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家张静庐与“唯一的社会科学书店”——上海联合书店

发布时间：2020-12-22 13:59:19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张静庐

张静庐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出版家，1898年出生于浙江镇海县，病逝于1969年。早年曾在上海泰东图书局担任编辑，并先后参与创办光华书局、上海联合书店、现代书局、上海杂志公司，主要著述有《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在出版界二十年》，编有《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及其续编、补编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静庐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计划处副处长、私营企业处处长、古籍出版社编审、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组组长。

对于张静庐在泰东图书局、光华书局、现代书局和上海杂志公司的经历，尤其是其开创的售卖杂志的先河，或许了解的较多，但对其创办上海联合书店的经历的论述则较少。

“唯一的社会科学书店”

上海联合书店标识

20世纪20年代末，继文艺书出版之后，新兴的社会科学书籍出版成为中国新书业的第二个潮流。这一时期，各个出版机构纷纷投身这一事业，各式各样的社会科学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出版，张静庐也不例外，创办了“唯一的社会科学书店”——上海联合书店。

张静庐创办这样一个社会科学书店，一是因为在光华书局、现代书局的事业受挫，二是出于对社会科学书籍出版的兴趣。这一时期，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受到广泛关注。而此时的中国外有帝国主义压迫，内则军阀混战不断，社会问题不断暴露，越来越需要社会科学研究和书籍的出版，来科学救国。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界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也引发了社会对社会科学的关注。当时像杨幼炯一样的学者，也对出版界提出期盼，希望社会各界联合起来，一起致力于社会科学出版事业的繁荣。

张静庐及其上海联合书店的成立，就是迎着这样的社会需求而来，呼应着当时社会的文化呐喊。

1929年8月18日，上海联合书店创办于上海宝山路生顺里24号。该书店定名为上海联合书店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两万元，由张静庐联系当时上海商人洪雁宾、陈荇荪、金臻庠等发起，自己担任总经理，负责日常事务。

作为一家纯粹社会科学书店计划的尝试，张静庐的上海联合书店专门出版社会科学书籍，1929年8月18日刊登在《申报》上的《上海联合书店筹备讯》明确说明了该书店的出版倾向，“社会科学政治、经济、文艺、论著等，凡属名著，不论翻译或编著均在征求之列。”

1930年3月1日，联合书店更是打出了“唯一社会科学书店”的广告，“专售社会科学新书，凡各家出版物，搜集无遗。”

以出版宣扬马克思主义书籍为主

上海联合书店依托上海进行着社会科学书籍的生产与销售，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共出版了68本书籍，其内容涉及政治、哲学、历史、经济、新闻、教育、社会、宗教、艺术理论等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每本书基本发行量都在1500册到2000册左右，更有再版高达6000册者。从这些书籍的内容方面来看，这些书籍多为宣扬马克思主义，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分析社会问题的书籍，如经济学类书籍《中国经济史眼》、政治哲学类书籍《辩证法唯物论》、历史类书籍《古代中国社会研究》等。

张静庐及上海联合书店的社会科学书籍出版尝试，在当时的上海虽然不是开风气之先，但其“唯一社会科学书店”的口号，以及仅出版社会科学书籍的尝试，却是当时上海出版界的一大勇敢尝试。其出版事业偏向宣传马克思主义，或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当时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书籍，呼应了当时社会对社会科学知识的广泛需求，也广泛传播了社会科学知识，在当时名气斐然。

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书籍在社会的广泛流行，国民党为了文化控制，开始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法令查禁书籍。根据张静庐言，1930年上海联合书店就收到了17种社会科学书籍查禁的训令。当时查禁的书籍包括朱新繁的《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郭沫若的《古代中国社会研究》、冈阳之助的《日本社会运动史》等，查禁的理由包括“内容诋毁国民政府，鼓动中国农工阶级斗争”“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分析中国古代社会情形”“叙述日本社会党之产生及其分裂过程”等等。

这样的查禁理由虽然多有牵强附会之辞，但无疑对当时的中小书局造成了致命的打击。由于大量的书籍被查禁，上海联合书店也陷入经济困境，不得不停业。直到1931年8月16日左右，张静庐二入现代书局，上海联合书店也归并给现代书局，张静庐的“唯一社会科学书店”梦，化为乌有。

独具慧眼的时代出版

张静庐从光华书局、现代书局退出之后，能迅速另起炉灶开创新的社会科学书籍出版事业，得益于张静庐作为出版人的两点优秀素养：一是与作者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二是做好时代的出版工作。

在与作者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方面，不得不提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在泰东图书局之时，张静庐就与郭沫若是同事关系。在光华书局时期，张静庐也曾出版郭沫若的《我的幼年》等书，与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其创办一家新书店的时候，首当其冲的就是书稿问题。

由于跟郭沫若的友好关系，张静庐便写信给在日本的郭沫若询问是否有社会科学书籍的译稿能够供他出版。本来只是试试看的询问，却出乎意料地为其提供了上海联合书店的第一份书稿，于是也就有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这样的成功，得益于张静庐与其作者的良好合作关系，为其提供了众多社会科学书籍书稿资源。

在做好时代的出版工作方面，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张静庐是看中了社会科学书籍出版当时广阔的市场，而具有一定的逐利性质，但其中也彰显出张静庐独具慧眼的时代出版观。

当时的中国社会急需社会科学知识以供爱国青年学习，以分析中国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张静庐的社会科学书籍出版行为呼应了时代的需求，是出版界积极参与社会科学出版的尝试。

在这样的出版尝试中，作为出版家的张静庐担负起了一定的社会责任，通过积极参与社会科学书籍出版，促进了社会科学书籍的传播，也在经济和文化之间寻得了平衡。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作者：乔晓鹏

编辑：鲍家树孙靖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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