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长女杨拯坤的革命经历

发布时间：2021-12-16 19:06:40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革

命

经

历

杨拯坤夫妇在北京

1941年，在西安女中上学的杨拯坤，化名周盼，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从汉中西乡去了延安，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将门虎女

杨拯坤，1924年生于蒲城，是爱国将领杨虎城的长女。她的名字是父亲杨虎城给起的，取拯救乾坤之意，寄寓了将军的远大抱负和对长女的殷切希望。她与哥哥杨拯民为一母所生。母亲是罗佩兰，后积劳成疾，在杨拯坤2岁时病逝，杨拯坤由杨虎城的二夫人张蕙兰一手带大。

杨拯坤从小生活在有卫兵把守、戒备森严的官宅。她虽然衣食无忧，但觉得与世隔绝，没有小伙伴玩，时常感到孤独。后来，父亲把她送到于右任的老家三原读书，借住在父亲朋友的家里。这里除了同学多，还有好书读，叔叔家有很多苏联文学作品，使她眼界大开。在那里，杨拯坤如饥似渴地阅读，书中的一切使她受益匪浅，开始了革命人生的启蒙教育。

在学校里，班上的国文教员是共产党员，常常在课堂上抨击帝国主义列强和腐朽的封建主义，宣讲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因此，小小年纪的杨拯坤，逐渐成了“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小大人。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被迫辞去军职，流亡海外，这也牵连到后人的安危。杨拯坤从此隐姓埋名，改名周盼，这个名字伴随了她的一生。之后，杨拯坤入西安女子中学上学。日本侵略者挑起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国难当头，13岁的杨拯坤思想进步，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南迁西乡

日寇兵临黄河，逼近潼关，西安时常遭到敌机轰炸，各学校纷纷迁往秦岭之南的汉中地区。西安女中是1938年9月迁来西乡县的。这一年，年仅15岁的杨拯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西安女中校址在西乡县南河堤的万寿宫。这里没有像样的教室，学生们就在大殿上大课，住宿也差。二妈张蕙兰怕拯坤吃苦，就从西安赶来陪读。西安女中有学生350余人，党员10多名，刚入党的杨拯坤担任支部组织委员。在杨拯坤的努力下，女中党支部先后发展了十多名党员。女中党支部也是外迁学校中革命活动最活跃的，党员带头宣传抗日，成立抗日后援会，排练文艺节目，在南河坝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抗日宣传。同时，党支部还办起了民校，由杨拯坤负责，民校设有妇女识字班。参加识字班的妇女40多名，儿童20多名，每天下午学语文、算术和教唱抗日歌曲。杨拯坤还带队去农村乡镇宣传抗日，为抗日将士开展募捐。表现出色的杨拯坤，还担任过地下的中共西乡县委委员。

汉中曾是川陕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土豪劣绅反攻倒算，苏干和红军家属遭到血腥迫害，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少党员被残酷杀害，汉中处于白色恐怖之下。抗战时期，汉中又是连接西北和西南的枢纽，是陪都重庆的屏障，云集不少内迁的国民党军政机关，中央陆军军校一分校和西北联大等一批大专院校，也迁到汉中，因而反动势力非常猖獗。杨拯坤因为组织抗日宣传，上了国民党肃反委员会的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抓捕的可能。

1940年后，国民党掀起反共浪潮，局势更加险恶。从杨拯坤的安危着想，杨虎城的朋友主张她赶快离开汉中，去老家西安或陪都重庆。跟随杨拯坤陪读的养母张蕙兰非常明事理，她对杨拯坤说：“你爹到现在还没放出来，国民党那儿没你的路。跟你哥一样，去延安吧！顺便给你哥嫂捎些被子、衣服去，告诉他们不要想家，在那里好好干！你奶奶有我和你茂三叔照料，放心好了。”

密赴延安

1941年深秋，中共陕西省委派人到西乡，将杨拯坤秘密护送到延安。在延安，杨拯坤先后在西北局、中央调查局及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工作过。延安生活条件艰苦，吃小米、住窑洞、点油灯；但这里有真理、有光明、有真情。在党的培养下，杨拯坤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者。

杨拯坤在婚姻上也谱写了一曲动人的恋歌。她到延安后不久，便收获了爱情。她的丈夫叫王顺桐，1918年9月出生，河北乐亭人，北洋工学院毕业。七七事变后，王顺桐与姐姐王曦、大弟顺岐一起随平津爱国抗日救亡青年南下请愿团南下，并于1937年12月与姐姐王曦一同奔赴延安，投身革命。1938年4月，王顺桐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党委和西北局宣传部从事理论宣传工作。王顺桐数、理、化知识扎实，喜爱体育运动，在延安小有名气，想不到的是这一优势，竟成就了他们的美好婚姻。杨拯坤的兄长杨拯民与王顺桐在马列学院同班学习，他们是同学，也是患难与共的朋友。杨拯坤被党组织送到延安后，杨拯民想让妹妹再多读些书，于是就请好友王顺桐给妹妹补习数理化知识。二人由补习而相熟，直至相爱。

1942年7月7日晚，王顺桐住的窑洞里点了两盏明晃晃的汽灯，桌上则摆着陕北的大红枣。灯明枣红，一派热闹景象。这一天，杨拯坤和王顺桐成为革命伴侣。更为人们称道的是，杨拯坤后来当了边区师范的教员，她向学生们授课的“陕甘宁边区地理”的课本，恰恰是王顺桐参与编写审定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顺桐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告别妻儿，奔赴东北。1948年秋，组织上考虑到杨拯坤的特殊情况，将王顺桐从东北调回延安，安排在西北局宣传部工作。

革命一生

1949年5月20日，杨拯坤回到西安，与丈夫王顺桐在西安市军管会文化处工作，处长是曾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江隆基。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接收国民党在西安的书店、印刷厂等文化出版机构。当时的西安城，由于胡宗南临走前的破坏，被称之为“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不时还有潜伏的敌特搞破坏。

在这种工作环境下，杨拯坤和同志们一道，克服困难，完成了接收任务。接着她又参与了西北地区文化出版事业的创建与规划。经过紧张的筹备，西北军政委员会出版局成立，新华书店西北总分店开业，西北人民出版社挂牌，《西北画报》《人民西北》等期刊陆续面世。初创的西北地区文化出版事业，在王顺桐、杨拯坤等人的努力下，充满了勃勃生机。

在西安，杨拯坤经常路过父亲曾经的官邸——止园。她曾在那里渡过幼年，父亲的疼爱记忆犹新。可是，慈爱的父亲却没迎来新中国的诞生，被蒋介石暗杀于重庆。1950年1月30日，父亲和其他亲人的灵柩由重庆起灵，经武汉被护送回西安，停放在新城广场。杨拯坤主动为父亲守灵，安静地陪伴父亲。2月7日，杨拯坤含着眼泪，护送父亲等亲人的灵柩到长安县韦曲乡杜公祠安葬。

1952年，王顺桐奉调进京，任政务院文教委办公厅副主任和国务院二办教育组组长。杨拯坤也随之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那一时期，她负责编辑的《读者来信》及《宣传通讯》两个刊物，联系读者，贴近实际，文风活泼，深受读者欢迎。尤其是《宣传通讯》，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主阵地和广大宣传工作者的好帮手。

1956年11月，中央统战部在京召开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杨拯坤应邀参加了会议。会上，她聆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周总理对张、杨二将军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说他们是千古功臣。会后，周恩来特地接见了杨拯坤、杨拯美姐妹，询问了她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勉励她们继承父亲遗志，把新中国建设好。党对父亲的高度评价，令杨拯坤非常感动。

之后，杨拯坤调至北京市丰台区党委、北京市政府工作。20世纪70年代以后，杨拯坤进入旅游部门工作，担任过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副总经理，北京旅游局党委书记、副局长等职。杨拯坤还是北京市纪委委员，第六、七、八届北京市政协常委，全国妇联第四、五届执委。

杨拯坤身为名将之后，从不炫耀自己的身世，同事们一直叫她周盼。她也从不向组织讲条件，不论把她安排在哪个岗位上，她都兢兢业业地工作，总是出色地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杨拯坤离休后，继续发挥余热，担任北京市旅游学会会长，利用旅游平台和将军之后的身份，为祖国统一呐喊，为两岸同胞服务，直到1994年病逝，享年70岁。

（作者单位：汉中市延安精神研究会）

作者：郭松林

编辑：鲍家树赵昕

团结报文史e家原创内容，如需转载，请联络我们获取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