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200多家中小银行打分

发布时间：2020-11-27 21:21:07来源：轻金融

城商行所处区域资源禀赋分化，一线城市、内陆核心二线城市等区域禀赋较好，而东北、西南、西北三四线区域较弱。近一年仅少量优质城农商行进行异地扩张。

城农商行信用债券择券指南——219家城农商行打分模型结果探索和分析

来源：华泰固收强债论坛

城农商行打分模型构建

城农商行打分模型简介

去年B商事件打破同业刚兑后，市场对于商业银行基本面分化的关注加大，叠加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冲击，本身资质较弱的城农商行受到明显冲击，弱主体风险或进一步加大。在此背景下，构建城农商行打分模型、区分不同主体资质差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们在19年7、8月的报告《》、《》中，将区域资源禀赋分析、定性分析框架引入城农商行信用资质分析体系中，构建了区域资源禀赋、定性分析、财务分析三维信用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我们今年将打分模型量化，选取样本为去年报告中涉及的115家农商行和104家城商行，考虑到20年中报大量主体未披露，我们使用19年相关数据进行主体打分，以求对城农商行资质差异作出较客观的评判。

模型构建主要逻辑：虽然城商行有一定的跨区、跨省拓展，但整体上城农商行还是立足本地，整体的资产质量、发展前景与区域经济密切相关，区域资源禀赋对城农商行基本面影响较大，我们用区域税收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GDP增速度量城农商行所在区域的资源禀赋。定性分析中，一方面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情况值得关注；另一方面，同业市场收缩情况下，同业依赖度大的城农商行需要增加稳定负债；我们用股权结构、异地扩张、同业扩张等情况来定性分析城农商行，并给予上市公司、一级交易商一定的加分。财务指标方面，通过规模指标、资本充足性、资产安全性、盈利能力及持续性、流动性情况五个方面定量分析城农商行财务基本面。此外，仍有少量主体未披露19年年报数据，无法确认最新经营情况，存在一定治理风险，我们给予一定扣分。

数据选取方面，区域资源禀赋涉及到的税收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区域GDP增速等来源于wind、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告等。定性分析中，前十大股东集中度、前十大股东中国资合计持股等数据根据发行人19年公告的前十大股东明细进行统计；异地分支机构占比根据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信息统计分支机构数量、区域等得到。财务指标打分数据选取19年财务报表相关数据，未更新年报的统计截止2020年10月20日尚未更新19年年报的情况。

城农商行财务打分部分简介

我们对城农商行财务指标进行定量分析，从规模、资本充足性、资产安全性、盈利能力及持续性、流动性情况等方面对城商行信用资质进行分析。根据我们2019年5月30日的报告《商业银行风险构成与主要评价指标》，我们对城农商行重点分析的指标及计算公式如下表所示。

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受到银保监会等机构严格监管，经营必须满足最低的资本要求标准。资本金越充足，银行业务发展所需资金融通弹性越大，财务处理也更为灵活。对于银行资本充足性，我们主要关注隐含资本结构及其核心资本充足率指标，此外我们关注资产减值损失对银行资本储备的负面冲击。

资产安全性：城农商行优质资产是未来持续保持盈利的主要动力，而资产组合差异也带来了不同类别和性质的风险，实现风险控制和获得收益的平衡是对资产优质与否的重要考量。我们主要关注的量化指标有：总资产规模、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大客户贷款比率指标。

盈利能力及持续性：盈利能力是衡量城农商行持久经营、创造价值、增加资本储备，以及提高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我们主要关注银行盈利能力及其长期持续性，一般可以认为，银行利息净收入在利润总额中占比越高、盈利的稳定性越好，投资收益比例越高，盈利能力可能会更强、但是其稳定性可能相对较弱。我们具体关注利息净收入占比、资本利润率、净息差、利润增长率4个指标。

流动性情况：我们主要关注城农商行是否可以有效匹配其流动性和债务情况，既保持资产总体盈利水平，又可以较低风险应对短期到期的债务。我们主要关注流动性比率、备付金比率、存贷比3个指标。

城农商行发展与区域禀赋密切相关，关注税收、人均收入等指标

城商行起源于全国各地的城市信用社，其发展情况与所在区域的资源禀赋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城商行在成立之初，业务原则上被限制在所在城市。尽管经过多年发展，许多城商行开始跨区经营，在所在省份或跨省开展业务，但各城商行基本与所在城市保持了较强的关联性，在存款来源、贷款投向、股东背景、政策支持等各方面与区域资源禀赋密切相关。在当前监管政策仍然鼓励城商行回归属地化、限制跨区发展的形势下，分析城商行所在区域资源禀赋显得尤为重要。

农商行由农信社改组而来，大多数农商行业务发展主要在本地区开展，多在本区域内存贷款市场份额高，具有较强的地缘人缘优势。监管层对限制农商行跨区经营限制进一步明确，鼓励农商行专注服务本地，下沉服务重心，进一步加强了农商行经营发展与区域资源禀赋的关联性，分析农商行所在区域资源禀赋就显得尤为重要。

城农商行所在区域税收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作为区域资源禀赋的度量标准。我们将城农商行注册区域认定为所在区域，我们重点考虑区域资源禀赋的两个方面：区域内企业发展水平、区域内人民富裕程度。区域内企业实力越强、人民越富裕，则城农商行存款来源越充足，贷款投向越安全，业务发展潜力越大。因此，我们用城农商行所在区域2019年一般预算收入内税收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指标来度量区域资源禀赋。整体来看，19年利润总额排名居前的城农商行所在地税收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处于较高水平。此外，我们还关注所处区域的GDP增速变化，GDP增速较低或增速持续放缓的区域，企业经营情况可能弱化，可能带来城农商行存款萎缩、贷款资产质量下降等风险，反之，GDP增速持续较高或明显提高意味着区域经济活力增加，利于城农商行业务拓展与资产质量提升。

城农商行异地扩张有利有弊，异地扩张监管不断收紧

城农商行的异地扩张有利有弊，一方面有利于扩大规模增长空间，另一方面在没有足够的地缘优势的基础上，异地业务可能无法达到本地的盈利水平，并隐藏了一些不易察觉的风险。城商行在成立之初原则上业务范围限制在所在城市，随着经营规模的放大存在扩张规模的意图。但是异地扩张中，城商行难以发挥本地的品牌效应、外部支持等优势，特别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经济下行周期中隐藏的风险更大。农商行经营受到区域资源禀赋限制，异地经营有利于扩大业务规模，获得增长空间。但监管机构始终强调农商行作为农村型金融机构回归本源，服务本地；且农商行的主要优势是深耕本区域后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净息差，在脱离本区域地缘人缘优势的情况下，异地业务可能无法达到本地的盈利水平，并存在资产质量下滑的隐忧。因此，有必要度量城农商行异地扩张情况。我们用异地分支机构开设网点数量来衡量城农商行异地扩张情况。

城农商行异地扩张受到监管限制。根据2014年《加强农村商业银行三农金融服务机制建设监管指引》（银监办发[2014]287号），监管机构将农商行分为大中城市农商行、城区农商行和县域农商行三类。2019年银保监会5号文《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强化治理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明确限制农商行跨区经营，但针对对象是城区、县域农商行，大中城市农商行不受此限制。5号文对县域、城区农商行提出了15条监管指标，包括坚守主业、服务本地和支农支小要求等，如要求新增可贷资金用于当地比例不低于70%等。目前的监管政策下，农村金融机构应继续坚守“三农”和小微企业市场定位、原则上“贷款不出县、资金不出省”，业务区域监管强化，农商银行异地贷款业务受到严格限制。今年10月16日央行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其中第五十二条提到，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区域性商业银行应当在住所地范围内依法开展经营活动，未经批准，不得跨区域展业。但对“跨区域”的含义尚未明确，具体有待细则进一步完善。

本地经营的城农商行可能享受到政策优势。如为促进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加大中小企业贷款支持力度，央行从2019年5月起对服务县域的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准备金率。对聚焦当地、服务县域的中小银行，实行较低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对仅在本县级行政区域内经营，或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设有分支机构但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农村商业银行，执行与农村信用社相同档次的存款准备金率。2020年4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和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

股权背景影响公司治理、外部支持，关注国有持股比例与集中度

对城农商行主体的信用分析传统上一般侧重经营、财务相关分析，在此基础上评估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上述分析的前提是企业治理结构平衡，实际控制人无相关风险。随着包商事件的暴露，市场开始关注城农商行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问题。且19年以来农商行评级下调案例中，部分农商行存在公司治理、内控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重点研究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情况。为此，我们从股权集中度、国资股东占比、是否上市公司等角度来度量城农商行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情况。

股权集中度并非单向指标，集中度高低都各有利弊，应结合具体情况讨论，关注是否存在有效一致行动机制。股权集中度较高，一方面有利于获得大股东支持；另一方面可能反映出资本运营不够市场化，未充分向市场募集资金。股权集中度较低，一方面反映股权稳定性较弱，可能存在控制权冲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地方国资的股权划转、资本市场上市流通后的结果，即使股权分散，背后也可能存在有效的一致行动机制。

股东背景关注国资占比，国资占比较高或带来较好的外部支持。我们将股东为地方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地方国企或中央国企的统称为国资，将股东为民企的称为民营成分，将股东为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的统称为外资成分，将股东为难以判断实际控制人的、无法穿透的私募股权基金的统称为其他成分，对城商行的前十大股东成分进行统计。国资占比越高，该项打分越高。

上市银行实力更强，融资渠道更通畅，公司治理更规范。打分模型中我们给予上市银行一定的加分，一方面我国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更高，公司治理更加规范，另一方面上市给银行带来更多资本支持，有利于银行进一步开展业务，未来融资可能性也更强，且目前上市的城农商较少，各方面实力在城农商行中都较优。

同业监管趋严，过度依赖同业负债将增加负债端脆弱性

17年以来同业业务监管趋严、19年包商事件冲击市场情绪，19年11月以来城农商行同业负债存量增速持续为负。2014年4月24日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银发【2014】127号），逐项界定并规范了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同业借款、同业代付、买入返售（卖出回购）等同业投融资业务。要求“单家商业银行同业融入资金余额不得超过该银行负债总额的三分之一”。15-16年市场流动性充裕，中小银行大量发行同业存单、资产端错配套利；2017年，为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银监会组织开展了“三三四十”等系列专项治理行动，要求“整治同业业务、加强交叉金融业务管控”，打击同业资金、同业存单空转。央行2016年一季度推出的MPA考核中，资产负债情况大项包含对同业负债占比情况的考核。17年8月央行发布《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为了更全面地反映金融机构对同业融资的依赖程度，引导金融机构做好流动性管理，拟于2018年一季度评估时起，将资产规模5000亿元以上的银行发行的一年以内同业存单纳入MPA同业负债占比指标进行考核。对其他银行继续进行监测，适时再提出适当要求。”2019年5月24日，银保监会发布公告称，鉴于包商银行出现严重信用风险，为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对包商银行实行接管。包商事件冲击了同业刚兑信仰，对中小城农商行信用造成很大冲击，19年8月以来城商行同业存单存量增速持续为负，19年11月开始，农商行同业存单存量增速转负，截止20年9月30日，城商行、农商行同业存单存量同比增速分别为-14%及-10%。

属于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的城商行在同业市场可能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2020年4月，央行公布了2020年49家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其中17家为城商行，即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徽商银行、杭州银行、贵阳银行、长沙银行、广州银行、郑州银行、中原银行、西安银行、齐鲁银行、青岛银行、洛阳银行、厦门银行。5家为农商行，包括渝农商行、北京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广州农商行及顺德农商行。一级交易商能够直接作为央行交易对手，有助于构建同业市场声誉、获取低廉成本资金，属于一级交易商的城商行安全性相对较高，因此打分模型给予一级交易商一定加分。

城农商行打分模型结果分析

19年城农商行总评分析

我们参考19年7、8月的报告《怎么看城商行信用资质？——城商行信用风险分析框架》、《怎么看农商行信用资质？——农商行信用风险分析框架》中，选取的115家农商行、104家城商行样本，使用19年相关数据进行城农商行打分。此外，我们将19年城农商行的基本面打分排序与20年8月25日城农商行相关债券（含同业存单、银行债及二级资本债）的信用利差排序进行对比，其中城商行两者的相关系数达78.95%，农商行两者的相关系数达80.39%，意味着我们的打分模型在反映城农商行市场认可度的差异方面有一定有效性。

打分居前的城商行规模大、资产质量较优，抗风险能力强，打分居后的城商行规模较小，不良率较高，拨备率较低。我们从区域资源禀赋、定性分析、财务分析三维度综合对城商行进行打分，整体来看，居于经济较发达的一二线城市、规模较大的上市城商行排名较高，如上海银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其中前十大主体最新评级均为AAA，此类主体股东中国资占比较高，大多上市，公司治理较完善，财务指标方面，前十大城商行资本充足率较高，不良率较低，拨备覆盖率均超过200%，资本利润率较高，由于在同业中实力较强，同业负债占比也较高，如上海银行19年末含同业存单的同业负债占比高达33.1%。而打分后十的城商行规模较小，大多属于东三省、内陆城市等，所属区域经济承压给城商行的发展带来一定制约、拖累，此类主体资产质量较差，20年上半年大多利润下滑较多。

农商行整体弱于城商行，打分居前的农商行规模大、资产质量较优，抗风险能力较强，打分居后的农商行规模较小，不良率较高，拨备率较低。我们从区域资源禀赋、定性分析、财务分析三维度综合对城商行进行打分，整体来看，居于经济较发达的一二线城市、规模较大的上市农商行排名较高，如上海农商行、北京农商行、广州农商行等，其中前十大主体最新评级以AAA、AA+为主，此类主体股东中国资占比大多较高，有6家为上市公司，公司治理较完善，财务指标方面，前十大城商行资本充足率较高，不良率较低，拨备覆盖率均超过200%，资本利润率较高，由于在同业中实力较强，同业负债占比也较高，如青岛农商行19年末含同业存单的同业负债占比高达26.6%。而打分后十的城商行规模较小，大多属于山东、内陆地区低行政层级区县等，区域经济承压给城商行的发展带来一定制约、拖累，此类主体资产质量较差，且大多国资背景少、外部支持也欠缺。

19年城农商行区域禀赋分析

19年城商行所处区域资源禀赋分化，一线城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圈，内陆核心二线城市等区域禀赋较好，有力支撑城商行发展，而东北、西南、西北三四线区域禀赋较弱。2019年税收收入方面，最高的是上海市，达到6216亿元，最低的是辽宁省阜新市，为25亿元；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最高的是上海市，达到69442元，最低的是辽宁省朝阳市，17127元。

部分城商行2019年区域资源禀赋变化较大，关注区域经济变化对城农商行业务的影响。我们按照19年区域税收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19年、18年GDP增速等对城商行资源禀赋进行综合打分。104家城商行中，上饶银行资源禀赋改善明显。尽管2019年上饶市GDP增速较2018年从9.0%放缓至7.7%，但其2019年税收收入为2018年的两倍，达至298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4422元增至26854元。金华银行、廊坊银行、邯郸银行等在资源禀赋方面相较于2018年均有所改善，区域经济改善有利于支持本地城农商行业务扩展、资产质量改善等。长城华西银行在资源禀赋方面较18年下滑，2019年的地方税收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GDP增速等较2018年相比均有所回落。昆仑银行、辽阳银行、锦州银行等19年资源禀赋打分情况也进一步下滑，关注区域经济承压对当地城农商行的负面影响。

农商行区域下沉更多，县级市、市辖区等资源禀赋相对较弱。农商行广泛分布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市辖区、县级市或县。位于直辖市、省会等城市的农商行，区域资源禀赋较好，有力支撑农商行发展，如上海农商行、北京农商行、江苏紫金农商行、深圳农商行、无锡农商行、厦门农商行等。位于市辖区、县级市或县的，辐射范围有限、区域资源禀赋较弱，如吉林九台农商行、山东安丘农商行、江苏射阳农商行、山东沁水农商行、延边农商行等。2019年税收收入方面，最高的是上海市，达到6216.3亿元，最低的是长春市九台区为5.3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最高的是上海市，达到69442元，最低的是长春市九台区，为18415.7元。

19年长三角部分市、县区域税收、人均收入同比明显上行。对比18年来看，较多位于长三角的农商行区域人均收入、税收同比上行，如杭州余杭区、萧山区、阜阳颍东区、江苏靖江市、浙江温州龙湾区、浙江安吉县等，且当地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多在4万元以上。而其他地区部分三四线城市税收收入明显下行，如湖南宁乡市、山东荣成市、福建晋江市、山东莱州市、广东中山市、福建泉州市、吉林长春市及九台区、福建石狮市等。。

警惕区域景气持续低迷、银行资产质量下降。样本中，20年新增3个农商行下调主体评级，分别是长春发展农商行、烟台农商行、山东荣成农商行，均从AA-下调至A+主体评级，除了19年营业收入下降、资产质量恶化等，评级下调也指出了相关主体区域经济承压、银行业务集中等风险。如长春发展农商行已连续两年下调主体评级，今年下调评级报告中指出公司信贷资产质量受到当地经济承压影响，部分商贸和建筑业客户经营压力加大，19年当地GDP增速大幅放缓，税收、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均下滑，客户生产经营压力持续加大，未来贷款质量仍面临下行风险。烟台农商行方面，当地以沿海外向经济为主，受国际不确定性影响等，当地部分企业经营遇困，且部分行业担保圈链问题突出。荣成农商行贷款主要投向渔业及相关服务和水产加工行业，受渔业资源衰退、环保限制等影响，银行19年不良率上行，区域有效信贷需求下降。

19年财务指标打分分析

城商行财务指标分化较大，一二线城市、大型城商行财务指标较优。城商行主体财务打分来看，北京、上海、江苏、宁波等城商行是财务打分较高的主体，金华、烟台、大同、朝阳银行等打分较低。资产规模来看，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规模较大，总资产超过20000亿，遂宁银行、大同银行总资产金额较小，低于500亿。资本充足性来看，云南云塔、乌鲁木齐银行、遂宁银行19年一级资本充足率较高，均超过15%，城商行资本充足率普遍超过8.5%，锦州、鞍山银行资本充足率较低，分别为6.5%、8.2%，其中锦州银行因基本面恶化明显，19年获央行及辽宁省政府救助。资产质量方面，湖州、台州、厦门国际银行不良率较低，低于0.8%，且拨备覆盖率均在300%以上，锦州银行、吉林银行不良率较高，分别为7.7%及4.3%，且拨备覆盖率较低、接近100%。盈利方面，台州银行、浙江泰隆银行、湖州银行资本利润率较高，均超过15%，锦州银行资本利润率为负，鞍山、邢台、甘肃银行资本利润率低于2%。流动性方面，19年锦州银行、大同银行、贵州银行备付金率较高，均超过26%，阜新银行、兰州银行较低，分别为8.80%及9.80%。

农商行财务指标分化较大，一二线城市、江浙部分农商行财务指标较优。财务综合打分来看，19年重庆、北京、上海、广东南海、广东顺德等农商行较高，山东莒县、山东郓城、安徽太和、山东荣成等农商行较低。资产规模来看，重庆农商行、北京农商行、上海农商行规模较大，总资产超过9000亿，安徽太和农商行、浙江新昌农商行、浙江天台农商行总资产金额较小，低于200亿。资本充足性来看，慈溪、佛山、江门农商行19年一级资本充足率较高，均超过15%，农商行资本充足率普遍超过8.5%，安丘农商行资本充足率较低，为8.3%。资产质量方面，浙江南浔、杭州余杭、浙江江山农商行不良率较低，低于0.8%，且拨备覆盖率均在400%以上，山东烟台农商行、山东郓城农商行、山东荣成农商行不良率较高，均超过6%，且拨备覆盖率低于80%，今年中诚信国际下调山东烟台农商行主体评级至A+，东方金诚下调山东荣成农商行主体评级至A+。盈利方面，浙江温州鹿城、浙江临海、浙江天台农商行资本利润率较高，均超过18%，大连农商行、滨海农商行、山东荣成、山东莱州农商行资本利润率低于5%。流动性方面，19年杭州余杭、山东青州、武汉、浙江诸暨农商行备付金率较高，均超过20%，湖南宁乡、山东聊城、山东荣成农商行等较低，低于8%。

19年城农商行股东背景分析

农商行股权集中度较城商行更低。农商行多由农信社改制而来，组建时大量股东由农信社原有股东转化而来，历史原因导致持股较为分散。监管规定也限制了农商行持股集中度，如根据2015年《中国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修订）》，单个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关联方合计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农村商业银行股本总额的10％。19年我们统计的219家城农商行股权背景数据显示，城商行前十大股东集中度平均值为66.1%，而农商行前十大股东集中度平均值仅为40.6%。

部分银行股权集中度较低，如无有效的一致行动机制，可能存在实际控制权冲突、各股东利益不一致导致经营发展战略不明确等问题，特别是非上市银行。上市银行因吸纳公众股东等，股权集中度在上市后降低，但上市后公司治理更完善、透明。因而更需要关注非上市且股权集中度较低的城农商行是否存在有效一致行动机制、完善内部治理等。样本内非上市城商行来看，浙江民泰、阜新银行、朝阳银行、沧州银行等较低，前十大股东持股占比不超过50%。农商行非上市公司中，东莞农商行、山东荣成农商行、长春发展农商行、浙江富阳农商行、温州瓯海农商行等股权集中度较低，前十大股东持股占比不超过25%。需要关注这些主体股东背景、内部治理、决策流程等。

农商行的股东背景中民营成分较高，股权结构民营化曾受到监管鼓励。由于农商行多由农信社改制而来，原农信社存在较多的个人股东，农商行股权结构中民营股东比例较高；此前监管机构也曾鼓励农商行股东“多元化、民营化”，如2013年《关于农村商业银行差异化监管的意见》（银监办发[2013]136号）中提到，“……加快构建多元化和民营化的股权结构”。更新的监管文件则强调“涉农优先，实业为主”，鼓励农商行吸引优质企业入股。如2017年《关于加强农村商业银行股东股权管理和公司治理有关事项的意见》中提到，“农村商业银行要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科学的中长期股权管理规划，按照涉农优先、实业为主的原则，积极吸收优质企业入股”。19年我们统计的219家城农商行股权背景数据显示，城商行前十大股东中国资背景股东占比平均值为50.4%，而农商行前十大股东中国资背景股东占比平均值仅为23.0%。

部分城农商行股权中民营成分占比较高，国资成分占比较低，建议关注其获取外部支持能力和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国资股东具有较强的资源优势，有助于城农商行获取外部资源；同时国资股东往往具有较完善的监督机制，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国资成分持股比例较低时，应更加关注城商行获取外部支持能力和内部公司的治理结构。19年城商行前十大股东中国资股东占比为0的有10个，包括辽宁锦州银行、包商银行、浙江泰隆银行、廊坊银行、浙江稠州银行等。19年农商行前十大股东中国资股东占比为0的有46个，包括辽宁辽阳银行、浙江温州瓯海、浙江东阳、东莞农商行等。

关注19年部分银行国企股东增减持变化，将对外部支持带来一定影响。相较于18年，部分城商股权背景变化明显，农商行股权结构整体变动不大。城商行中，以哈尔滨银行为例，其2019年股权集中度提升、国有股东大幅增持，前十大股东中，第一大国企股东哈尔滨经济开发投资公司增持10%股份；另一国企黑龙江省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增持18.51%股份，成为哈尔滨银行的第二大股东。与之相似的还有山东潍坊银行及山东济宁银行，其股东成分中，国资占比较2018年均有所上升。相反，吉林银行股权集中度有所下降，前十大股东总国资占比下降。辽宁葫芦岛银行、辽宁辽阳银行等也存在国资持股下降的情况。

19年城农商行同业负债情况分析

19年城商行平均同业负债占比下降。城商行平均同业负债占比从18年的25%下降至19年的21%，主体来看，广东南粤、吉林银行、黑龙江龙江银行、新疆昆仑银行、辽宁阜新银行、辽宁营口沿海、辽宁营口银行、哈尔滨、柳州、青海、东营银行同业负债占比同比下行超过10pcts，除营口沿海、昆仑银行、青海银行、龙江银行外，其他均降至20%以下；而辽宁辽阳银行、浙江湖州银行、山东烟台、辽宁朝阳银行同业负债占比同比上行超过5pcts。绝对值来看，辽宁锦州银行、新疆昆仑银行、重庆银行、河南中原银行同业负债占比最高，含同业存单的同业负债占比超过35%。

19年农商行平均同业负债占比下降。农商行平均同业负债占比从18年的12%下降至9%，主体来看，海口农商行、长春发展农商行、长春农商行、天津滨海农商行、厦门农商行、佛山农商行、江苏靖江农商行等19年同业负债占比同比下行超过10pcts，除厦门农商行外，其他均降至20%以下；而武汉农商行、新疆昌吉农商行19年同业负债占比同比上行超过5pcts。绝对值来看，19年江苏江南农商行同业负债占比较高，含同业存单的同业负债占比超过30%。

近一年仅部分优质城农商行异地扩张

近一年仅部分优质城农商行异地扩张明显增加。近一年的数据来看（19年8月14日至20年7月底）城农商行异地（省外）分支机构占全部分支机构比都小幅提升，样本城商行整体省外分支机构占全部分支机构比上行0.4pcts至10.28%，样本内农商行整体异地机构占总分支机构比上行0.29pcts至2.18%。期间样本城商行新增省外、省内分支机构分别总计128及509家，徽商银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资质较优的城商行省外扩展较多，分别新增80、16及15个分支机构。期间样本农商行新增异地、本地分支机构分别总计44及41家，常熟银行、江苏江南农商行、广州农商行、浙江萧山农商行等资质较优的农商行省外扩展较多，分别新增13、9、5及5个分支机构。

结论及投资建议

今年受疫情冲击、结构化产品压降等影响，银行补充资本、负债压力增加，三季度我们看到银行存单、二级资本债等均出现量价齐升的情况，配置价值提高，后续仍有一定量价上行空间。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关注上半年银行业整体承压，特别是城农商行盈利同比下降、资产质量恶化，弱主体风险加大。在此背景下，甄别城农商资质差异、选择性价比合适的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构建城农商行打分模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而我们进一步完善城农商行打分模型，基于19年最新数据给出219家城农商行的汇总打分，以期为投资者甄别城农商行资质、寻找合适性价比的主体提供帮助。在传统的财务指标分析框架之外，我们将区域资源禀赋分析、定性分析引入城商行信用资质分析体系中，构建了区域资源禀赋、定性分析、财务分析三维信用分析框架。我们将19年城农商行的基本面打分排序与20年8月25日城农商行相关债券（含同业存单、银行债及二级资本债）的信用利差排序进行对比，其中城商行两者的相关系数达78.95%，农商行两者的相关系数达80.39%，意味着我们的打分模型在反映城农商行市场认可度的差异方面有一定有效性。

基于19年的打分结果，我们发现，居于经济较发达的一二线城市、规模较大的上市城农商行排名较高，如上海银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城商行，及广州农商行、江苏紫金农商行，渝农商行等农商行，此类主体股东中国资占比大多较高，公司治理较完善，财务指标较优，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强。而打分后十的城农商行规模较小，其中城商行大多属于东三省、内陆城市等，农商行大多属于山东、内陆地区低行政层级的区县等，区域经济承压给银行的发展带来一定制约、拖累，资产质量较差。

综上，我们认为同业存单、二级资本债等配置价值三季度以来明显提升，但银行的资质分化也在加剧，特别是数量较多、禀赋差异较大的城农商行，基于我们资源禀赋、定性分析、财务分析三维模型，我们对219家城农商行进行综合打分，建议投资者仔细甄别银行基本面差异，结合负债端和配置需求做出选择。

风险提示

数据口径偏差。区域资源禀赋分析中，部分城商行发源地非单一城市，可能为全省性城商行，本文中将对应区域判断为相应省份，判断过程具有主观性，且可能导致其资源禀赋数据与其他城市数据不可比。本文财务数据选取19年数据，但少量城农商行19年财务指标不全，选用18年数据替代，会对打分结果造成一定影响，文中分析主体不涉及此类问题；区域税收、人均可支配收入部分缺失，我们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增速等进行计算补充，可能导致数据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偏差。

分析方法差异。在认定城农商行股东背景的过程中，主要按照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属性进行判断，判断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主观性。部分股东为境外主体，通过详细查找，可以归类为境内国企、民企的境外公司，则将属性归类为国企或民企；部分境外主体信息披露较少，统一归类为外资企业。本文中将无法判断实际控制人的股东，或无法穿透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归类为其他成分。

二级资本债投资风险。二级资本债具有次级属性，存在减记、不赎回等风险，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弱主体出现到期不赎回的情况。此外，二级资本市场化程度、流动性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大行定价优势明显，高评级二级资本债一二级利率存在一定的倒挂现象，且流动性不及利率债。

本材料所载观点源自10月22日发布的研报《城农商行信用债券择券指南——219家城农商行打分模型结果探索和分析》，对本材料的完整理解请以上述研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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