及，此不赘。又如儒家因急于用世，素来依附君主及权贵（与出身底层的墨家大异，也与超世道家不同），太史公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曰，治国不难，不得罪巨室，皆此之谓也。儒家虽同情民众、重视民力保护、肯定民众的基础性社会功能（卓越宏论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学也有倡导独立之大丈夫精神的高议，史上亦不乏卓异的践行者（苏武、诸葛亮、文天祥皆是），然而一旦涉及治国，儒家则只讲论治民术（孔子把自己的各种政治没计归结成“何为则民服”——这是孔圣本人的名言）。请问诸君，能从孔孟到汉儒、宋儒那里找到几条主张民众自治的言论吗？孤闻如我者，一直未曾发现。

天瑜师指出，儒家虽有治民术，却无民治论，这是儒学的最大弊端。这一视角，事实上也正是对晚近以来章太炎学派“平视诸子”的思想取向、乃至“新文化”诸家对儒学的驳议，其所致思的大方向的接续，并结合现时代文化环境，给予新的阐释。

四、余论

天瑜师在治学方法上，一向强调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相济为用，并认为“义理”不能是脱离“考据”的架空之谈，而应以考据为基础，他明确指出：“其实义理、考据、辞章，应该首先讲考据。我们做学问，首先应该占有材料、辨析材料，然后才谈得上有理论分析。没有材料的话，理论和文章都是空的。”[22]——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之辨，虽系清人姚鼐所提出，但就考据和义理之间的关系而言，在清代“正统派”之汉学脉络中，一直存在共识，无论是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还是戴震的“以识字为读经之始，以穷经为识义理之途”，皆以考据为“实学”，离考据而言义理则为凿空之论。章太炎曾总结清代经学考据学风说：“大氐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征其文明。”[23]这是一种旨在传承文化，力摒虚妄的理性主义精神。“清学”之治学条贯可总结为六点：“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24]黄侃先生也谈及考据学之心得，若有“考据之学有三要：一曰不可臆说，二曰不用单义，三曰不可迂折。欲为考据之学，必先能为辩论之文”等语（《黄侃论学语录》）。后来梁启超、胡适等更提出，清代汉学的治学方法中颇具“近代科学精神”。至于永轩先生之学，如天瑜师在《冯永轩集·序》中总结的，其古文字研究，在肯定许慎文字学价值的前提下，以《说文》基础，更汲取罗振玉、王国维先生的新范式，大量采用甲骨文、金文作实据，将考释汉字原起及演变历程的视野，推前到商周。

必须注意到，近现代文史学界的主流，不独为“章黄学派”，就冯永轩先生所师承的老师们，无论是黄季刚，还是梁任公、王静安诸先生，在治学方法上实皆清学之流衍，而各自又结合了晚近以来传入的西方人文科学的新方法新视角，更有进一步之发明。——中国传统学术，历来都是文、史、哲三方面圆融为一，但也向有汉、宋之分的说法，汉学并不排斥义理，但认为义理当以考据立基，此可谓“以史驭哲”的路数；宋学也不完全无视考据，但其以义理的思辨先行，往往有“六经皆我注脚”的倾向，此可谓“以哲统史”的路数。就“冯氏学术源流”而论，兼承黄季刚、梁任公、王静安诸先生之统续，“又怀着‘爱吾师尤爱真理’信念，论著中往往依据新材料、运用新方法，与先贤定论辩议，时与师说展开讨论。”[25]此诚亦清代考据学“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26]之“科学精神”的现身说法。要之，吾人以“冯氏家学”仍处于较为广义的“汉学”大传统上，或当无甚疑义。

2018年12月武汉大学冯氏捐藏馆开馆仪式，冯天瑜先生与众弟子合影

冯永轩先生（1897-1979），名德清，字永轩，亦作永宣，以字行。湖北黄安（今红安）冯家畈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一期毕业生。先后师从黄侃、王国维、梁启超诸先生。生前历任安徽学院（今安徽大学前身之一）、西北大学、湖南大学、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教授。著有《史记楚世家会注考证校补》《西北史地论丛》《楚史》等，2019年，冯永轩先生哲嗣冯天瑜编校整理《冯永轩集》二卷，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梓行。

冯天瑜先生（1942-），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札记》《“封建”考论》《辛亥首义史》《张之洞评传》《中国文化生成史》等，并结集《冯天瑜文存》（20卷）陆续梓行。曾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汤用彤学术奖、湖北出版政府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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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章太炎对弟子汪东所语，见《黄侃年谱》，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35页。

[②]陶希圣：《北京大学预科》，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190页。

[③]【日】岛田虔次：《章太炎的事业及其与鲁迅的关系》，章念驰选编：《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188页。

[④]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见《鲁迅全集》（第6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67页。

[⑤]章太炎：《国学概论》（曹聚仁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8-19页。

[⑥]章太炎：《论诸子学》，见《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37页。

[⑦]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9页。

[⑧]参见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347-348页。

[⑨]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118-119页。

[⑩]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300-301页。

[11]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301页。

[12]冯天瑜：《文明演进中的“劳力”与“劳心”》，见《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13]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见《章太炎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59页。

[14]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见《章太炎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57页。

[15]章太炎：《论诸子学》，见《章太炎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363页。

[16]章太炎：《论诸子学》，见《章太炎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365-366页。

[17]章太炎：《訄书·订孔》，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35页。

[18]章太炎：《齐物论释》，见《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27页。

[19]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见《章太炎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167页。

[20]章太炎：《訄书·商鞅》，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59页。

[21]章太炎：《与人论朴学报书》，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54页。

[22]冯天瑜：《治学三门径：义理、考据、辞章》，见《人文杂志》2018年第4期。

[23]章太炎：《清儒》，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76页。

[24]章太炎：《说林（下）》，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19页。

[25]见冯天瑜：《冯永轩集·序》。——这一治学风范，虽系天瑜师论及永轩先生之语，实亦契合于天瑜师本人之著述特点。

[26]章太炎：《说林（下）》，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19页。

（文见《人文论丛》2019年第2辑，原题《“章黄学派”与冯氏学术源流》，系为武汉大学“冯氏捐藏馆”开馆学术座谈会所撰会议论文。）

作者简介

姚彬彬，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特别鸣谢

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敦和基金会

章黄国学

有深度的大众国学

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有担当的时代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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