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重庆，还是上海？

发布时间：2022-03-07 14:30:15来源：南风窗

作者|南风窗记者赵佳佳

2021年12月18日，站在“一席”的讲台上，杨永川指着三张悬铃木的照片，问台下的观众，猜猜这三张照片来自哪里？

三张图片中，悬铃木都整齐地排列在行道两旁，灰褐色的树干同样笔直，叶片都蜷曲而枯黄。中间那张照片，叶片的枯黄中泛着些模糊的绿色，但左右端详，也看不出更多的端倪。总而言之，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差别。

这三张悬铃木的照片，分别来自重庆、上海、北京（受访者供图）

他不卖关子，很快揭晓答案，说三张照片分别摄于北京、重庆，和上海，虽然这三座城市本身是如此不同。从重庆到北京，要跨越超过10个纬度，和1500公里的距离。

紧接着，他又展示了更多的照片。

比如在重庆拍摄到的鱼尾葵，一种来自热带的棕榈科植物，此刻正颓丧地垂落，倒挂在树干上，像老爷爷的灰胡子。鱼尾葵的脚下生长着几簇苏铁，批针形的羽状叶片蓬开，坚强地生长在这片不属于它的土地上。杨永川说，苏铁其实是在干热河谷才会出现的一个物种。

杨永川在重庆见到的鱼尾葵与苏铁（受访者供图）

还有全国各地湿地公园里的景观，出奇地一致，“都是一汪水，周边种上一些植物，再做上一些栈桥”。

2005年，从华东师范大学生态学专业博士毕业后，杨永川回到了家乡重庆，成为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的一名教授。从上海回到重庆的时候，他就开始感到奇怪，这两个城市相距1000多公里，但城市里面种的树却都差不多。

时间又过去了十多年，当他在演讲台上向大家展示他从不同城市拍摄的绿化植物照片时，几乎没有人能够识别出相应的地域。

他向每个人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城市里的植物，会变得越来越相似？

不自然的自然

在绿化植物这个问题上，城市与城市之间究竟有多相似？

为了得到答案，杨永川做了点简单的工作，花上半小时，把自长江头到长江尾的大城市的市树市花全部查一遍，“因为市树、市花，通常是在一个城市普遍种植的植物。”

这其中涉及到的11座城市，从昆明起，延伸近2000公里，至上海，也就是从北纬24度的中亚热带，跃向北纬31度的北亚热带。而有趣的是，11个城市中，有5个都把樟树作为了自己的市树。

其中，分别居于长江头尾的昆明和上海，竟然都选择了玉兰，作为自己的代表性植物。

长江流域城市水生植物与木本植物的相似性分析图（受访者供图）

那么城市植物的相似，是由野外原生植物的相似导致的吗？他紧接着，到城市的野外，受人类活动干扰极小的自然环境中去做调查。

通过相似性分析，他最终得到的结论是，城市绿化植物之间的相似性较高，其中最相似的是水生植物，相似性在0.6以上（完全相同为1）。但这些城市所在地域的野外自然环境中，各种植物彼此之间的相似性却极低。

这意味着，自然仍旧是那个异彩纷呈的自然，但城市却变成了雷同的城市。

在杨永川的办公室里，他告诉我：“我们的校园里面，没有哪一棵树跟附近歌乐山上自然森林的树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完全是在一个自我营造的环境里面，跟几公里之外的自然完全不一样。你说它绿化好，很自然，但其实它又完全不自然。”

城市的建设驱动着绿化的扩张，人们对于城市树木的需求，更多着重于实现短期的审美意图，却并不考虑植物与地域的适配。

杨永川说，重庆这座城市原本不适宜种植银杏树。但偏偏银杏又在重庆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

最适宜种植银杏的地方，是纬度更高或者海拔更高的地方，像北京或者西安，或者是比重庆主城区高出800米的金佛山上。在那些土地上，昼夜温差更大，入秋后的银杏满树金黄。但在重庆主城区种植银杏，树叶还半黄半绿时，便都落掉了。

杨永川在野外调查野生银杏（受访者供图）

2002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公寓门口搬来了一棵来自澳大利亚的佛肚树，它的树干膨大鼓胀，像根巨大的棒槌。杨永川当时正在攻读生态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于是很快注意到这棵新来的大树，并且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间持续关注着这棵树的命运。

他说它目前还活得挺好的，但也说，“它活下来不容易，很辛苦”。

佛肚树原产于澳洲的昆士兰及南威尔斯的干燥地带，喜暖畏寒。而上海冬季寒冷，要想让这棵大树挺过无数个低温的日夜，到了冬季，就只能给它穿上防风保暖的“大衣裳”——在它四周搭上架子，裹上一张巨大的彩条布。

杨永川在不同时期拍下的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公寓门口的佛肚树（受访者供图）

他还拍下了许多在冬季被穿上“外套”的植物，比如苏铁。下雪的时节，要用一层层稻草把苏铁那烟花状的叶片给紧密地裹起来再缠住，远远看起来，树池里像是扎着几十颗大花生。游人若是路过，看见这些雪中大花生，怕也免不得生出许多奇妙的联想。

在冬天，被裹成“大花生”的苏铁（受访者供图）

这可并不是杞人忧天的做法。2002年，强大的寒潮来临，杨永川清楚地记得自己那年没有回家过年，上海最冷的时候，气温降到了零下15度，当地为了大面积开展绿化筹办世博会而引进的棕榈树，就不知被冻死、冻伤了多少株。

但在杨永川讲述的故事里，植物“穿衣戴帽”，还并不是城市绿化中最不自然的部分，“大树进城”才是。

城市建设的速度太快，若是让树木自然生长，无法跟上建筑扩张的速度，于是就出现了“大树进城”，把城市边缘地带或是乡村中自然生长起来的大树，直接搬运进城市中成为景观植物。

那些被搬运进城的大树，大都树龄较高，有着庞大的根系和繁茂的树冠。而杨永川说，树进城前，要提前半年以上截断它的主根，这样树才能被吊起来，另外，为了方便装运，还要砍去树冠。

“‘杀头断根树’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这些树成为了无根之木，被弄到城市里面来栽种。”

无根的大树无法直立和抗风，于是人们会选择为它们装上支架。它也无法吸收养分和水分，所以我们才经常会见到行道树在“打针吊水”，那是它们的营养液，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树才有可能在城市中活下去。又要再经过几十年，它们才有可能恢复原本的健康。

杨永川说：“现在新建的小区基本上没有几棵树是自然生长的，全都是绑了脚架的，我觉得这太惊人了，会让一代人，让这些娃娃都认为植物生长都需要支架，没有支架就不能生长了。这会影响一代人的自然观。”

而树木在城市中的居所，往往是一方小小的树池，其上压满了砖块、柏油，或是水泥。

在重庆，他拍下了许多黄葛树的照片。这种树干粗壮、树冠广展的大树，有着坚强的品性，能够在重庆这样崎岖不平的地形环境中兀自生长，但它们作为行道树，却往往只能享有狭小的树池。

许多时候，这种狭隘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它的生长，树根会从石砖的缝隙中挤出来，长成畸变的造型，最终把石砖拱起，让行道变得破碎。

黄葛树树根让人行道凹凸不平（受访者供图）

杨永川告诉我，就在前些日子，他还听说一棵黄葛树拱破了人行道，一位老婆婆不小心崴了脚，脚痛了好几天。

1月25日，他用黄葛树的照片发了条朋友圈，在配文里写道：“行道树究竟会长成好大？究竟需要预留多大的空间，估计能回答的人少之又少，而恰恰，树木能活几百上千年，人类历史在树木面前，可能真就是个不上眼的‘鸟事’。”

理想中的城市绿化

2021年11月初，现场演讲节目“一席”的工作人员找到了杨永川，邀请他去做了一场演讲。在演讲的末尾，他把“理想中的城市绿化”几个字打在大屏幕上，然后写出了相应的寄望，也是他的导师达良俊教授时常提及的，“在城市绿化建设中，演绎真生态，拒绝伪生态”。

达良俊（左二）和杨永川（左三）

这些年里，他逐渐意识到，城市中的绿化建设越来越偏离轨道。各个城市都花了很多的钱，种了很多的树，植了很多的草，造出了无数看似属于自然的景观，但事实上却离真正的自然很远。植物的均质化程度越来越高，生物多样性似乎并没有变得丰富。

他觉得应当有人要发出一些声音，要旗帜鲜明地说一些话——首先，究竟什么是自然？

他对我说，自然最大的特征，是自维持。自然有其自身运行的一套逻辑，在自然界中，生物并不是简单的堆砌，植物与动物、植物与植物、动物与动物之间，全都有相应的匹配关系。生物的历史，最终是一段协同发展的历史。

除了身为大学教授以外，他还是一个九岁小男孩的父亲。在小孩的成长过程中，杨永川会带他直接参与到自然中去，这个过程，就是一场最具象的自然观教育。

在校园里面，杨永川喜欢带儿子去看黄葛树和榕小蜂。

黄葛树的其中一个特征在于，它的花会藏在隐头花序中。简单来说，就是花会隐没在果实内壁上，果实上只留有一个小孔与外界相通。此时，就只有一种名为“榕小蜂”的小昆虫能够进入孔内，替黄葛树传播花粉。同时，榕小蜂也会寄生于榕果内。

杨永川拍下的黄葛树果实里已萌发的种子（受访者供图）

杨永川教儿子掰开榕果，果实内部很有可能会发现榕小蜂，“而且在显微镜下看，它还很漂亮”。他们观察小蜂的活动，也观察果实内部用以传粉的那唯一的小孔。孩子很感兴趣，因此能迅速地理解树与昆虫的生命之间，存在怎样的协同关系。

杨永川拍下的显微镜下的榕小蜂，小蜂的翅膀闪烁着彩色的光泽（受访者供图）

他想让小孩明白的正是这种共生共存的关系，自然并不是独立的绿色景观，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机整体。

2010年，杨永川公派前往日本访学，来到横滨国立大学。学校没有什么像样的大门，但“一进去就是森林”。

横滨国立大学校门口（受访者供图）

这片森林的设计者名叫宫胁昭，以前是横滨国立大学的教授，他曾多次前往华东师范大学给杨永川和其他学生们上课。在生态学领域，他是全球知名的专家，而他的绿化观念是，一切要从自然学起。

宫胁昭教授，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实验地（受访者供图）

学校所在的这片土地，原本是一个高尔夫球场，2010年杨永川看见的所有大树，全是从球场的裸地上种小树苗开始，经历了35年，然后长成了一片森林。

在这里，从小苗养起来的土地，一开始就是多苗混种，而不是在中国绿化带中时常见到的纯林带，一大片都是同一个树种。林间的枯枝落叶四处散落，因为环卫工人不会把它们清扫进垃圾桶，而是背着一个吹风机把所有枯叶全吹回林子里，就能够让落叶变成养分，最终归还于这片自然的系统。

类似的景象，杨永川在美国的北卡州立大学校园也看到过。

当时，有位做土壤动物研究的青木教授，开玩笑地问，在这里一脚踩下去能踩到多少个土壤动物？然后他真的把脚下的土取出来查看，发现每个脚印下面都能发现好几十种土壤动物。它们靠枯枝落叶生存，其排泄物会成为供养森林的重要养料。

谈到理想城市绿化的确切面貌，杨永川推荐我去看一部纪录片，名叫《明治神宫奇妙森林：百年大实验》。

1921年，在东京计划用100年的时间将一片荒地变成一片人造林（图源：纪录片《明治神宫奇妙森林：百年大实验》）

日本最大的神社，占地70公顷的明治神宫，地处日本首都东京的市中心，其内部有着一片被视为“神域”的森林。纪录片的旁白中说道，关于这片森林的最大的秘密是：这是一片人工林。

“这是一次耗时一百多年，史无前例的大实验，要在大都市中，打造一座原生森林。”

1915年，日本在一片荒地上启动了明治神宫林苑建造计划，其理想形态是，没有人工维护也能永存的森林。

计划书里记载了关于“永存的森林”四个建造阶段的构想图。一开始，会进行有计划的树木种植活动，随后便放任不管，让它自由生长，直到150年后，它便会成为能够自我维持的原生森林。

“永存森林”四个建造阶段的构想图：三角形为针叶树，棉球形为常绿阔叶树（图源：纪录片《明治神宫奇妙森林：百年大实验》）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纪录片呈现了这项计划制定初期的一场矛盾。

时任首相大隈重信对计划的内容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不希望明治神宫被建造成“杂草丛一样的森林”，而想要神宫内部种植上庄严肃穆的柳杉林。

对此，原东京大学教授本多静六极力劝阻，他用更加科学的理论告诉首相，东京市中心的这片荒地缺少养分和水分，并不适合柳杉的生长，“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生长数百上千年的森林，只有常绿阔叶林。”

最终，常绿阔叶林的种植方案得到了认可。他们先在土地上种植了将近一半的针叶树，凭借针叶树对贫瘠土壤的适应能力，首先造出森林的雏形。但植物之间自然的竞争机制，以及因地制宜的树种选择方案，决定了此后常绿阔叶林将逐渐成为森林的主宰者。

自然的力量超乎意料（图源：纪录片《明治神宫奇妙森林：百年大实验》）

仅仅百年后，这片绿地就达到了森林的各项指标，比计划还提前了50年。2015年，生物学家们在这里进行调查时，观测到了40万株正在发芽的树苗。

调查结束后，明治神宫综合调查项目负责人说：“有个词叫‘植物社会’，植物也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也有孩子，甚至孙子，有着这样的构造。还有很多兄弟姐妹，性格也各不相同，有着各自的分工，这片森林就成了这样一个社会。”

“不施肥，也不修剪，它们自己也能开花结果，繁衍后代。最后这片东京中心的森林居然吸引来了苍鹰定居，成了一片原生森林。”

城市近自然森林

要怎样在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上建造理想中的城市绿地，对于这个问题，早在世纪之初，杨永川就参与了中国的早期的尝试。

当时，为了筹备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日本三菱商事公司在上海的办公楼旁边买下了一块占地3000平米的土地，捐赠出来做绿化，邀请宫胁昭教授负责设计。杨永川彼时师从留日归国的达良俊，一起参与到了设计团队之中。

他们想要建成的是城市“近自然森林”，在建造初期的两三年里，需要人工进行少量维护，到后期，这片群落便足以进入自然生长过程，不需要任何养护与管理。

他们首先需要做的工作，就是确定上海的“潜在自然植被”。这是指，排除人类活动的干扰后，在当地的气候、土壤、地形等地理条件影响下能够自然形成的植被类型。他们要以此来选择目标林型，以及相应的植物种类。

想在上海城市中寻找到具有优势的乡土植物并不容易，因此，他们只好乘船前往距离上海市区五六海里远的大金山岛。最终确定以种植青冈、苦槠与红楠为主，配以女贞、海桐、桃叶珊瑚等常绿灌木。

去大金山岛调查，杨永川和伙伴们在岛头休息（受访者供图）

1999年，杨永川在准备本科毕业论文期间，就培育出了一批青冈、红楠等上海的乡土树苗。一年后，这些小小的树苗，便都被运往那块地里，开始栽种，一共有1.3万株。那时候，种下这些树苗的人，是一群小学生。

杨永川说，之所以这样安排，是为了在这些小孩子心中种下一个观念，就是“我参与了树的成长”。

2001年，杨永川与小树的合影，小树种下去一年，从50厘米长到了2米高（受访者供图）

至于种植的策略，有一些小小的讲究。一开始要把青冈与红楠等多种类的小树苗进行混合密植。讲到这里，杨永川笑起来，他说城市里的孩子们不知道，之所以要密植，就是为了让植物从一开始能够长得高长得快，就像种水稻一样，密植的植物之间会彼此竞争，以争夺更多的光照。这种策略，有利于环境对优势苗木作出自然选择。

等到它们长得足够高的时候，就要把一些个体分离出来，这样才能够保证单株植物的冠株长得更加繁茂。而分离出来的那些部分，就可以拿去其他地区做绿化，这个计划，就被称为“苗木银行”。

在小树苗的上层，要种上一些生长速度较快的先锋落叶树种，这样就能为下层的小苗抵挡过强的光照，它们的落叶，还能够成为小苗的养料。

当年的小树苗被种植到土壤中的时候，只有50公分高，只能触及杨永川的膝盖。

但在那之后仅仅过去三年，就长到了4米高，而杨永川1.7米高的个头，举起手来也才只有2米呢。2008年，小树们长成了大树，高达8米。又再过了十年，杨永川带着儿子去上海科技馆5号门门口看他的树，发现它们有的已经长到了14米的高度。

杨永川和种下去的树比身高（受访者供图）

杨永川的导师达良俊，曾在2003年的论文中提到，这片苗木的种植费用是当时绿化单价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这些原本就生活在上海的乡土树苗成活率高，树形健美，林间的乔、灌、草层次结构完整，生物载量高出草坪数十倍，而且，无需长期的人工护理。

杨永川记得，他们最初种下这些小树之时，周围就种植着一些常规园林绿化所用的大树。但经过这十多年，那些大树还和世纪之初的形态无异，而杨永川和孩子们种下的那些小树苗，却已经变成一片森林了。

“18年，相当于我们人就成年了，我在林子里已经可以看见小苗子、小树，也就是原来我们种下去的树的后代。这也就是说，这些生命已经完全能够自我循环了，这就是自维持。”

杨永川的学生们在做标本、分样品（受访者供图）

而达良俊在上海继续做了很多城市“近自然森林”的示范地建设，甚至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内也做了一个。2019年，他在上海环城绿地洲海路段开始进行“近自然生命地标生物群落示范地”建设。

在这个新的项目中，能够用于建设的土地从3000平米扩大到了1公顷，纳入计划的生物，除了植物之外还有陆生哺乳动物、两栖和爬行动物以及鸟类。

他们会布置引鼩栏去吸引鼩鼱，一种长得像老鼠、但实际上跟老鼠没有任何关系的长鼻子小动物。他们会在树上挂木箱招引蝙蝠，在水陆交接的坡岸边，安放提供给蛙类的繁殖缸，让其周围的草本植物自由生长，以便于为蛙类提供隐蔽的生活环境。

又或者，是在水中树立深浅不一的竹竿，小蜻蜓飞累了的时候，就可以去休息。

杨永川今年45岁，操着一口地道的重庆话，他说，“爱自然的娃儿都不会反社会”。采访结束，他给我发来好些他和学生们一起在山林间徒步采集植物的照片。

野外调查的跋涉（受访者供图）

有时候是大家正在爬过溪水间长满青苔的石头。有时候正在和村里的大爷大妈们一起，翘着二郎腿嗑瓜子。有时候在林间躲着辣辣的太阳，脖子上裹着毛巾，坐在泥地上吃八宝粥。

有时候，逢大雨，穿着雨衣，爬上山去。自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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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煎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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