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0-10-28 15:21:31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汪寿华(1901-1927),浙江诸暨人,原名何纪元,字介尘,中共早期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1920年8月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作为远东职工代表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反帝同盟会议。多次组织领导上海工人运动,参加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先后担任中共江浙区委常委、农工部主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上海总工会党团负责人、代理委员长等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任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委员、常委,上海总工会委员长。4月11日夜,汪寿华遭杜月笙秘密杀害,成为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中国共产党人。
杜月笙(1888-1951),原名月生,号月笙,江苏川沙人。靠贩卖鸦片起家,后发展为与黄金荣、张啸林齐名的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有旧中国“三百年帮会第一人”之称。他组织黄色工会,破坏工人运动,并充当蒋介石反革命打手,参与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也因此被授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
关于汪寿华和杜月笙两人的交往,民间和学界有一种说法,称汪寿华为了开展工作的需要,曾加入青帮,并拜杜月笙为师。周建超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关于城市帮会工作的政策与策略》一文中指出:中共在领导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期间,对帮会在工人武装起义中的角色问题十分重视,曾专门开会讨论对策,决定先礼后兵,“决定让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公开以杜的‘门徒’身份活动,其他一些中共人员也利用帮会身份在帮会群众中活动”。据统计,仅在1927年的2月28日至3月8日的9天内,杜月笙与汪寿华的会晤就达5次。可以看出,即使汪寿华不是杜月笙的“门徒”,至少曾有密切的接触。苏智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上海帮会的动向》一文中认为,汪寿华至少在1925年前就认识杜月笙了。1925年五卅运动时,汪寿华就已是上海学生会的主要成员,租界巡捕房准备要逮捕汪寿华。杜月笙获悉这一情报后,便在纸上画了一个八卦,派人送给汪寿华,汪寿华得到暗号后立即转移。因此,汪寿华十分感激杜月笙。
实际上,不仅仅是汪寿华,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早期工人运动时,为了获得工人帮会首领的支持,都不可避免地接触,甚至要加入工人帮会。据《李立三同志谈安源工运》记载,安源路矿大罢工时,毛泽东曾专门指示李立三,要注意做红帮工作。当时矿上的红帮势力很大,由于对红帮成功地进行了教育和分化,安源路矿大罢工时果然秩序井然,没有出一点事。李立三到上海工作后,曾遭在新闸路西藏路口大观园开浴室的名叫常玉清的青帮小头目绑架,被强求当他的徒弟。李立三根据在安源路矿罢工时的经验,当机立断,同意拜常为老头子。李立三事后报请党组织批准,并以此打入青帮,深入工人群众中间,与他们广泛接触;同时,与其他青帮徒弟和帮会头目也建立了较好关系。例如,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国民党上海党部商民部长、青帮头目王汉良就和李立三成为了知交,在五卅运动中曾保护过李立三。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将组织领导中国工人运动作为中心任务,这就不可避免地遇到工人帮会问题。工人帮会既包括工人中的帮会如青红帮,也包括按地域、行业、血缘结成的帮口、行会等。按照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一文所指出,所谓行会,是中国早期手工业者为了协调生产、共谋发展,结成的一种神权的行会式的组织,“这些行会的公约,都请一个神来保证,例如木匠的神,便是鲁班(行会的神都是道教的)”。所谓帮口,是一种会馆式的组织,苦力和劳动者“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织……这不仅是一种什么地方主义,而且是极残酷的苦力生活的反映,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实际上这些同乡帮门,都是大小绅士的工具。”
帮会在近代中国工人群体中人数多、影响大,几乎渗透各行各业。据20世纪30年代中共上海市地下党组织对上海的棉纺、丝织、卷烟、电力、市政、交通、邮政、机器等22个产业及各业职工的调查,除缫丝、煤气、印刷等少数产业部门没有明显的帮会组织以外,多数产业部门的工人中都有青红帮组织,像棉纺系统,男工十之七八都参加了青红帮,拜有老头子。另据1914年《时报》报道,上海仅红帮已达数万人之多。青帮的人数更多,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青帮人数在十万以上。上海曾经流行的“差役不进帮,饭碗端不长”“帮会不通差,生意敲不成”“要吃码头饭,就得拜个老头子”等,便是当时社会状况的形象写真。
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深入工人中间,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就不得不与工人帮会打交道。帮会奉行“多个朋友多条路”的信条,本质上就有极强的政治投机性,当革命高潮到来时,就会倒向革命这一边。随着北伐战争的进行,上海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杜月笙迫于形势压力多次向汪寿华表示“愿保护工会”,并欢迎中国共产党“尽管到法界工会与设立机关”,假如一旦有人被捕,“他可想法释出”。当然,杜月笙还有自己的小算盘,那就是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交易,他提出,只要不提土贩(即烟土贩子,指贩毒)问题,“他想整理全上海青红帮,可听我们(指中国共产党)指挥。”不仅如此,杜月笙等帮会头子希望在将来一天中国共产党仍然能维护甚至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据载,杜月笙曾一再向汪寿华暗示,军阀与租界当局都曾要他参与对抗上海总工会的行动,均被他拒绝,他因此对汪寿华说:“现在我帮你们的忙,将来你们应帮我的忙。”
帮会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与中国封建社会相伴而生,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空前地发展起来,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明显的落后性、巨大的破坏性。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工人利益,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所开展的提高工人政治经济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废除包工、封建把头制度,以及打击工贼、监工、工头,启蒙工人作历史的主人等活动,这必然要危及帮会势力的利益,触及帮会势力的核心,动摇其基础。因此,帮会无法接受,也不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随着形势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冲突越来越多,矛盾日益激化。
1927年3月23日,北伐军进入上海市区。3月26日,蒋介石乘军舰由芜湖到达上海。杜月笙等帮会头子嗅到,认为这才是他们的靠山。苏智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上海帮会的动向》一文中记录了杜月笙对黄金荣所说的一段话:共产党胜利了,我们决不会在这个“共产”的政权中得到好处,只会与国民党同归失败的境地。与其这样,还不如全力与国民党合作反共,使国民党取胜,才有前途。
蒋介石鉴于上海工人力量的强大,也迫切需要帮会势力的支持,因此,二者臭味相投、一拍即合。杜月笙等帮会势力随之成为蒋介石反动势力反共的急先锋。他们开始拒绝汪寿华方面的种种支持与要求,监视中共和工人纠察队,恢复“中华共进会”并建立武装力量,决定必要时对工人纠察队“施展铁腕”“一举加以解决”。他们还向蒋介石表忠心,承诺愿意承担反共的具体工作,“全力协助,义无反顾”“即使赴汤蹈火,我们也乐于从命”。
1927年4月11日,杜月笙邀请汪寿华晚上到他居住的杜公馆商议“机密大事”。此时,上海总工会已得到帮会流氓与反动势力相勾结的情报,因此纷纷劝汪寿华不要赴约。但是汪寿华认为,“我过去和青红帮流氓常打交道,他们还讲义气,去了或者可以把话谈谈开,不去反而叫人耻笑”。结果当晚汪寿华刚跨进杜公馆大门,即被杜月笙手下挟持,遭打昏后塞进麻袋,然后用汽车运至法租界与华界交界处的枫林桥活埋,年仅26岁。
(作者单位:阜阳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作者:梁家贵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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