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沦陷的前前后后 | 陈德蓉

发布时间：2022-01-28 22:30:18来源：文汇笔会

香港新界的乌蛟腾烈士纪念园抗日英烈纪念碑（新华社图）

抗日战争结束距今已七十六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云变幻已远离我们的生活，然而战争中的许多重要时刻依然会引起我们沉重的回顾和反思。1941年12月25日日军侵占香港就是这样一个时刻，它对战局、港人，以及赴港的中国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家父陈修和（1897-1998），作为国民政府赴港的抗战官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最后在万般劫难中逃出香港，回到了大陆，继续抗战事业。1960年他写下了这段经历，但是始终没有机会发表。如今，虽然整整80年过去了，再读他的文章《在香港研究越南问题和看到的英日战争》，回顾事件的前前后后，仍让我觉得惊心动魄，不时扼腕叹息。

父亲于1941年7月从越南西贡抵达香港，之前他在越南开辟中越军火运输线，因为越南陷落，日军侵入，国民政府在越的机构不得不撤退到香港。为了理解而后在港的工作，有必要介绍一下他在越南的经历。其中的缘由要从1937年“七七事变”说起，当时父亲在国民政府兵工署工作，正在考察如何在中国西部地区，如宝鸡，建立兵工厂，以应对不断升级的中日对抗。“七七事变”当天，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要求父亲马上赴越南开辟军火进口的新途径。俞说，中日开战后，上海和广州都保不住，越南海防将是援华武器的主要的进口港口。父亲受命后，当天启程，转道香港，抵达河内。之后的四年里，他奔波于越南及东南亚各国，当时称之为印度支那，多是法国的殖民地。父亲代表兵工署与交通部、海外华人共同努力，在十分危险的环境里，转运了几十万吨的军事物资，对抗战初期中国人民独立抗击日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0年9月，法军向日本人投降，日军占领了越南，国民政府的人员不得不撤出。1941年夏，父亲由越南西贡抵达香港，担任军政部香港办事处处长，处理存港物资。当时香港也是国民政府进出口物资的一个基地。随着战局的发展，父亲他们意识到“日寇不能解决中国战事，只有发动太平洋大战，香港自然是要占领的一个据点”。因此父亲决定把存留在香港的物资和人员尽可能地转运到缅甸仰光，由那里再开辟一条通向云南的交通线，他自己也决定在年底前回到重庆，后来的滇缅公路就是这一思路的继续。

需要补充的是，父亲到达香港之后，就发觉英殖民军在港的防御力量同法殖民军在越南的情况一样，“同样脆弱，没有抵抗敌军进攻的准备和决心”，为此他们加强了尽快撤离的行动，但是没有想到，战事的进展比他们预计的还是要快。

与此同时，在父亲抵达香港之后，开始了另一项工作，即撰写一本关于中越历史民族文化的专著。乍听起来，似乎是一件与抗战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其实却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在越南，日军与法国贝当政府合作，使越南迅速陷落，中国人大为震惊。其后果不但中断了军火的运输、商业与贸易活动，而且直接威胁到作为抗战根据地的云南，对于整个战局影响很大。此后，大量中国人士撤退到香港。在港，大家纷纷讨论越南问题，认为中越关系的变化应该唤起国人的注意，特别是，抗战中越南人对中、法、日的关系也有他们自己的思考。

当时李石曾正在香港，准备编写一套关于越南的丛书。作为国民党元老，李非常重视中国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当时知识分子中普遍持有一种看法：文化不亡，民族就亡不了。他们发现父亲对越南问题已有研究，因为他在驻越南的时间里，工作之余对越南历史和现状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并收集了若干史料，且已设法随身带港。父亲说，在越南时，发现越南的风土人情与他的家乡四川有很多相似之处，使他对越南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渊源。当时越南尚有大量汉文书籍存在，虽然在沦为法国殖民地后，已被迫放弃汉文，改用拼音文字，这一点也使他十分痛心。在这种情况下，李石曾等人要求父亲写一部关于中越历史民族文化的专书。

虽然父亲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他说：“由于大家的鼓励，就鼓起勇气，在办公时间内开始阅览中越和法文书籍，分析中越古代史上的某些问题，动笔书写。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被围，我的草稿才写了一部分，因为材料的来源不易，以后重编的机会很少，虽在敌炮和敌机轰炸之下，仍然没有间断。”他的书《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于1943年在昆明由国立云南大学出版，成为当代研究越南历史的最早专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大学历史系曾邀请父亲讲授越南古代史，这是题外话了。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当天日军就开始对香港采取行动，父亲等人已不能飞离香港，陷在日军的围城之中，出路渺茫。但是他们感到欣慰的是，美国对日本正式宣战，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形成，父亲说：“我国单独抗战的局势从此改变，瞻念前途，又觉得乐观了许多。”他在文章中记述了而后形势的发展：“日寇于十二月十三日要求英人投降，香港总督拒绝了。十五日攻占九龙，暂停前进，派员过港说降，港督每次拒绝，战事复起。我到面对九龙沿海岸边视察，见各处防务十分松懈，游人往来若织，几乎怀疑这是处在战火圈中。我料定英殖民者必然很快就要投降，但敌军并未猛攻，到十九日才用小艇乘夜渡海，占领香港海边一块基地，陆续进入山岭，用迫击炮和小炮对香港中部的商业区盲目射击，而皇后道上可以看到被敌炮击中、横卧道中的中国行人。英殖民当局征集英国全市壮丁应战，我国人民和机关代表请组织志愿军参战，英人不肯发给武器，始终未能实行。英军抵抗极弱，一遇敌人冲锋即行溃退，香港中部的旅馆酒店，时有从前线退回的满身污泥的英国官兵，手持武器，聚饮其中。日军三次派员劝降，港督三次拒绝了。十二月二十五日自来水管被敌炮击毁，饮料断绝，英人乃自行悬挂白旗投降，距战事发动之时，已历十八天了。”对于英日双方的作战军态度，父亲批评说：“英殖民军没有准备可以作战的战舰和飞机，仅持少数陆军和要塞来防御，为了保持大英帝国战而后降的面子，而日寇打打谈谈，避免牺牲，也正符合了双方面的要求”，换言之，英军对香港的防守，并没有形成有效的香港保卫战，没有调动全民的力量实行防御，父亲他们对此十分失望。这与丘吉尔的说法完全一致：“一点胜出的机会都没有”，但他又不可能不战而降，向外界发出负面的讯息，因而只采取了消极应战的态度，最终是香港的沦陷，一场不可避免的输局。

在此期间，父亲与同事分散于港岛各处隐蔽，没有发生死伤事故。但是国民政府“交通部驻港办事处的处长和职员多人，在战斗刚要结束的时候，不幸被日寇集体地屠杀了”，父亲以沉痛的口吻记述了这一事件，他们是为抗战牺牲的一批英烈，不应被后人遗忘。

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开始对中国人实行清算和屠杀，对于滞留在香港的中国各机关的人员，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他们开始寻找各种可能逃脱的途径。其中的一个机会是，日军占据香港以后，发现人口过多，粮食短缺，即宣布在港的中国居民可以疏散还乡。父亲一行利用这个机会，要各机关工作人员和眷属趁此机会，分道离港。他自己则称是梅县客家人，取得归乡证，身穿工人服饰，背上包裹，到渡船码头，准备搭乘去澳头的小火轮，再转赴东江。他们坐在海边码头的地上，与等候上船的几万人一起，足足等待了三天三夜。在此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日军侮辱虐杀中国同胞的罪行，让他终身难以释怀。他曾多次对我们说，日本人看起来彬彬有礼，颇有教养，但是在战争中会变得禽兽不如，其残忍的程度让人发指。上个世纪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父亲也感到欣慰，但是当他看到日本国旗在北京展览馆升起时，仍有难言之痛。在他的文章中，他直白地描述了当时的场景：“日海军布告九龙居民可以渡海过港，而驻守香港码头的陆军则故意阻止登岸，殴击驾船的女船夫和渡客，剥夺船上所有男女身上的衣服，连同船上的器物，抛在海里，强令这些赤身裸体的男女返回九龙，航至中途，日寇复用步枪瞄准，实弹射击，死伤情况就无法估计了。有一次将登岸的青年男女，剥光衣服，捆到码头空房里，当着几万人面前，任意侮辱吊打，忽有枪声从码头旁边楼房里发出，表示抗议。日寇四处搜查，如野兽发狂，逢人殴打，纷乱之中，莫不慄慄自危，在这次事故中，又不知有多少同胞牺牲在日寇的刺刀下面。”

直到1942年1月15日，父亲一行有幸登船启行，日军称这是最后一次的遣送。第二天他们抵达澳头，该地日军已经撤退，被中国的游击队占领。父亲说当他们离船登岸时，感觉“如待死囚犯，逃出牢狱，莫不相庆更生”。在他们从澳头到惠州时，又看到沿途的乡镇村庄，“只要经过日军侵入，均被焚烧过半，瓦砾遍地，疮痍满目”。过惠州时，他们还碰上敌军来袭，好在机智闯过。之后再经数次转道，3月初才抵达重庆，返回原机构。

在这场浩劫中，父亲几乎遗失了他人生的全部珍贵资料：留法兵工学校的讲义，个人早年和留法期间的手稿、照片，以及有关越南的很多资料，只带出了撰写越南历史的手稿。他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战争，晚年时，常常告诫我们，要用和平的手段去解决各种难题，而不要依靠战争和武力。

2021年11月于九龙嘉道理道

陈修和（1897-1998）生平简介

原籍四川乐至。早年毕业于四川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立志工业救国。大革命时期，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1927年毕业于第五期炮兵科，参加北伐战争，任蒋介石侍从副官。之后被派到上海兵工厂工作，对改造和发展中国的兵工行业提出诸多建议。1932年赴法国学习，1936年毕业于法国高等兵工学校。回国后即投入为开辟和保障抗战军火运输线的工作，1937年至1941年奔走于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及香港各地，任军政部兵工署驻越南、香港办事处处长。香港失陷后，回到内地，任中美联勤司令部军械处处长，继续抗战事业。1945年抗战胜利时，代表陆军总部赴越南接受日军受降，帮助胡志明实现民族独立。1946年内战开始，任沈阳兵工厂总厂长。在辽沈战役中，因拒绝炸毁兵工厂和转移员工，脱离了国民党系统。1949年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而后长期担任国务院参事，为经济建设提出许多重大方案，如成渝铁路、长江三峡和南水北调等工程。一生中也著书立说，撰写了《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等专著，并写了大量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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