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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有家底的省份,还在等热搜救命

发布时间:2021-10-16 15:09:09来源:最爱历史

不要等到暴雨来袭,才知道山西古建全国第一。

平遥古城局部坍塌,太原晋祠多处漏水,吕梁千佛洞屋顶塌落漏水,运城盐池禁墙东禁门瓮城大面积坍塌……

一场旷日持久的暴雨,让山西多个地方的“国保”饱受磨难。

官方统计,全省受损的古建筑达1763处。

作为文物大省,目前山西的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其中古建筑有28027处。中国文物界一直有“地上文物看山西”的说法。

但相较于庞大的古建数量,文物保护的投入却显得捉襟见肘。

一些古建还处在“听天由命”的状态。

这才导致,山西古建挺过岁月的洗礼,却没有挺过这次暴雨,接连出现受损。

山西暴雨过后,依然有很多人在呼吁给山西古建一个热搜。

它们在等救命,你们的关注也许就是它们的全部。

但愿世人学会保护和珍惜这些古老的“生命”。

今天的文章,是旧文的修订重发,最爱历史将带领大家深度重温“山西何以为山西”。

也希望借此机会让更多人关注山西,懂得山西,珍惜山西!

1930年,美国人预判中国的下一任总统是一个山西人。

当年5月出版的《时代》周刊封面,是“山西王”阎锡山的照片。美国人评论他是一名“和平军阀”。

但几个月后,中原大战以浙江人蒋介石的胜利告终,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联盟遁逃。阎锡山的总统预期,变成黄粱一梦。

只是不管时局如何变幻,他依然紧紧控制着山西一省的地盘。

从1911年底太原起义爆发,28岁的革命青年被推举为山西都督起,直到1949年败走台湾为止,在波诡云谲的民国政局中,阎锡山竟然独霸山西长达38年。

任凭各种军阀势力旋起旋灭,民国总统轮换如走马灯一般,只有阎锡山做成了混乱年代的“不倒翁”。而他治下的山西,因为实行“保境安民”政策,少动荡而有秩序,一度成为全国瞩目的“模范省”。

▲1930年,阎锡山,《时代》周刊封面。

阎锡山能把民国山西省经营成半独立状态,主要得益于该省的独特地理环境。

在地图上看整个山西,西面,黄河撞上吕梁山后转头南下,形成秦、晋两省的天然分界线;黄河出壶口,下龙门,在武侠迷心中颇有知名度的风陵渡口左拐向东流,于山西南面形成晋、豫两省的大致界限;东面,则有“天下之脊”太行山构成全省的屏障。

这种以山河天险为保护圈层的地形,被专门称之为“表里山河”。

《左传》中有言:“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这是晋国大夫子犯劝晋文公跟楚国干架的一句话,你尽管跟他们开打好了,不带怕的,哪怕打输了,退回咱们这山河相间的家乡便是了。言外之意,我们这半封闭的地理环境,易守难攻,楚国人打不进来。

一句简单的说辞,却成为漫长历史长河中,山西人独立而自傲的底气来源,直至两千多年后的阎锡山时代依然如此。

山河环抱之间,山西的“母亲河”汾河自北而南贯穿全省,冲刷出省内中部一片片细长的平原和盆地。

山西人就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

▲山西地形图,图源/百度百科。

晋南:一部华夏文明史

网上有一句话颇为流行:四十年看深圳,百年看上海,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陕西,五千年看山西。

这说的是中国文明的发达次序和生成链条。在这个链条中,山西处于最顶端。虽然念起来朗朗上口,但因为涉及华夏文明起源地的争议,很多人对此类似是而非的概括并不认同。

考古学界普遍认同,华夏文明是多点生发、融合铸就的,呈满天星斗状,并不源于一时一地。即便是传统的“中原中心说”,执此观念者也常常为了这个“中心”到底是河洛(今属河南)、关中(今属陕西)抑或河东(今属山西)而争议不休。在确凿的考古证据出现之前,这样的争议肯定还会一直延续下去。

站在客观的角度,我们说,河东地区(山西西南部,今运城、临汾一带)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是没有问题的。根据古史记载,传说中上古时代的三位圣王——尧舜禹,分别建都汾河下游的平阳(今临汾)、蒲坂(今运城永济)、安邑(今运城夏县)。

今天临汾市襄汾县一带的陶寺遗址,被一些考古学家考证为4500年前的尧都;陶寺文明约500年后,华夏文明的核心才跨过黄河来到河南,诞生了二里头文化。由此证明,汾河下游的河东地区是中原文明的起点。

若真是如此,那只能说,老天对山西的恩赐特别厚重——人口和文明最早在河东聚集,不是因为别的,仅仅因为那里有一处天然的盐池。

现代人对于盐的获取太过容易,已经无法理解这种生活必需品在古代的稀缺程度。人类历史有很长的时段,人们都在四处寻找和争夺盐,以至于在国家形态出现后,盐业顺理成章就成为国家垄断的产业。

河东乃至整个山西的文明起点,便源于天然形成的运城盐湖——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

▲运城盐湖,图源/图虫创意。

在历史传说中,中国最早的战争就是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落为了争夺这里的食盐资源而进行的。尧舜禹三代定都于此附近,也是为了方便获取和保护盐池。

运城这座城市,便是因“盐运之城”而得名。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指出三河(河东、河南、河内三郡)是“天下之中”,“土地小狭,民人众”。可见,依托盐池之利,秦汉时期的河东仍为中国最发达的三大地区之一。这里的人也由于擅长经商而闻名,这一名声,到了明清崛起的晋商商帮而达至巅峰。

公元195年,东汉末年,落魄的汉献帝逃到了河东。河东太守拿出粮食,才让可怜的皇帝饱餐了一顿。

当时,袁绍和曹操的谋臣,都看到了人在河东的汉献帝身上的价值,分别提议自己的主公迎奉皇帝到各自的地盘上。财大气粗的袁绍“不从”,而实力偏弱的曹操屁颠屁颠迎汉献帝于许都,从此打出“挟天子以令不臣”的名号,取得巨大的政治优势,实现了逆袭。河东则以背景式的嵌入,悄悄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类似影响历史进程的时刻,河东没少参与,或以其地介入历史,或以其人创造历史。

从汉到唐,河东地区藏龙卧虎。史载,名臣宿将多出于河东。单以西汉来说,周亚夫、卫青、霍去病、霍光……这些超一线人物,都是河东人。

神奇的河东裴氏家族,从汉末到五代,整整兴盛了八百年。用史书上的话说,叫“自秦汉以来,历六朝而兴,至隋唐而盛极,五代以后,余芳而存”。仅唐朝289年,河东裴氏就走出了17个宰相,宋代欧阳修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将河东裴氏列在了第一位。

到了明朝,山西有两样“东西”最出名——移民和商帮,深刻改写了帝国历史。而山西移民和晋商,最具代表性的出处,还是来自河东地区。

元末明初,山西因半封闭的地理环境而受战乱影响有限,继续保持了经济和人口的优势。当时山西有人口逾400万,相当于河南、河北两省的总和。

在此情况下,从洪武到永乐年间,朝廷为了恢复其他省份的经济和人口,推行大规模的“移民垦荒”政策。50年时间内,山西被强制性往外移民18次,迁出人口逾百万。

这是一段带着血泪的移民史。临汾下属的洪洞县,作为山西向外移民的一个重要中转站,日后连带着大槐树的形象,成为移民及其后代的集体记忆。

走出去的山西人,遍布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等18个省。这些移民的后代,又继续辗转迁徙南方各地,乃至港澳台和海外,数百年来,早已遍布世界各地。

如今,从寻根问祖的意义上来说,大半个中国的人都可能来自山西。而洪洞县则成为中华民族移民记忆中的原乡。

▲山西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图源/摄图网。

明朝晋商的崛起,同样源于山西人口膨胀后出现的人地比矛盾。

地少人多,逼得农民要脱离土地,另寻活路。恰好明朝实行“开中法”,鼓励商人运输粮食到“九边”重镇解决边塞军士的后勤问题,朝廷则以盐引回报这些商人。得到盐引后,商人们可到指定的盐场和地区贩盐,由此进入国家专营的、暴利的盐业市场。

“九边”重镇包括大同、太原等镇,山西人近水楼台,遂捷足先登,成为开中法最早的受益者。

不过,考察当时晋商最密集的地区,并不是更靠近边镇的山西中部或北部,而是位于山西南部的平阳(今临汾)、泽州(今晋城)和潞安(今长治)等地。晚明人王士性《广志绎》里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晋商为什么大量来自山西南部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山西的盐产区运城就在山西南部啊。

所以说,从传说中的炎黄到历史中的明清,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运城盐湖之于山西的意义,就像是近代以后煤炭之于山西的意义。资源对山西的馈赠与影响,如出一辙。

到了清代,晋商的商业帝国已经很庞大了,不再局限于盐业,而是扩展到茶马互市、金银铜铁、绸缎布匹、皮货药材,甚至操控了金融领域;贸易范围也不局限于国内,而是开拓了外蒙、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国际贸易”路线。特别是带有银行属性的票号的崛起,使得山西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

当然,这一切的繁华之后,如今仅剩下商业故事和深宅大院供人们缅怀而已。一群财大气粗的商人,盛极而衰的宿命,像极了山西的历史曲线。

▲山西乔家大院,晋商的遗产,图源/摄图网。

晋北:一部民族融合史

如果说晋南的运城、临汾书写了一部华夏文明史,那么,晋北的大同、忻州、朔州则蕴藏着一部民族融合史。

闻名于世的雁门关(今属忻州市代县),是中原农耕文明抵御草原游牧民族的第一道屏障。雁门关之外,大同盆地门户大开,这里是两种文明相互攻伐和客观融合的最前线。

▲雁门关曾是文明的分界线,图源/图虫创意。

以辽阔的草原作为背景来看,山西的历史意义就如同海洋时代广东的意义。而晋北直接抵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冲突融合的第一线,尤其是大同,其地位可类比于海洋时代的广州。

在秦汉帝国横空出世的同时,在北方草原上,雄才大略的冒顿单于也快速建立起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达辽河、西逾葱岭的强大匈奴帝国。

汉匈冲突,是秦汉时期外战的主线。

汉高祖刘邦曾亲率大军北上欲破匈奴,却在山西遭遇“白登之围”,只能屈辱求和。白登山,今名马铺山,位于大同城东约5公里处。

汉武帝登基后,首先在山西擂响出击匈奴的战鼓,改和亲为战争,演绎了卫青、霍去病北伐匈奴的悲壮史诗。

秦汉帝国衰落后,中原笼罩于分裂的阴霾之下,直到西晋完成短暂的统一。这一时期,文明冲突的主线融入了统一与分裂的暗线,而这条暗线的起点与终点,均在山西。

公元4世纪初,山西境内的匈奴酋长刘渊率先造西晋的反。刘渊死后,他的儿子刘聪先后攻克洛阳和长安,两度俘虏西晋皇帝,灭了西晋,由此拉开长达100多年的五胡十六国各据一方的大幕。

乱世始于山西,也止于山西。

结束黄河流域乱战局面的,也是一个以山西为根据地的少数民族——鲜卑拓跋部。

趁着中原大乱,鲜卑拓跋部从内蒙向南扩张,占领雁北地区(山西北部),建立代国,后被前秦所灭。前秦瓦解后,386年拓跋部复建代国,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398年,北魏迁都平城(今大同)。历经数十年的征战,到439年,北魏终于统一了黄河流域,为持续100多年的五胡十六国割据历史画上了句号。

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平城无疑是北魏的中心,也是整个北方的中心。

到了五代时期,山西再次演绎少数民族建国称霸的传奇。这一次是沙陀族。只是中心从大同南移到了太原而已。

明代为了抵御蒙古,设九边重镇,大同是其中最繁华的一个。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这时的大同还以美女如云出名,“大同婆娘”号称九边“三绝”之一。

而大同繁华的原因,在于它的位置,平时屯有重兵,刺激了消费。与蒙古修好的年代,则一变而成为边境贸易的重镇。

清代以后,帝国北疆大大北推之后,大同也就失去了交会融合的地位,日趋没落。

大同的起落兴衰,实际上也是山西的一个缩影。

从华夏文明的源头,一路蜕变为边关重镇,整个山西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边缘化。然而,如我在前面所说,一旦抛开传统的中原中心观,那么,山西在长达两千年的农耕—游牧文明交融历史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桥头堡角色。

美国汉学家白鲁恂曾说过:“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族。中国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这句话无比精准地概括了中国的特质,用“国家”概念来理解中国显得太狭隘了,中国的本质是一种文明类型,具有无限的柔韧性、伸展性和连续性,其同化能力,更是古今无敌。当与中国同步生发的世界其他古文明都消失无痕的时候,只有中国这一文明类型好好地活到现在。山西无疑是这种文明类型的一个极佳切入口。

是的,山西就是中华民族构建与形成的一个大熔炉。没有山西,就没有中华民族。

▲山西大同,图源/摄图网。

太原:一座龙城的兴衰史

作为表里山河的中心,太原堪称是一个缩小版的山西。这座城市的地形和命运,本身就是山西的写照。

地处山西核心地带的太原,山河围城,易守难攻,退可自给自足,独霸一方,进可出兵四方,称霸中国。历史上进退成败的案例,在这里反复上演。

第一个发现太原价值的人,叫赵鞅。赵鞅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但说起他的祖父恐怕就如雷贯耳了——“赵氏孤儿”赵武。

赵氏家族的振兴,赵鞅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晋国的大政治家,他一眼相中太原,遂命人在晋水之北筑起坚城,取名晋阳。赵鞅临终前告诫子孙,晋阳将是家族足以凭恃的资本。

赵鞅死后20多年,晋国“四大家族”内讧,智伯联合韩、魏,三家攻赵,赵鞅的儿子赵无恤死守晋阳城。三家围晋阳,一年多都打不下来,足见太原的地形优越性。

公元前453年,智伯决定引晋水围灌晋阳城,赵无恤赶紧派人潜出游说韩、魏,陈述“唇亡齿寒”的道理。由此,韩、魏两家倒戈,与赵结盟。智伯被杀,晋阳解围,赵、韩、魏“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春秋以来诸侯争霸终结,七雄兼并的战国时代从此拉开大幕。而太原则是这一事件中,静默无声的见证者。

战国七雄,山西有其三。赵、魏、韩三晋的首都,初期都设在山西,赵国自然也定都晋阳长达70多年。中期以后,三晋才分别迁都前往河北、河南的平原地区。

太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前面讲到北朝的中心城市是大同,后来,大同的地位被太原取代。

534年左右,北魏宫廷政变,两大权臣家族——高欢和宇文泰分别建立东、西魏。其中,东魏建都邺城,但真正的政治中心并不在邺城,而在晋阳。高欢常驻晋阳,遥控东魏朝政。继起的北齐,六个皇帝有五个或即位、或崩亡于晋阳。可见,“别都”晋阳才是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核心所在。

隋唐300年,太原以其重要的地缘区位,一直是全国仅次于长安和洛阳的第三政治中心。隋末,太原留守李渊趁机起兵太原,南下龙门渡河,入关中建立大唐。太原因此成为大唐的龙兴之地。

武则天是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她执政后,将太原升格为国之北都。有学者认为,武则天出于家乡情结,通过设置北都的方式来提升家乡的地位。

到了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将北都进一步升格为北京。

这都是太原历史上最为高光的时刻。

▲太原永祚寺双塔,图源/摄图网。

但太原影响历史进程的方式还不仅于此。如同整个山西是历史上不安分的地方,战乱分裂年代,山西一定会冒头,左右大局。太原正是这种山河特性的写照。

唐朝中期以后,沙陀族进入山西。代北沙陀军是当时最为雄劲的部队。凭借这支劲旅,沙陀人在中原所向披靡。五代时期,有三个朝代——后唐、后晋和后汉,都是以太原为根据地的沙陀人建立的。这三个朝代建立的路径也几乎一模一样,开国者都是前朝的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以山西为根据地侵夺黄河流域,从而演出改朝换代的剧本。

这一时期的山西,处在古代中国政治地缘的黄金时期,太原俨然是中原皇室的龙兴福地。

北宋立国后,赵匡胤、赵光义两任皇帝数次亲征,派大军攻打自后周以来割据山西的北汉政权,每每兵临晋阳城下,却都以失败告终。甚至用残酷的办法,水灌晋阳,晋阳城依旧岿然不动。

晋阳成为北宋统一大业中最后的堡垒,直到979年才被拿下。北汉(951—979)奇迹般地整整存在了28年,这让读历史的人隐约看到千年后阎锡山独霸山西的身影。

鉴于隋唐五代以来,太原出过太多真龙天子,虽然赵光义最终攻破晋阳城,但午夜梦回难免被这座名副其实的“龙城”所惊醒。

传说,赵光义找高人算了一卦,高人说太原一地就是一条蟠龙,系舟山是“龙角”,龙山、天龙山为“龙尾”,太原处在蟠龙的中心,凝聚了王者之气,所以真龙天子常常出现在这里。赵光义又恐又怒,遂下令火烧晋阳城。烧完,还不放心,又下旨引汾河水淹没了晋阳城废墟。他要彻底断掉晋阳城的王气。

毁掉晋阳城后,赵光义下令在其地东北40里处重建太原城,在新城大量修建丁字大街,以示钉住龙脉,防止再次从这里诞生真龙天子。

果然,宋朝之后,太原再也没有孕育出新的王朝。

金元时期,山西也不再以军事武力著称,而是变成了经济文化中心。

据统计,在已弄清姓名的61位金代状元中,查明籍贯的有46名,其中,山西省有17名,约占46名的37%。元曲是可与汉赋、唐诗、宋词媲美的“一代之文学”,在元曲四大家中,山西籍就有关汉卿、白朴、郑光祖三人。

当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之时,山西无需承担边防重镇的功能,经济文化就迎来爆发期。而当中原战乱、民族冲突之时,山西的政治军事功能就会被放大,变成了举足轻重的战地。

历史无法选择,不然山西人会钟意什么样的历史时期呢?

▲山西晋祠见证历史,图源/摄图网。

山西:悲情的英雄主义

改革开放以后,承平时期,山西却不仅失去了政治地位,也失去了经济地位。

数据显示,2020年,山西全省的GDP总额约为17650亿元,在全国省市自治区排名第21位,排名远低于相邻的河南、河北、陕西等省。

17650亿元是什么概念?仅仅相当于中国城市GDP十强榜排名第7位的成都一座城市的体量。举全省之力,却连一座新一线城市都赶不上。这就是山西的现实。

很多人写文章反问“山西怎么了”,却不知道这种现状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不是源于“山西怎么了”,而是“山西被怎么了”。

计划经济时代,“家里有矿”的山西是整个中国工业发展的引擎。大量山西浅层优质煤炭的发现与开采,为20世纪后半叶新中国的重工业发展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数十年来,一辆辆卡车、一列列火车满载山西的煤支援了支援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建设。

然而,正如王志纲所指出的,山西煤炭由于市场和计划错位,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在万亿元以上。山西给全国工业输送能源的同时,留下的却是煤炭重化工业基地的泥沼地以及“一煤独大”的产业困局。中东地区石油王国、德国鲁尔区等资源密集型地区,都以富庶闻名。只有坐拥巨大煤海的山西,30多年发展居然落后于绝大多数省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均收入都是全国倒数一二。山西有煤,这毫无疑问是国家之福,但对山西来说是福是祸却很难说。

十年前,全国人民将豪掷万金的山西煤老板形象,错误地搭配在所有山西人身上,全然忘记了这些煤老板的背后,站着无数穷苦而绝望的山西人。聚光灯之外,无尽的黑暗,才是山西人的日常。

山西顶着“家里有矿”“家底最厚”的名头,底色却是悲凉的。这是一种悲情英雄主义,付出了,贡献了,伟大了,但所有的牺牲、伤口、苦痛,唯有自己默默舔舐。

有什么样的地方,就有什么样的人。这种悲情英雄主义,千百年间,一直缠绕着山西,缠绕着山西人。

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中,逼迫山西人必须走出去,才能成就更大的天地。他们有一种天然的逆反于地理条件的心性,即与封闭环境形成反差的个性——勇敢、大胆、出格、决绝。为了理想,愿意去赌。

历史上的赵氏孤儿,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被逼出来的晋商权贵……乃至如今一些从山西走出来的商人,还有前些年颇受争议的大同、太原市长耿彦波,均以为梦想窒息的勇力和赌博式的理念著称。

在中国传统所强调的道与术之间,山西人或许不拘泥于道,而重视术的运用:为了一个高尚的理想,可以采取相应的手段,哪怕自己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但吊诡的是,这群表面现实的人,最终却不自觉成为了殉道者。

山西和山西人“因煤而兴,因煤而衰”的往事,亦难逃此宿命。

能源转型,梦想泯灭,英雄末路。这都是山西的悲情之处,像极了这个省遍地的历史文物,昭示着数千年的耀眼时光,只是更加烘托出当下的凉薄。

民间流传一句话:“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据说,一个懂行的学者,在山西乡下上个厕所,随手一摸墙体就能发现一座古建筑。山西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排名全国第一。元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占了全国的八成左右。值得称奇的是,山西的古建筑还大量保留了原装的壁画和雕塑,千年时光,凝固其间。

在山西,有现存世界最高的木塔。当年,看到应县木塔后,建筑史学家梁思成给妻子林徽因写信说:“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山西应县木塔,图源/摄图网。

在山西,有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南禅寺大殿始建年代不可考,但重修是在公元782年,距今1200多年。

▲山西忻州南禅寺,图源/图虫创意。

在山西,有现存最著名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佛光寺东大殿,被誉为“中国第一国宝”。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图源/摄图网。

在山西,有中国现存最早的戏台。金代二郎庙戏台,今年838岁。

▲山西高平二郎神戏台,图源/电视截屏。

在山西,有最典型的宋代建筑。晋祠是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园林、雕塑、壁画、碑刻艺术为一体的唯一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圣母殿是晋祠主殿,重修于1102年,是国内现存最典型的宋代建筑。

▲山西晋祠圣母殿,图源/摄图网。

在山西,有可与敦煌壁画媲美的永乐宫壁画。

▲山西芮城县永乐宫壁画,图源/图虫创意。

在山西,有与洛阳龙门石窟齐名的云冈石窟。

▲大同云冈石窟,图源/摄图网。

在山西,有“中国古代城市的活样本”平遥古城。

▲山西平遥古城城楼,图源/摄图网。

在山西,你很容易邂逅千年的时光,遇见全国乃至全世界“绝版”的历史遗存。

历史的气脉,游走在山河城乡之间,寂寥无声,却从未走远。

耀眼与悲情,之于山西,如同硬币的两面。

或许这就是我喜欢山西,并衷心希望她能走出现实困局的原因。

山河故人,莫失莫忘!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手点个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

参考文献:

乔志强:《山西通史》,中华书局,1997年

阎锡山:《阎锡山日记》,九州出版社,2011年

行龙:《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

谭其骧:《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晋阳学刊》,1981年第2期

乔新华:《从“武”到“文”——宋元时期山西地域角色变化及其原因探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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