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共和道路 艰难求索：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运动

发布时间：2021-10-14 17:43:02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辛亥年八月十九（公历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党人振臂一呼，四个月后（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轰然倒塌。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武昌起义

清王朝的倒塌是革命党人不懈奋斗的结果。自孙中山于1894年创立兴中会开始，到辛亥武昌起义之前，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孙中山直接参与领导的武装起义就有10次，其他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还有多次。17年里，革命党人越来越多，革命党的组织不断扩大，起义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辛亥年黄花岗之役（1911年4月27日），七十二烈士（实际牺牲者尚不止此数）碧血横飞，“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对辛亥年革命风潮的形成，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这十多年中，起义的主力逐渐由会党转变为新军。直到武昌起义，以新军为主力，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清王朝的倒塌也是自由、民主、平等、革命等学说广泛传播的结果。“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严复于甲午战后如梦初醒的中国思想界中，提出了自己对西方富强本源的看法。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传播，使压迫和奴役变得不可忍受。邹容将国民与奴隶对立，认为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而“宴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者，无所往而非奴隶”。正是在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下，革命成了“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

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传播，与晚清“群学”的兴起相表里。继《原强》之后，严复写作了《辟韩》一文。其中讲到，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不足以为道之原”“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而民之所以有待于卫者，以其有强梗欺夺患害也。”而之所以有“强梗欺夺患害”，是因为“化未尽而民未善”，这就预示了君主制可能有消亡的一天。陈炽在《庸书》中也讲道：“君者，群也，所以为民也。”一旦晚清士人从功利的角度去看待君主制，君主制便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了，君主专制制度也变得越发不可忍受。

值得注意的是，武昌起义后，如北洋集团的创立者袁世凯等人，之所以接受共和体制，更多的是时势使然。这种复杂的思想状况，决定了当时民主共和体制虽然在中国得以建立，其实施的道路却很难是一帆风顺的。近代中国引进的西方民主制度，以宪法、国会、政党、内阁为入手渠道。正式宪法颁布前，中华民国的宪法性文件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下文简称《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下文简称《临时约法》）。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同盟会高层曾讨论中国未来的制度设计。宋教仁力主责任内阁制，孙中山表示反对，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但是，当南北议和，革命派以袁世凯接受共和为条件，表示愿意选举其为临时大总统时，为了保障共和制，制定了《临时约法》。与此前的《组织大纲》倾向于总统制不同，《临时约法》体现了责任内阁制的精神，总统权力受内阁和参议院极大制约。但《临时约法》又非纯粹的内阁制，比如《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而《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参议院权力过于广泛、总统与总理权限不明，皆为以后行政权反抗立法权、总统与总理争权留下了隐患。

国会是立宪、民主制度的重要体现，为实现速开国会的目标，清末士绅曾发起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1913年4月8日国会开幕时，梁士诒代表大总统致颂词，其中特别指出：“今日国会诸议员，系国民直接选举，即系国民直接委任，从此共和国之实体，藉以表现；统治权之运用，亦赖以完满进行。”

刚刚建立的第一届国会所处的形势异常险恶。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两日后身亡。随着证据陆续发现，找到幕后主使者为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从而牵涉到国务总理赵秉钧。在当时国民党人看来，此事必定是由袁世凯主使。刺宋案发生时，孙中山正在日本访问。他于当月25日回到上海后，即召集国民党高层，商讨应对策略，并主张武力讨袁。黄兴主张按法律程序解决，与孙中山产生了分歧。此后，国民党人对用武力讨袁还是用法律解决，徘徊不定，直至7月12日由李烈钧在江西发起讨袁，即“二次革命”。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国会内部情景可想而知。经过宋案，国会中的国民党人敌视袁政府，有意推倒，拥袁派则针锋相对，国会内部政争激烈。为抵制国民党，袁世凯一方面支持组织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对国会内部的国民党员加以收买、分化，以分国民党之势。随着国民党势力因“二次革命”失败在国内被基本消灭，国会已缺乏有力后援。

没有了国民党人的威胁，袁世凯在国内愈发肆无忌惮。他于1913年11月4日以李烈钧与议员徐秀钧往来密电为借口，下令取消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资格，国会无形中即归于停闭。接着，袁世凯组织约法会议制定了《中华民国约法》，并于1914年5月1日公布。根据《中华民国约法》，大总统“总揽统治权”，有权任免文武官吏、统率全国海陆军，并有权经参政院同意后解散立法院。同年12月28日，约法会议议决修正了前国会于1913年10月5日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根据《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大总统任期十年，得连任”；届选举之期时，时任大总统可以推荐有被选举为大总统资格者三人，“书于嘉禾金简”“于大总统府特设尊藏金匮石室藏之”。袁世凯“假总统政治之名，而行独裁政治之实”，成为时人对《中华民国约法》制定后中国政治的判断。

袁世凯的权势日渐增加，殊不知社会上积聚的不满也与日俱增。早在袁设法使国会停闭之时，已有舆论讽刺袁政府“较亡清之进步，何可以道里计”。参议院在质问政府书中也提道：“令下之日，举国慌骇，人心骚动。”在海外，“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不懈讨袁。在国内，随着筹安会公开活动，云南中下级军官开始酝酿讨袁。此外，梁启超与蔡锷也酝酿反袁，并在1915年10月与戴戡、汤觉顿等定下计策。12月中旬，李烈钧、蔡锷等到达云南后，唐继尧召集诸人及云南军政要员在寓所集会，议定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12月23日，最后通牒发出。25日，护国运动爆发。

护国运动的发动，是国人对辛亥革命所追求的民主、共和体制的维护，是国人对“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步步推进的复古逆流的反抗。在护国军的英勇斗争下，北洋系内部四分五裂，内部离心，陈宧、汤芗铭反叛。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去世。

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运动，我们看到，民主、共和这一世界潮流，自辛亥革命之后已是国内民心所向。虽然其实行的道路并不平坦，甚至需要国人进一步的探索，但是，在此过程中，若是有人妄图复辟帝制，则一定会被时代的车轮碾得粉碎。正如孙中山先生在护国战争结束后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作者：承红磊

编辑：鲍家树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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