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宏观的政策要准，发展的环境要稳｜全球经济十一问

发布时间：2022-04-01 19:29:21来源：腾讯财经

写在前面：林毅夫、张维迎、姚洋、黄益平、陈春花、刘国恩、余淼杰、宫玉振、雷晓燕、卢锋、杨壮等11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顶级教授将为您重磅解读影响全球经济的11个关键之问。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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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的压力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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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依然有望可观增长，但很难维持两位数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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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决定收入，收入决定消费，提振消费的根本是促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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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向民众发钱不是美国政策的问题所在，发钱过度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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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前低后高二季度后将迎来转折

疫情多发、国际地缘冲突升温、美联储加息等多重因素正在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发展也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我们究竟该如何采取政策来应对这“三重压力”？消费如何走出低谷，出口又能否维持亮眼？2022年，中国经济又将如何发展？

本期《全球经济十一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教授卢锋就中国与全球的经济形势和政策应对、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全球化的影响等话题分享了他的深刻见解。他认为，经济下行压力已经形成，而且将会持续到2022年年初，到二季度或年中，形势或将迎来转折，预计2022年的经济增速将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全年将达到5%-6%的增速。就市场十分关心的消费低迷的问题而言，他认为，就业决定收入，收入决定消费，提振消费的根本是促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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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数据解读

问：如何看待2021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卢锋：在2021年这样特殊的环境中，我们达到了8%左右的经济增速，这在主要经济体中是增长的最好的。中国政府对2021年的增长目标预期是6%以上，我们妥妥地达到了。

但是同时也要看到，经济下行的速度可能显著地超过了预期，2021年全年的经济增速和2021年年初、2020年底的预期相比有了一个显著的缺口。这说明经济下行的压力已经形成。这两年平均下来，中国年均增长速度大概是5%出头的水平，这样的水平当然是不错的，可是跟学术界一般认为的5.5%-6%的水平还是有明显的差距。

从总的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讲，我们面临三重压力，即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走弱，我们需要把宏观经济稳定这样的大目标放到一个更加突出的地位。现在疫情有一些反复，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还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但是这个过程中，一旦出现局部的病例扩散，我们可能就得动员起来以应对这样的局面。这客观上对经济的复苏，特别是消费的复苏，构成了制约。

另外，因为2020年经济复苏比较强劲，宏观经济政策相应做了一些调整，回归到中性偏紧的状态，加上一些结构性政策、强监管政策的出台，客观上也对经济的增长造成了一些叠加影响。

我想从现在开始，这些问题应该都会根据现在的形势做出新的调整，使得我们的经济重新回到一个稳中有进、合理运行的状态。

问：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货币政策会转向吗?

卢锋：货币政策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灵活，体现在公开市场操作、降准、利率政策和资产负债表的政策上，如“酸辣粉”（常备借贷便利，简称SLF）、“麻辣粉”（中期借贷便利，简称MLF），这些短期和中期的流动性调节政策是比较快的，一旦形成判断马上就推出了。所以从公开市场操作角度的微调，实际上在降准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同时对（中小企业）普惠政策的推出，支农再贷款利率的下调，也显示出中央银行针对宏观形势较早地出台了一些政策。我想其他部门可能也在做相应的调整，只不过它的举动、效果以及信号作用不一定像货币政策体现的那么明显，过程可能会有一个先后。

我的感觉是，货币政策的官方表述是稳健的，“保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是中性偏紧的。

问：如何看待这两年出口增长的超预期？

卢锋：2020年疫情冲击下，大家本来都担心出口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但实际上，随着中国率先从疫情中复苏，出口表现非常强劲。

两个指标。一个是出口增长的速度，2021年前十一个月，出口增加了20%多，两年平均下来也增长了两位数以上。两位数以上的出口增长，如果放到世纪初的那几年也不算什么，但是这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是非常罕见的，特别是在疫情的背景下发生，这是非常突出的。

另外还有一个指标也是很值得一提的，即出口的重要性。在过去的两年中，净出口对整个GDP总需求增长的贡献，平均下来大概是23%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增速。从2020年往上追溯十年来看，这个比值是负的，年均下来大概是-1.3%左右，但在过去两年中这个数值达到了23%左右，这个是非常罕见的。

为什么中国出口有这样强劲的表现呢？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疫情的控制成效比较好，这可能是根本性的原因。中国的疫情爆发得最早，但是中国借助了自身有利的优势条件，采取了一些坚定的政策，社会公众也非常的配合。尽管付出了代价，但疫情控制住了，所以中国整个的供给、生产恢复的就比较好。

第二，外部的需求增长的比较快，这个需求的增长是一个非典型的需求增长。因为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国是一些发达国家，在疫情的冲击背景下，整个经济的走势和疫情控制的策略可能和我们的策略不一样，这就导致了外部疫情控制滞后的局面对供给能力的制约，使得供给相对来讲很难复苏到疫情前的状态。但是从需求的角度看，由于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超强刺激的举措，特别是财政政策，使得我们这些重要的贸易伙伴的居民在疫情下的收入反而增加了，即转移收入增加的快，储蓄收入增加的快，消费增加的很高。再加上由于疫情导致人们的工作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形态发生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所以需要有一些支出来购买这些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而他们自己的生产能力跟不上，客观上可能就需要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最有制造业潜力的国家来进口东西。这是供给能力跟需求的配合。

第三，有一个长期因素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趋势的变量表现，即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的快速追赶，如制造业是最具有可贸易性的，它生产的东西大部分都可以进出口，这个领域中国生产率增长的相对比较快，即便在过去我们经济的增速相对回落的几年，即从高速到中高速的背景下，它也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只不过慢了一些，形成积累的效应，有的时候它会通过一个特殊的场景发挥出来。换句话说就是，每年12%左右的增长速度就是和疫情之下的特殊表现有关，这一点我想学界可能有共识性的看法。

再补充一点，短期的表现背后可能也有长期的基础——即便未来出口增速往下回落一些，但是这实际上可能代表中国的出口会迈上一个比较新的台阶，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这样一个没有想到的格局。

问：“井喷式”的出口贸易在2022年会回落吗？

卢锋：(2022年的出口贸易）可能只是在井喷的过程中上了一个台阶。（国外的）疫情导致供给不足，很难顺利地恢复，（只能）宏观经济刺激收入和购买力，以及消费需求逆势的增长。

另外，宏观经济不仅影响需求，还会影响供给。比如发钱发多了以后，本来可能要出来工作的人就不愿意工作了。疫情导致供给弹性变小，政策又加强了供给弹性变小的趋势，所以就导致了贸易恢复的很困难。我们经济学家老讲短期、长期，好像短期跟长期完全是隔离的。短期、长期的区分虽然有道理，但也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是在一个短期突破以后，一个长期的趋势才展开，所以我认为在对出口的分析中要把这两方面兼顾起来。

2022年可能会像2021年一样有20%多的增长，如果（疫情）能稳定，我们可能还会面临一个新的格局。这个新格局对出口的作用体现在外部供给的方方面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恢复，我们出口的需求相应的就会下降，这将使我们出口的增长回到一个新常态。

2022年，宏观政策应该会进一步的宽松，以促进国内的经济增长。按照宏观经济一般规律来讲，国内的经济增长比较快，出口边际上就可能会低一点，进口就会高一点，进出口也会相应的调整。

综上，2022年的出口仍然有可能维持一个可观的增长，但是或许很难复制2020年和2021年这样的两位数增长的速度。

问：如何评价基建与房地产投资？未来的投资瓶颈在哪？

卢锋：总的来讲，投资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实际增速在大幅下降，降到了负值。用PPI（生产价格指数）作为投资的调整指数来调整物价的话，2021年11月实际的投资可能只有-7%左右，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显示出投资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从投资基本的三大构成来看，基建投资现在比较弱，可能是三个投资当中最弱的，名义的增速只有百分之一点几，实际的增速可能会更低，但是我相信基建投资作为一个具有政策工具性的投资，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跨周期调控政策的投资，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策的安排效果。基建投资在2021年起了非常重要的支撑增长的作用，随着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发力，以及产业政策的配合，我相信基建投资会有一个比较快的增长。

第二个就是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是要活下来的问题。现在的背景下，它新开工投资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局限，一段时期以来（政府）对房地产的扩张做了一些管控，甚至现在像恒大这样的大的企业都还在进一步处置的过程中，还没有尘埃落定。这肯定会对房地产整个的投资构成制约，所以房地产投资下一步肯定有不确定性，是不是能很快地起来也还有待观察。

最后一点，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制造业投资，2021年11月的制造业投资大概是6.9%左右，将近7%，是三类投资中增速最高的，但它总的实际投资的增速也是比较低的，是不是能够形成非常强劲的中长期的新一波行情也还有待观察。

总之我觉得投资的下行压力比较大是构成目前经济三重下行压力的一个关键原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有一些投资项目要上，甚至可以适度的超前。这个说法过去好像还很少说，我相信会有一波新的行情，特别是基建投资的行情会起来，但这会不会逐步导致房地产行业投资和制造业行业投资的进一步回升，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问：国内消费如何走出低谷？

卢锋：消费确实是很关键的，对于现在以及过去两年的宏观经济走势，（消费）都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变量。

从大的宏观图景的角度来看，2020年是很罕见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百分之二十几。2021年的消费的贡献率前三季度倒是上来了，超过60%，达到了一个正常还偏高的水平，但是整个消费的增长从季度和月度的角度来看，它的数据还是下降的。所以，无论从2021年的角度还是从两年平均的角度来看，消费的复苏都是不顺利的。

消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况？这还是和疫情有联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方面，我们采取的疫情“动态清零”政策，总的来讲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非常有成效的，但客观上对消费确实有影响。例如，一个地区难免会出现一些个别病例，这个病例一旦局部扩散，我们就要动态清零，限制社交距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强势调控，（这样就会导致）一些消费无法发生。还有间接的影响，比如一旦出差出了事，你第二次再出差的时候可能就会想一下还要不要去，这就可能导致预期的走弱。总之，疫情导致了消费客观上的制约。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消费是和就业、收入有关的。中国居民就业复苏的不充分，收入增长的复苏也不充分，再加上疫情的限制，这就导致了大家的消费意愿不足，或者是能力不足。

比如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失业率从5%左右上升到6.2%-6.3%就下来了，现在我们又回到了5%左右，表面上看好像冲击不是很大，但是实际上从失业率的角度来看，劳动力市场跟宏观经济的关系是有局限的，即宏观经济不好了，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的冲击不一定主要表现为失业率的变化，更多的是表现为农民工转移的变化，以及新增城镇就业数量的变化。

从这两个指标来看，宏观经济一旦不好了，农民工的增量就会减少，甚至是绝对的下降。宏观经济一旦好了，农民工的增长相应的就会提升。所以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农民工增量的伸缩变动吸收或者消化了中国转型期的宏观经济对劳动力市场冲击，这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和起飞发展转型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新增城镇就业也是这样，2020年新增城镇就业可能下降了200多万，2021年也没有恢复到2019年1300万左右的水平。就业是收入来源的根本，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所以就业不好就意味着收入的复苏也跟就业一样。

农村收入倒是比当时要高一点，因为2020年的扶贫，我们的转移收入对农村比较多，要比1998年那一波或者世纪之交时要稍微的好一点，但是这个回升从季度角度来讲是在回落的，所以整个收入的增长也是不及预期的。

就业的增长不及预期，收入的增长不及预期，尽管2021年总的贡献的比例增加了，但是它实际上是持续地在回落的。所以这个就构成了整个内需以及总需求经济增长的拖累，我觉得这块在下一步的刺激经济或者稳定经济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消费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需要调整的变量。

02

全球经济走势解读

问：如何理解美国超级宽松政策的利弊？

卢锋：这是我们2020年外部环境变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疫情最早是在中国发生的，然后才扩散到全球其他地方，发达国家的疫情开始出现普遍的爆发。

美国的股市当时出现了几次熔断，都是前所未有的危机的表现。在这个背景下，美国以及其他的主要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部门出台了应对疫情和经济危机的强有力的刺激政策，这个刺激政策的力度某种意义上超过了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刺激的力度，无论从货币政策、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大的幅度，还是从财政政策刺激的力度来讲，都显著地超过了上一次危机超级宽松的宏观政策。

美国为什么会出台这样一个更加超级宽松的宏观政策？我觉得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就是疫情冲击来的特别急，使得它感到有一种大祸降临的感觉，所以它有刺激客观的需要。

第二点，可能更重要的是，实际上美国，包括其他发达国家的宏观政策的理念和方针在过去十多年中都慢慢酝酿或是形成了一些新的判断和共识，即刺激力度要足够大，简单来说就是要加大刺激。美国总结过去的金融危机，它的宏观政策的调整认为货币政策应该一直是刺激的，但是它的货币政策退出的还是有点过快，力度也过大。从2019年到2009年，美国的经济复苏已经10年了，当时的宏观经济表现使得学界和决策层都意识到下一轮经济的衰退可能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当时在讨论应对下一轮经济衰退的时候他们就提出来要彻底的反思，实际上就是要放弃。

拜登政府重新上任，在特朗普强有力的刺激背景下，又追加了一些刺激政策，包括像耶伦这样的民主党的政府内部的一些高官也几乎是义无反顾的要刺激。

疫情背景下，美国政府客观上确实需要财政政策直接给老百姓提供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甚至我觉得中国也可以适当的借鉴，但是它的问题就是过度了。发的水平超过了老百姓本身的工资收入，从经济学激励机制的角度来讲，人们就不愿意再工作，这就会导致供给的弹性变得越来越小，面临一个陡直的供给线，进而形成很高的通货膨胀。

通胀压力构成了宏观政策非常特殊的表现，美国十多年的刺激政策下，它的通胀一直上不来，这一次通胀终于上来了，美联储和拜登政府都不得不接受。这个通胀可能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是temporary（暂时的），所以美国的政策就要加紧调整。

美国的宏观政策、货币政策是按照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做的决策，但是由于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国，它的调整必然会对全球的流动性产生影响。根据历史的经验，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会导致美元指数的变化，加息则对应美元走强，美元本来就在升值，这样一来就会导致一些全球流动性的变化，影响到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这个因素可能是2021年我们观察全球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

问：如何看待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和全球格局的影响？

卢锋：全球化经过了几十年的快速推进，应该说给很多国家都带来了利益，但是可能对发达国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就是它的利益不如预期，或者说它在国内利益分配上可能有一个不平衡的矛盾。他们可能有反思，有重新的评估，有政策的调整，集中表现为中美关系的变化，即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的经贸政策以及延伸到整个的对华政策的系统的调整，这个是最近几年全球供应链和全球化变化的趋势。

疫情凸显了全球供应链高度依存下的脆弱性问题，万一疫情导致了供应链哪一块跟不上，就可能对相关的国家带来一个更大的压力和冲击。所以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都在反思如何使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带来的利益和风险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全球化之所以在过去的一两百年中间歇性的推进，还是因为全球生产方式的分工的加强，它在潜在的现实能够提高世界各国的经济福利和效率，这是我认为最根本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现在把全球化完全逆转回去，所有的国家都要支付巨大的代价。

经过调整，全球化会迎来一个新的局面。那么如何调整？多边我们暂时推不动，我们可能在区域方面做了更多的文章，比如中国加入了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又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我觉得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决策层一方面正视全球化的现实矛盾，调整客观的形势，另一方面能动的推进区域贸易规则的创新，然后积极的参与多边贸易规则的进一步的完善和创新，使得全球化的阶段性调整能够比较有序的推进和展开。

03

回顾与展望

问：您怎么看待2022年的中国的经济？

卢锋：从现在的经济形势、政策的态势以及中国基本面的看法来分析，大概能够估计2022年年初经济还会有下行压力，到二季度或者年中，形势应该会有一个改观。业内普遍估计2022年经济应该是一个先低后高的走势。

2022年整体的经济应该是一个复苏的态势，达到5%-6%的增长，为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做一个过渡和转折，有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实际上是属于二次探底的过程。

外部的宏观经济形势上，主要的发达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调整，可能使它的经济增长周期会出现一个大的变化，这个大变化会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总体来讲它的宏观政策会从一个极度宽松的状态比较快地往回收，这样一来就会对整个经济增长的形势，以及资产价格、宏观经济、整体形势带来一些影响，这些影响我觉得有一些是可以预期的，比如说经济增速的回调。

但是它多年的、超长的宏观强刺激对其资产价格，包括金融带来的一些脆弱性会不会导致一些我们现在还难以预测的调整，这个可能是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

责任编辑｜徐昙

系列策划｜张仲浩、郭昕妤、越宁

实习生鲁永琪、周嘉鸣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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