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曲：民革领导人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纪事

发布时间：2021-07-02 17:34:25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是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事业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民革由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人士所创建，于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成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革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共同战斗，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

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等人陪同下抵达北平。

宋庆龄是民革中央第一届名誉主席。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等职。1981年5月16日，宋庆龄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宋庆龄还曾担任第一、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毛泽东的来信情深意长，使她颇受感动。而事实上，宋庆龄一直以她独特的身份和地位，采取特殊方式，为尽快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邀请宋庆龄离沪北上，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联名给宋庆龄秘密发出邀请电报：

庆龄先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毛泽东周恩来

子皓

宋庆龄在上海受到国民党严密监视，行动不自由，身体又不好。华南局认真研究中央指示后，决定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毛泽东、周恩来又致电方方、潘汉年、刘晓，请他们设法帮助宋庆龄北上。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经过认真思虑，宋庆龄用英文亲笔复函：“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根据我的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

5月27日，上海解放。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6月28日，中共中央特派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持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专程到上海拜见宋庆龄，迎接她北上。

中共领导人的盛情相邀，使宋庆龄深为感动，欣然同意北上。8月28日，宋庆龄乘坐的专列抵达北平，毛泽东亲往火车站迎接。迎接宋庆龄的中共领导和民主人士还有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何香凝、廖梦醒、柳亚子、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廖承志等。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接风洗尘，畅谈了自重庆分别四年的巨大变化，宴会上充满了欢声笑语。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一时间，群贤毕至，各界代表济济一堂。宋庆龄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李济深：为新中国而奋斗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李济深（前排右二）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李济深，字任潮，是民革第一至四届中央主席。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第一至三届副主席。

李济深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相识，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李济深先后认识了毛泽东和周恩来。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任粤军一师师长、西江善后督办的李济深在此期间认识了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国民党一大推动了黄埔军校的创立，在筹备期间李济深被任命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3月，他又任军校入伍试验委员会代理委员长。5月，李济深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教练部少将主任。11月，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与李济深共同在黄埔军校任职，二人在工作中密切配合，相互支持。

1936年，李济深明确支持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建议订立抗日救国协议。毛泽东亲笔致函李济深表示赞同并探讨合作细节，李济深回信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愿在军事行动上与红军密切配合。12月，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向全国通电反对内战，12月30日，李济深致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原文如下：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先生同勋鉴：

钱先生（钱纳水）南返，得奉大教，至佩先生等大公无我与委曲坚忍奋斗之精神。钱先生并具道先生等待遇之厚与相见之诚，尤所钦感。迩者西安兵谏之举，足征先生等感召致力之功，至后此如何使达到联合全国整个力量一致对外之处，特托胡鄂公先生赴各方接洽，并托将西南情形转陈左右，切盼示以周行，至所感祷，不尽缕缕，并托胡先生面陈。

专肃，敬颂勋祺。

弟李济深拜启

十二月卅日

信末署名中一个“弟”字，体现了李济深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深厚感情。李济深还积极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1936年，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为反对蒋介石吞并地方势力而发动两广事变，毛泽东立即发表了《为两广出北上抗日宣言》，表明红军愿意首先北上抗日，“愿意首先与两广当局结成抗日联盟，共同奋斗”。同时，为了进一步弄清楚情况，开展统一战线，毛泽东又派遣时任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云广英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前往广西，与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会谈，介绍中共的抗日主张，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对于中共代表的到来，李济深特别高兴，他多次与云广英会谈，表现出中共合作的高度热忱，赞成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时，他积极推动桂系派代表钱寿康前往陕北，向中共中央提出双方签订抗日救国协议的建议，并表达对毛泽东的问候。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5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信李济深和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具体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以及实施步骤等。

收到来信后，李济深立即开展响应“五一口号”的一系列行动。5月2日、5月3日连续两天，他召集在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热烈讨论中共“五一口号”，大家一致赞同并表示拥护，认为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我国“政治上的必经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5月5日，李济深与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少鏊、彭泽民、陈其尤、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积极响应“五一口号”，表示“五一口号”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李济深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济深感到十分振奋，由衷佩服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特意赋诗抒怀：“叱咤风云定九州，指挥筹策世无俦。百年帝国宜回首，千载工农庆领头。耕者有田增出产，劳资合作利营谋。安心倒向和平阵，建设荣华万万秋。”

张治中：为和平积极斡旋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离渝返延。张治中（前排右二）等前往九龙坡机场为毛泽东送行并陪同毛泽东返回延安。

张治中（1890-1969），字文白，是民革第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张治中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促进国共两党团结抗战，并与中国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张治中与毛泽东的相识，是从重庆谈判开始的。由于张治中与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共事过，有着较深的情谊，加之张治中在国共问题上一贯主和，中国共产党对他较为信任，因而蒋介石委派张治中作为他的代表，于1945年8月27日，同代表美国政府调停国共两党纠纷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道，由重庆飞赴延安迎接毛泽东。到达延安后，周恩来向张治中表达了忧虑：“我最担心的是毛泽东的安全问题。”张治中想了想，别的地方他无法保证安全，但是自己的家是可以做到的，遂接道：“毛先生住别的地方你不放心，我可以把桂园腾出来让毛先生住。”周恩来听后，高兴地说：“住在你的官邸当然好！桂园在上清寺，这距我的住处曾家岩50号很近，离红岩新村也不远，位置适中又在马路边上，汽车进出也很方便，只是苦了你一家人。”

经过精心准备，8月28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坐飞机飞抵重庆，直接下榻桂园，张治中则把全家搬到了复兴关中央训练团一个小院里，还细心地留下家族晚辈张家惠在桂园负责接待事务，又抽派政治部警卫营的一个手枪排换穿便衣暗中保护。他还再三叮嘱警卫人员：“保卫毛泽东主席，要胜过我十倍。”

经过43天的艰苦复杂谈判，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谈判期间，张治中为和平积极斡旋，殚精竭虑。谈判临近结束时，周恩来为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安全问题来找张治中商量说：“文白兄，毛主席来重庆已经一个多月了，谈判的协议已基本通过，毛主席想早点回延安……让毛主席一个人走，我们可不放心啊！”张治中随即答道：“恩来兄，你放心，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安全地将毛先生送回去。”

在《双十协定》签订的第二天，张治中亲自陪同毛泽东飞返延安。张治中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亲自送他到机场，感谢他道：“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张治中谦和地表示自己做得很不够。在延安期间，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和十八集团军首长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举行盛大宴会，热忱欢迎张治中。毛泽东与张治中一起就餐时，风趣地对张治中说：“重庆谈判期间，承你热情接待，感激不尽。在你们重庆，你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来，我却只能以小米招待你，实在抱歉得很呀！”。

1946年1月，根据《双十协定》中的军事部分内容，国民党政府派出张治中作为代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美方代表马歇尔组成最高三人小组，专门研究双方军队整编和监督并处理停火事宜。张治中第三次到延安，他在欢迎晚会上回顾了自己之前到延安的经历：“兄弟此次来延，已是第三次了。去年迎接毛主席赴渝，那时以满腔的热忱，对于国内团结和平事业，寄予莫大的希望。第二次是陪送毛先生回延，当时已签订了《双十协定》，奠定了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基础。”在最后，他还幽默地说：“还要讲一个笑话，我刚才和毛主席谈过，将来你们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掉写上一句，‘张治中三到延安’！”毛泽东笑着答道：“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后来，张治中在回忆这一佳话时说：“第四次却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来了。”

1949年9月，张治中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其间，他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重要建议。在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时，大家各抒己见，现场气氛热烈。最后，毛泽东提出，中共中央的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治中表示，“共和”一词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含义，二者没有必要重复，建议将“民主”二字去掉，直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认为此建议有理，经众人反复讨论，最终决定采纳。

作者：葛萱

编辑：王富聪孙靖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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