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文澜》：且以温柔藏书香，愿与天地共清欢

发布时间：2021-12-24 07:32:07来源：浙江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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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人类文明史，越是经济富庶的地方，越容易诞生灿烂的文化。

在中国，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北方战乱频仍，人口数次南迁，江浙一带气候和暖，降水充沛，经济的发展速度开始远高于北方。此后一千多年，这个区域成为中国农耕经济的支柱，百姓生活日渐富足，多令子弟读书，遂使此地成为人文渊薮。杭州则是这个地区尤为璀璨的一颗明珠。

文化发达、读书人众多，自然就会兴起藏书的风气。杭州藏书的历史，是杭州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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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文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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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荣鑫，1988年生于山东诸城。现为浙江大学出版社人文与艺术出版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书籍史、藏书史。其编辑的作品曾获浙江树人出版奖、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出版物奖。

《风起文澜》以藏书史为线索，发掘杭州历史上富有文化内涵、富有趣味性和可读性、能够代表杭州文化特质的藏书故事。在漫长的杭州藏书史上，文澜阁的故事具有代表性和总结性，文澜阁故事涉及文化因素众多，故事情节曲折，可以用可歌可泣来形容，而文澜阁的文化内涵恰恰来自杭州自古以来的文化积淀和文化传承。

宋元藏书——国子监群贤刻书

国子监是南宋的最高等学府，也是中央教育管理机构，还具有最高出版管理机构的职能。南宋初年，由于北宋时期的书籍被抢掠一空，国子监开始重新校刻经史群书。国子监最初选址在临安城内的纪家桥，经考证为今天杭州市延安路“红楼”之西。

绍兴九年（1139）九月，尚书郎张扩面见高宗提出，将各地道学、州学旧的监本书籍搜集回来刻书出版。这是一个大工程，高宗却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当然，事情没有像张扩想象得那么简单。各地道学、州学虽藏有大量书籍，但多有残缺。比如搜集回来刊印的《六经》缺《礼记》，搜集回来的正史缺《汉书》和《唐书》。由于搜访图书困难，朝廷很多官员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刻书之事就只能暂时搁置了。

随后的几年，国子监的地位不断攀升，高宗也对国子监的教学和刻书十分重视。

书中这么写道：

“

绍兴十三年（1143），临安府将籍没的岳飞宅改造成国子监，历时半年竣工，规模宏阔，建筑华丽。内有崇化堂、首善阁、讲堂（四所）、大成殿、石经阁以及住宅区。宋高宗亲自为首善阁榜题词。落成之时，宋高宗又派秦桧送去一座孔子像，放在国子监大成殿。

直到绍兴二十一年（1151）五月，又有大臣上奏提起刻书一事。高宗对秦桧说：“国子监中所缺的其他书，也要下令出版，即使花很多钱，也要刻。”刻书一事终于迎来了转机，秦桧受命为刻书拨付了专门的经费，如此历时数年，终于完成了正经和正史的刊印。

国子监一方面自己刻书，另一方面也委派临安府或江浙军刻板，再收归国子监刷印。据《两宋国子监监本考》统计，南宋时期国子监经部书有41种545卷，正史22种2039卷，诸子6种30卷。

明清藏书——鲍廷博献书修四库

鲍廷博家富于藏书，家中长期雇佣着一批俑书，专事抄书。一晃很多年过去了，多年来为满足父亲的藏书和读书癖好而购书、抄书的少年鲍廷博，也成了声名卓著的版本学家，很多读书人、藏书家和书估来请鲍廷博帮忙“长眼”。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六，向天下征集遗书的诏书下到了各省总督、巡抚、学政处。征集遗书的诏书开始没有得到各地官员的重视，到了这年十一月，乾隆命翰林院发下第二道诏书，责成各地官员尽快办理，乾隆皇帝对浙江省献书寄予了厚望。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底，天降微雨，浙江巡抚三宝一大早就乘着轿子来到鲍廷博家。这天，派到京中武英殿领取御赐图书的车队午时将到，三宝亲自到鲍家来，参加入藏仪式。

书里这么写道：

“

此后，三宝作为浙江巡抚，说了一些劝勉读书、藏书的话。鲍廷博和鲍士恭父子感谢了浩荡皇恩，感谢了三宝巡抚，告诉族人这是家族盛事。

仪式结束之后，三宝就辞行了。

鲍廷博将鲍士恭和族中几个子侄叫来，讲了他的一个重要设想。

他说：“我有一个设想。我们族都是布衣，没有做官的，好在天下升平，以致经商积累了一点财富。然而能留名青史，却仰赖这次献书和赐书。皇上纂修《四库全书》是为了便于天下士子读书。我们还是可以在这方面做些事，以我们家中所藏善本为底本，刊印书籍，广为流传。”

鲍士恭说：“父亲说得有道理，我们先前也刻过一些书，谈不上多，多是世间稀见之书。几年前我们刊印了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已使此书广为流传。如今以此法印一些正经正史，庶能有禆学林。”

于是，鲍氏知不足斋从这天起开启了不朽的刻书事业，刻成了著名的《知不足斋丛书》。

文澜故事——陈训慈西迁护阁书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略中国。没过几天，就开始有日军的飞机在杭州上空盘旋。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坐在孤山馆舍的馆长室里忧心忡忡。他心里盘算着，按日军这个速度，用不了几天就会打到杭州来，馆中的书，特别是这套浙江人心之所系的文澜阁《四库全书》该如何保全？

书中这么写道：

“

1945年2月，徐青甫、张宗祥、竺可桢、陈训慈、蒋复璁等在重庆的浙江人，发起成立了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为库书回浙做准备。

这时，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去向，有了各种传言。有一种传言说，某个高级别官员，觉得贵州人想看到书很困难，而杭州交通便利，可以去北平看那两套《四库全书》，所以建议将库书运到贵州。也有人说，蒋复璁、教育部和四川省的有关人士，有意将库书留在四川。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公开提出过。

抗战胜利后的一天，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找到张宗祥说：“冷僧，现在国都定在南京，南京为四方观瞻之地，江南四库就只剩文澜一阁，浙江地较偏僻，杭州虽有西湖，究不若南京阔大，一部书放在南京更起作用，就此想征求你的意见。这不是我的个人意见，是教育部的意思。”

张宗祥说：“这本是一件公物，是民国向清室接收下来的财产，任凭当局的处置，我个人有何意见可以发表。不过我补抄时未用公家一纸一笔，都是向浙人募来的私财，外省的富翁也不曾惊动一个。所以现在这一部书多多少少有一部分是属于浙人公有的，好在菊生、湘舲等几位都在上海，你何妨向政府建议征求浙江父老的意见看是如何?至于我个人的意见是希望留在杭州的。”

蒋复璁也便无话可说了。

1946年5月15日，文澜阁《四库全书》从重庆青木关启程，由六辆卡车运送，走上了返杭之路。全程遭遇盗匪、路险、水灾、烈日等艰险无数，历时五十多天，文澜阁《四库全书》终于在1946年7月5日平安抵达杭州浙江图书馆。

一段可歌可泣的护书故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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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优秀传统文化丛书”是一套旨在传承城市历史文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读物，坚持“讲故事、轻阅读、易传播”，充分呈现时代特色、全域特色、故事特色、开放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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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吸引更多读者尤其是年轻受众，丛书一改以文史专家为主要作者的习惯做法，邀请省内外作家担任主创团队，组织文史专家、文艺评论家把关提升，以丰富的历史故事承载优秀传统文化，以细腻的对话和情节蕴含优秀文化思想，但愿成为一套令人开卷有益、爱不释手、喜欢推介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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