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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怡微:“新家庭主义”者 |新关注

发布时间:2020-09-20 11:21:46来源:当代

“新家庭主义”者

——谈《家族试验》重版及近期创作

文|张怡微

“家”作为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模式

去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五四”的意义空前绝后。文学上“推广白话”的广泛影响,促使“小说”这一“末技”,逐步取代散文和诗的地位,承担起了近百年来文学场域内主持和“世道”的职能。以至于现在回看,这场具有世界性因素的先锋运动中至少有一项确凿的成果,就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发明了新的叙事语言,这种新的叙事语言又发明了新的情感结构和审美结构。经过中国当代作家的集体努力,以白话文书写故事、传递思想和情感的叙事方式日益走向成熟,也经由当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白话小说早已超越了语言和文类改革的意义,再造了作为整体的现代情感、价值和正义的方法和审美标准。然而,就在这种新的文学语言日益稳定之际,被它所召唤和命名的“情感结构”却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向,提醒着我们“情感和智性”面向上的一切都不是一锤定音的,一切“更新自我”都能以断代的方式呈现出差异的力量。

在千头万绪中,最有代表性的变化思潮,就是当代文学中“家族叙事”这一题材的没落与转化。从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世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到《家》、《雷雨》、《四世同堂》、《白鹿原》等等,“家”的演变曾被小说研究者从多方面加以考察。有趣的是,在当代,能让我们记忆深刻的家族小说已经不多了。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家阎云翔教授的表述,这种变化的来临是从“我们已不再相信自己会成为祖先”开始的,也就是家庭的物质、精神生活供给中心已经由祖辈转变为孙辈,所谓的“家庭下行主义”(descendingfamilism)的产生。这种转向并不一定诞生于文学,却同样会在文学艺术的呈现中迸发出奇异的历史力量,因为就连它的消失都是引人注目的。

吴虞刊于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的文章《家族制度是专制主义的根据》,揭示了在当时中国的语境下,家和国、父和君、忠和孝之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在通俗文艺中,“家”作为一种普遍共识的认知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心里,创作者自然而然地从各个不同的面向阐释着“家”这一名词所能涵盖的意义,如小说《西游记》中,唐僧心里的家是“国家”,孙悟空心里的家是“家乡”,猪八戒心里的家是高老庄的“婚恋之家”。孙悟空说猪八戒是“恋家鬼”,恋的决不是唐三藏对李世民说的“宁恋故乡一捻土”。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中,家的主轴是父子而非夫妇,父子秩序与君臣秩序同构,这为艺术创作限定了抒情和想象的范围。即使是在五四以前,民间艺术中也早已窥探到了复杂的社会秩序与个人意志之间的冲突。拙作《恩养与天良》就曾谈到过《清风亭》中的孝道问题,“清花雅争胜之后,花部戏《清风亭》压倒雅部戏《合钗记》,慈禧介入《清风亭》的改编亦颇有行为艺术的深意,因为孝道的背后是权力与意志的施为,在《清风亭》宫廷化的背后,显然存有复杂的暗示。”对照另一出名剧《白罗衫》,“儿子”徐继祖的内心冲突围绕在亲父、养父、君父三者之间忠孝合一与亲亲相隐的困境,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在遭遇这一类拷问的“中国儿子”形象中,个体意志的呈现是危险的,但它并不是完全被遮蔽的。正因其危险与遮蔽,戏剧的张力得以凸显。

诚如郁达夫所言,“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新青年》杂志最早提出了关于“个体”与“家庭”之间的论争,这也是五四小说乐于表现的主题,尤其是关于从家庭中“出走”的形象,无论男女都代表了叛逆的宣言。孙向晨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另一‘功绩’则是对‘家’的激烈抨击,由于‘家族’代表了传统中国的宗法体制,因此他们从各方面分析了‘家族’或‘家族’对‘个体’的束缚,对于‘个性’的压抑。这一运动,直接导致了关于‘家’的伦理阐释在现代中国的缺失。可以说,这一百年,‘个体’始终没有得到确立,‘家庭’反倒是在不断地没落。”对“家族”问题的思考与孕育“五四”新文学土壤的复杂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辈思想家从政治、伦理、情感和个人生活范式中发明了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进步与折冲、必然与偶然、突变与沉思。可以说,百年以来关于作为本体意义的“家”的话题,批评与对话从未终止。无论是冲破它、悬置它、还是回归它,“家”依然是中国读者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模式。

夏雪飞在《明清、现代家族小说流变研究》一书中仔细地区分了词源上“家庭”与“家族”的区别,并且指出,家族小说的整体研究成果并不算多,“绝大多数的论著重在单独研究古代或现代的家族小说……仅有的一篇博士论文《从明清到现代家族小说流变研究》一文也主要偏向于古代部分”,这可能与我们的学科设置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五四的复杂性及其影响的转向有关。问题在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当代文学已走过七十年,文学上经由作为媒介的“家”到底还看到了什么样的社会变化呢?“未来小说”(假如有的话),基于当代并不成熟的“个体”意识与权力日益旁落的“家庭”的对峙,又可能在这一母题上开凿出什么新的可能性来呢?如果我们纳入人类学研究中,基于西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验而纠正极端个体主义、描述社会成员向家庭回归的“新家庭主义(new-familism)”的视野,重新评估当代家族写作的变化,又会得出什么样的考察结果呢?这是本文想要尝试讨论的主题。

“什么是家人?

——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

我曾在《家族试验》中写过一句话,“家族生活里永远没有沉思”,尽管我们所遭遇的第一个重大人生磨难多来自于家庭,多来自于与家人建立的关系。黄仁宇曾将“血缘关系”、“性关系”、“经济关系”定义为人类三大基本关系,这三大关系,是家族小说延展的基础。简而言之,五四以降的家族小说的先进性,是以冲破家族关系、冲破血缘束缚作为志向的。一百年过去了,经由城市化、消费主义、经由两性关系、婚姻制度和生育观念的转变,文学上也产生了新的变化,旧的关系正逐步瓦解,新的关系又在他处建立(如科技世界、虚拟世界),经济关系开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型塑我们重新看待家族生活的情感结构。这种变化并非中国文学特有的关切。世界范围内的当代作家同样热衷于反思血缘的现代意义,企图开拓血缘与心灵问题的疆界。如日本作家角田光代。

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日本资深编辑根本昌夫所作的《小说教室》中,收录了角田光代与根本昌夫的对谈。对谈中提到角田光代的一则自述,“我在处女作《幸福的游戏》里描写了基于个人选择而成立的模拟家庭,十二年后的《空中庭院》则描写了另一个毫无选择余地因血缘关系维持的家庭。我总觉得这两个作品其实是同样的小说。也就是说,我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思考同一件事……《我是纱有美》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思考相同的事。我先花了十二年描写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十二年后觉得腻了,开始描写有血缘的家庭,描写了血缘后,这次出版《我是纱有美》,写的也是思考不同形式的家庭。什么是家人?——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

小说《我是纱有美》写作的是一群人工授精后代的回忆,可看做血缘家庭模式的瓦解在文学上的初步探索。当家庭意义上的“爸爸”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爸爸(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养父),有一些爸爸终究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事(没有生育能力),最终逃跑了。还有一些恩爱夫妻,十分想要孩子。千辛万苦有了孩子之后,婚姻反而不好了,家庭又瓦解了。经由人工授精而来血缘关系却无法瓦解,在此复杂的情境中,母亲的角色是被凸显的。小说中有一句话非常动人,角田光代写道,“后悔的只有一件事,我太轻看幸福了。”一针见血指出了科技与伦理之间的鸿沟。而“经过精心设计的出生,是否就意味着一帆风顺的人生?”这将严酷地拷问都市年轻夫妇在人工干预生育及子女问题上的远见。实际上,除了人工授精,代孕、人造子宫的问题,也将自然地出现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与文学活动中,这些新的问题,一样会将“家庭”的建构带入到“试验”的情境中。那么这样的时候,作家应该看见什么呢?又应该照亮什么呢?

更前沿的创作,作家则会以“基因检测”的道具来取代“血缘”,以期重新认识现代家庭生活的构成及其科学意义。如艾玛·克莱恩(EmmaCline)于2019年1月发表的新小说《该拿将军怎么办》(WhatCanYouDowithaGeneral)。小说写作了一个非常常见的关于“团圆”的母题。圣诞节前夕,漂流在外的儿女们陆续回家,原本冷清的两个老人开始准备这一年一度“欢乐”的相聚时刻。仔细品读之后,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甜美,过往的岁月里藏有大量的心灵创伤。如果这个故事仅仅停留于展现退伍将军约翰对于子女成长的失落、对于自己的记忆不被珍惜的创伤,那可能就是一个传统的老人故事,老父亲再也无法以将军之姿领导家族,他很失落,他和他们都不亲。不过,作者显然还贡献出了别致的巧思——约翰送给子女们的圣诞礼物是一套基因检测套装。这令故事突然有了一些尤金·奥尼尔式的暗示和张力,即造成他们痛苦的原因就是他们是一家人。约翰出于嘲讽般的怀疑,送给孩子们“基因检测”作为礼物,可能是因为约翰已经不再相信家族内现时的痛苦可以被克服了,他只是想搞明白这种无可调和的分歧背后的秩序。

长期以来,对于血缘问题,我都走在其他作家探索过的老路之上。身为女性,我更为敏感地觉知到生活的缝隙,是既容得下血缘之外的人员,也会奋力驱逐血缘之内的人员。有软弱的寄生,亦有逃离。所谓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以家庭的形式生活在一起,也不过是《该拿将军怎么办》的镜像:他们虽然以血缘的方式团圆,却彻底怀疑血缘凝聚的合法性。“什么是家人”,以血缘作为唯一凝聚力量的外部形式是否可靠,是女性作家本能的怀疑,尽管她们的亲子确定性远高于男性,这在当代是很有意思的事。在家族生活里,以支开男性的形式,重新建构观看人与世界的秩序,也是女性写作的常见方法。但更重要的是,不管有没有男性介入,女性能否在文学世界、心灵世界中完成自己、完善自己。因为不管是什么性别的人,终究会遇到生活的磨难,遇到离散,终究需要建立扛起生命悲剧的能量。小说的使命,是开辟这一能量空间,照亮这一空间里崇高的部分。与此同时,继百年以前胡彬夏、胡适等将美国妇女作为“新女性”诞生的典范介绍给国人之后,“新男性”的形象,也会逐步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诞生。我们身体力行,期待能够发明新的欲望、新的道德、新的情感结构和家庭秩序。

结语

202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了我的短篇小说集《家族试验》,与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短篇小说《樱桃青衣》,构成了我写作十五年的前期成果。我以“家族试验”命名它们,如命名自己走过的女性十年、上海十年及工人后代的十年,一切都是迷雾中的追寻,唯有愤怒、痛苦和不安是真切的。《家族试验》是我观看世界、观看生活的起点,“家”是我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模式。我在自己的小家中不断厘清着“个人”,像砍去原初雕塑上多余的部分,这可能是受到了五四以来文学变局的影响,也可能是来自于无意识受到的社会规训。城市人正借以科技时代的便利,和消费文化的驯化,在家庭内部探寻伦理秩序和自然情感的磨合。

文学意义上的“新家庭主义者”,一方面是我们不再相信自己会成为祖先,另一方面是多元形态的家庭生活,正不由任何人意志转移地诞生着、发展着。《家族试验》写作的情感动机,来自于我对于家族生活的种种“不满足”,对爱不满足,对知识不满足。通过对城市家族故事创作的练习,传达了我对于原有家庭文化传统的怀疑。借由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眼镜,我们的当代文学家族叙事写作,可能正处在时代精神的迂回中。带有女性色彩的日常生活凝视,则可能开辟另一番文学天地。这当然是一条长路,崎岖复杂。我们走走看,在世代中存在,也许值得上更深邃的沉思。

以上,也是我近年来一些浅薄的反思。

来自“文学当代”微信公号

*原文发表于《文艺争鸣》2020年07期

张怡微,1987年生。文学博士。著有长篇小说《细民盛宴》,小说集《樱桃青衣》《家族试验》,学术随笔集《情关西游》,散文集《都是遗风在醉人》《因为梦见你离开》《云物如故乡》《新腔》《旧日的静定》等。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华文学选刊》近期曾选载其作品《步步娇》《缕缕金》《谁若年轻一岁,那他就不会明白》《潜在的与缺席的——谈“创意写作”本土化研究的两个方向》等。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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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民盛宴》原载于《收获》2015年长篇专号春夏卷,张怡微凭此部作品入围2016年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此作是她“家族试验”系列的扛鼎之作,也是其中唯一一部长篇。

小说中的少女袁佳乔既有继父,也有继母,孩童无从选择的破碎再重组家庭,不得不去也永难应对的无数次“细民盛宴”,逼人成长不可深究的种种桩桩,日常生活中的诸般计较、客套、虚与委蛇……纵使如此艰难,最终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仍无限哀矜承让,温情似有实无不绝如缕,钩织成一切烦难世相的杂糅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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