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床总受委屈，这群医生决定在医院开个吐槽大会

发布时间：2021-10-27 22:46:44来源：丁香园

凌晨四点，在心内科轮转的值班医生小江刚躺下没多久，就被护士叫醒。她揉揉惺忪的睡眼，快步走到陈大爷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医生，你们医院怎么这么不人性化？明天两个超声检查，我早饭和午饭都不能吃。」

一听是禁食的问题，小江医生哭笑不得。想到昨晚处理一个很重的病人到深夜，早晨六点还要交班，因为这么一点问题被叫起来，心里不免有点儿上火。

小江向陈大爷解释，下午的超声检查可以早点排队，这样午饭就不会落下。但陈大爷依然抱怨不停，说自己浑身难受，晚上睡不着，白天两顿饭不吃怎么行。

陈大爷退休之前在工厂做会计。虽然表达不太清晰，但他十分关注自己的健康。小江回忆，「他是那种很少有的会用两页A4纸把自己的病情密密麻麻记录下来的病人。」

陈大爷有腔梗和椎动脉狭窄的病史，这次因头晕耳鸣、心前区疼痛来住院，但检查出来不是冠心病。他的儿子白天会来看望他，老伴因病住在另一家医院。

沟通了十几分钟，陈大爷还是不满意。小江只好悻悻地离开。

吐槽大会，不吐不快

2019年10月31日中午，小江医生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大讲堂里讲述了这段令她「耿耿于怀」的往事。

倾听她故事的人，是参加这次巴林特小组活动的其他成员。他们来自不同的科室：呼吸、皮肤、影像、外科、急诊……会议室很宽敞，墙壁四周摆着米白色沙发。有21位医生作为观察员坐在外圈的沙发上。其他12位医生则作为讨论成员坐在圈内，小江正是其中的案例提供者。

她回答了组员关于后续情况的问题：「当时怀疑陈大爷可能是心理问题的躯体化。后来请心理科医生会诊，发现他处于抑郁状态，建议用米氮平。」

小江分享完案例后，退出内圈。

其他成员会根据她的描述，从不同角度再演医患关系，体验移情和反移情的相互作用。

简单来讲，组员们会进行一场头脑风暴，假设自己是案例中的角色，设身处地地理解当事人的感受：「假如我是患者，我可能酝酿了很久才去找小江医生谈论这个问题。因为本身有抑郁的情况，晚上很难入睡，脑袋里会胡思乱想很多事情。第二天的检查要到下午三点才能做完，两餐禁食，可能会很难受。」

「虽然床位医生已经告诉陈大爷两个检查可以一起，但是他会担心B超室的医生不给做。70多岁的年纪，看病越多，受到拒绝的次数可能也会越多，看错时间看错地点的情况也很常见。所以他翻来覆去睡不着，申请单上的文字可能已经来来回回读了无数遍，心理设想了很多不好的后果。」

「如果我是小江医生，我会希望医院的预约系统更人性化一点，能把检查约到一块儿，这样就不用凌晨四点被叫起来了。」

「如果当时有两三位很严重的病人等待照顾，那小江医生还能花十几分钟和这位病人交谈吗？这可能会妨碍到她的救治，挤占她的治疗时间。医生很难做到尽善尽美，所以如果有其他紧急情况，肯定还是要去做更重要的事情。」

随着讨论的深入，组员们脑补了更多的情节，试图在医患互动中找出最优解。

这也是巴林特小组中的「雕塑」环节，组员可以通过一种系统性的视角，了解一个复杂的系统和其中的人际关系。

小江听后觉得很宽慰。她回到圈内，对大家的建议表示感谢。

医生参加巴林特小组活动

巴林特小组，一场医生自救实验

小江参加的巴林特小组，其实是由匈牙利的精神分析师米歇尔・巴林特（MichaelBalint）于1950年创建的。

他在著作《医生，病人和疾病》里提到了「医生药物」的概念——病人不仅仅对药物本身有所反应，而且对于医生本人和医生带来的氛围也有所反应。

医生本身，也是一剂强有力的药物。

而医患交流对彼此都充满了意义。巴林特小组首要的任务，就是促进对于医生和病人之间关系的理解和思考。

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全科医生皇家学院将巴林特小组列为职业培训的必修课程。在澳大利亚的全科医生培养当中，也要求医学生必须通读巴林特的著作，并参加巴林特小组活动。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于2009年就引进了巴林特小组。据端传媒报道，当时有两位外科医生因工作压力太大，在手术前夜出现严重的身体不适，甚至猝死。时任心理科主治医师（现心理科主任）的陈华医生建议医院引入巴林特小组，为同事们提供心理疏导。

这种「吐槽大会」每两周举办一次，至今已经举办了300多期。

陈华多年前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我们难免会对目前的医疗现状产生很多不满，用《大医精诚》或《希波克拉底宣言》来鼓励自己有时也底气不足，那时的医疗环境，医生是被尊重的一个职业、是神圣、崇高的职业。而现在呢？

面对这些已经踏入医学院的学生或者多少都工作过些年的医学生，我还能建议些什么？和他们一起抱怨吗？如果抱怨有用的话？

陈华的担忧不无道理。医生们长期超负荷运转，情感过度付出，经常感到疲惫不堪，偶尔还要面对出言不逊的患者和家属，过高的期望也令人压力山大。

在2019年Medscape报告中，44%医生感到职业倦怠；11%医生有通俗上讲的抑郁；4%已有临床诊断的抑郁。

一份针对广州六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抽样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医生中，83.63%有中等及以上程度的情绪衰竭；65.80%有中等及以上程度的去人性化；78.68%有中等及以上程度的丧失个人成就感。

医生群体整体的精神状态不容乐观，这会直接影响到医患关系的处理。

担任巴林特小组组长的王晓丹医生说，「有些医生确实会遇到很难搞的患者，无理取闹，非常不尊重人。但是医生如果把愤怒的情绪带给所有病人，就会很麻烦。」

医生在工作中受了委屈，应该有一个倾诉和发泄的渠道。但是类似巴林特小组的活动依然很稀缺。北京、上海、浙江、湖南等多家医院逐渐开展巴林特小组活动，但国内还未完全普及。

「不同于一般的病例讨论或者医患关系讲座，巴林特小组更加感性，大家以抒发自己的感受为主，而不是理性分析」，一位组员说。

陈华主任觉得，这10年推广巴林特小组取得了一定效果。医务人员学习沟通技能，尝试去理解患者。他们看问题的视角更加宽广，与人交往的方式也会更加包容，这正是巴林特小组的意义所在。

也许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来自「自己人」的关心是最有治愈力量的吧。

内容策划：果子、gyouza

题图来源：文中医生提供

参考来源

1.魏誉民,林晓峰,潘健.三级甲等医院医生职业倦怠行为研究[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19(2019年03):307-310.

2.巴林特小组——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了解医患关系

https://www.psychspace.com/psych/viewnews-2853

3.巴林特小組：中國醫護人員的心理自救實驗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421-mainland-Balint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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