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剑之丨黼黻之美：宋代骈文的整体观照
发布时间：2021-12-04 19:17:21来源：章黄国学
宋代骈文与士人社会
文丨周剑之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学是与社会形态、社会观念、社会实践紧密联结的表达方式。文学表达方式的转变往往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根源。正如学者对中唐至北宋古文运动作出的判断：古文对骈俪文风的打破，不仅是在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同时也是在寻找与文风相联系的思想和价值观[1]。事实上，不仅古文如此，骈文也如此。在古文运动之后，散文并未一统天下、骈文依然占据半壁江山的事实表明，骈文亦拥有支持其发展的特定思想观念与价值判断。
以往研究对古文运动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探讨。古文运动不仅是一场文学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思想运动，而且以指导君主独裁国家为目标；写古文、兴古道、行古制，被视为统一的整体[2]。古文运动日渐确立起“文以载道”的基本理念，并且贯穿创作主体的为学、为人与为文。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转变中，古文获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在这一思想体系内，骈文看上去确实是处境尴尬的、可有可无的。然而，“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3]。注重合理性的宋代士大夫不会轻易否定骈文的意义。既然骈文的书写形式依然为社会所需要，那么骈文也应拥有一套相应的理论依据和评价体系。
“文”自古以来就拥有丰厚的意蕴。《周易·贲卦》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心雕龙·原道》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从山川草木，到人心人性，再到礼乐体制，“文”几乎无所不包。这些传统观念构成了后世的思想资源。无论古文理论还是骈文理论，其实都有对前代资源的吸收与转化。不过，古文、骈文对前代资源的选取范围、阐释方向是不同的。如果说文以载道的古文理论主要是将重点放在“道”上、以文道关系的探讨为核心[4]，那么宋人在面对骈文时则将重点放在“文”上、积极论证“文”的意义和价值。
“文质彬彬”是宋代骈文的一项重要理论依据。《论语·雍也》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本意是谈君子的修养，然自此以下，文质关系成为文学批评中的常见话题，尤其在魏晋南北朝至中唐时期的文学批评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5]。王运熙先生指出，盛唐诗歌风骨与文采的结合，基本实现了从刘勰、钟嵘以来一直追求的文质彬彬的理想，故中晚唐的文学批评很少再特意标榜文质彬彬了。王先生的观察非常细致。中唐以下，文学风尚发生变化，这也正是文以载道问题日渐明晰的时期。文质关系在宋代的讨论，大体沿袭前人，确乎谈不上新意。然而文质关系常用于谈论骈文，却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欧阳修《谢知制诰表》提出的说法很有代表性：“质而不文，则不足以行远而昭圣谟；丽而不典，则不足以示后而为世法。”[6]这是针对制诏王言来说的。王言固然不可“丽而不典”，却也不能“质而不文”。与之相关的经典表述还有《左传》中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苏辙所说“朝廷以号令，鼓舞四方，言之不文，行之不远”[7]，也是宋人的共识。制诏王言作为宋代骈文规格最高的文体，其对“文质彬彬”诉求，具有从上到下的影响力。吕祖谦《宋文鉴》乃奉旨编选，其中多收录制诏王言及表启骈文。周必大为该书作序，在谈及编选标准时，特意提到：“大率事辞称者为先，事胜辞则次之，文质备者为先，质胜文则次之。”[8]强调“辞”“文”不可轻忽。“文质彬彬”的经典话语，为骈文争取到了合理的立足之地。
与此同时，在宋代骈文领域，“文”在礼仪节文方面的内涵得到了彰显。中古时期文学批评中的“文”“质”，主要是指文华与质朴这两种艺术风貌特征；但实际上“文”“质”也有政治角度的含义。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云“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又云“主天法质而王”则“亲亲而多质爱”，“主地法文而王”则“尊尊而多礼文”[9]。又有阮瑀、应玚《文质论》、李华作《质文论》等，大抵用“质”指称简易、质朴的为政风格，而将“文”与礼乐刑赏、人文教化相对应[10]。事实上这正是宋代骈文选择的阐释角度。当骈体形式承载着制度典章与文化精神、足以发为朝廷气象乃至王朝气象时，它就具备了正当的立场。既然王言制诏为“礼命之文”[11]，可以“助国威，宣王泽”[12]、可以“布宣威灵，张大国体”[13]，那么能够彰显这一切的骈体形式就不可或缺。以此类推，君臣之交流，官员之往来，这些具备礼仪节文意味的应用场域，都必然对骈文自带的礼仪属性充满期待。
宋人对骈文的价值判断多源自前代思想资源，但这并非简单的重复。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文”的意蕴也在不断演化。在宋代，复古行道之“文”与礼仪节文之“文”产生分化，带来了文章创作的骈散分途，以及古文、骈文理论的各有所据。这实质上意味着文章表达形式有了更为精细的分工，形式与功能的对应更加专门。
若要再往深追索，则文学分工精细化的背后，是文化结构的复杂化和士人社会的多元化。宋代文化的外在格局是阔大的，内在结构又是极其细腻的。阔大与细腻在政治、思想、学术、艺术等众多方面皆有体现。这里仅从礼仪节文的角度来谈。元人袁桷说：“王言之制，始分于唐；人文之精，特盛于宋。”[14]宋代对王言七体的细化，第三章已经讨论过。袁桷所强调的“人文之精”，是指宋代在王言文体及风格对应上的细致考究，“故便于宣读者，必资谐叶；而直以训告者，当务简严”[15]。这一观察可推及所有以骈体行文的文体。它们均有相应的应用场域，而与应用场域对应的，是社会文化结构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着社会文化的某种具体诉求：骈体王言欲展示国家的威仪，表文承担着君臣沟通的伦理，启文映射着士大夫的交际礼仪……不同文体应对着不同的功能，也需要相应的文风与之相配。宋代骈文含括多种文体、每一文体皆有与之相应的应用场域和书写方式，这正是“人文之精”的具体体现。
其间还当注意社会变革对骈文的召唤。北宋时期，唐宋社会变革带来了新兴士大夫的崛起。新兴士大夫既是政治的主体，也是文化的主体，在宋代社会中承担着多样的职责。就政治主体的身份来说，礼仪节文实为士大夫社会实践的环节之一，这令士大夫无法忽视骈文在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中的应用意义。而就文化主体的身份来说，骈文这样一种仰仗深厚学养与敏捷才思的行文方式，以显而易见的文学形式展现着文化主体的突出表征，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士大夫的文化权威。到南宋时期，士人阶层发生分化，既向地方弥散，士人出路也变得多样化，骈文还作为一技之长为士人谋生提供着重要支持。
《礼记·坊记》云：“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苏轼曾加以发挥：“夫礼之初，缘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为之节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节者，举皆礼也，则是礼未始有定论也。然而不可以出于人情之所不安者，则亦未始无定论也。”[16]这番对礼的探讨似可移为宋代骈文应用的注脚。礼仪节文与人情所安紧密相关，社会变迁或许会带来礼仪节文的变化，而安于人情这一点却是不变的定论。宋代骈文礼仪性的凸显，正是“人情之所安而有节者”，是士人社会的召唤。精细而多元的社会文化分层，带来了礼仪诉求的专门化和文学分工的精细化，推动着宋代骈文的发展。
骈文礼仪节文的属性在宋代凸显，是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结果，也契合了宋代士大夫政治主体、文化主体双重身份的需要。与此同时，骈文作为宋代士人的重要行文方式，又直接参与着士人的社会文化生活，影响着士人阶层的不断建构。
作为一种具有礼仪属性的行文方式，骈文写作直接构成士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骈文写作是一种现实的需要，士大夫可以通过骈文写作获得一份实在可见的现世成就。这种成就可以体现为仕途的进阶，也可以体现为文学的声誉。丁谓的表文打动了仁宗，得以从贬谪地海南移徙光州[17]；宋湜草诏深得宋真宗之心，“不数日参大政”[18]；孙拤草拟《章献章懿皇后升祔太庙赦》，仁宗“感泣弥月”，不久后将其擢为参政[19]：这是仕途上的直接收获。杨亿以骈俪应用之才享有盛名，刘敞临下值前一挥九制让人惊叹，汪应辰撰写制诏温雅典实、被朱熹称为“近世第一”[20]：这是骈文带来的卓著声誉。
比现世成就来得更深刻的，是骈文写作所包含的身份认同。作为士阶层的一员，必须满足一些基本的条件，符合这一阶层共有的特点，并获得这一阶层的接纳。骈文写作就是这样一项条件。这项条件彰显着士阶层的文化实力，符合宋代士人社会对礼仪节文的诉求。它是通往光明仕途的踏脚石，也是悠游于士人社会的试金石。欧阳修的经历尤其具有代表性。未入仕时，他修习的是四六时文，在考中进士、迈入仕途以后才致力于古文写作；尽管致力于古文写作，但面对制诏表启等文体，他仍然尊重骈文书写的惯例，其骈文文风的革新亦不违背骈文的基本规则。骈文写作已成为士阶层属性的一种具体体现，拥有骈文写作能力是融入士人群体、获得其他士人认可与接纳的一种重要方式。我们能看到，骈文在士人之间的流传颇为广泛，收获的赞誉也非常迅疾。苏轼起草制书一挥而就，“不日传都下，纸为之贵”[21]；蔡卞从邸报中读到杨畏的《谢再任宫祠表》，反复讽味，大加称赞[22]。无论是因制诏撰写而文名大振，还是因表文得到旁人的称颂，又或是以启文投贽获得赏识，实际上都是在士阶层内所获得的认可。
统一的写作方式，往往包蕴着统一价值观。宋代骈文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统一士人思想与意识的力量。骈文写作必须经过学识的积累和技巧的训练，这些基础性的积累训练塑造着士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骈文在士人生涯中的广泛应用，进一步促成这些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的共享。应用场域将现实社会的需求与理念投射到具体的书写方式中，书写方式在形成惯例后又于无形中影响着士人对社会的认识。第五章探讨的启文及第七章探讨的致语，都为此提供了鲜活的例证。这显示了骈文在士人阶层的维系与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
骈文写作还参与塑造着宋代士人的风格面貌。正如第二章中讨论的那样，以雄才奥学和气象规模为目标的宋代骈文，折射着宋代社会对士人素养的整体诉求，有助于养成博雅典重的士人气质。凭借骈文写作的训练与实践，士人修养尤其是文学层面的修养可以得到普遍的提升。而宋代骈文的应用场域，与士人社会生活紧密交叠，故骈文写作带来的不仅是士人个人的成长，更是士人阶层文学修养的整体推进。
随着北宋到南宋的变迁，士人阶层也不断发展演化。北宋形成的士大夫政治格局，推动着士人阶层不断扩大，并带来士人阶层向地方的弥散[23]。既然知识学养是士人阶层的必备条件，士人亦以知识学养作为自己的标榜，那么骈文作为知识学养的重要表现形式，自然要应用于士人社会的方方面面，深度参与着士人阶层不断扩大与弥散的过程。回顾宋代骈文，可以看到由北宋到南宋的一些变化：北宋作者的关注点偏重王言与表文这类朝廷制作，南宋则是用于士人交际的启文占据重要地位；北宋作者对自己的骈文作品关心程度有限，“应事作俗”的作品未必纳入文集，而南宋作者普遍重视骈文作品，不但收录完全，甚至有许多骈文专集，如《四六标准》《橘山四六》《壶山四六》等；骈文的日用化倾向也是在南宋变得日益突出，不但有专门的四六类书问世，而且出现各种便利的活套……将宋代骈文发展与士人演化趋势合观，可以看到二者的内在关联。骈文在士人社会的广泛应用，是士人阶层演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士人阶层演化的助力。透过骈文写作，文学素养得以如毛细血管运作般渗入士人阶层乃至民众阶层，酝酿着后世向平民文学的转型。
向上滑动查看注释
[1]参见（美）包弼德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一章。
[2]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指出，对唐宋“古文运动”比较完整的概括是“以古文文体，表达‘新儒学’思想，以指导君主独裁国家”。第25页。
[3]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载《欧阳修全集》卷七二，第1046页。
[4]文道关系论是贯穿古代文章学之始终的核心问题。周兴录《文道关系论之古今演变》（《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对此有详细论述。
[5]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学批评中的文质论》（《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2期）、王运熙《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二文对此有详细论述。
[6]欧阳修：《谢知制诰表》，载《欧阳修全集》卷九十，第1319页。
[7]苏辙：《曾肇中书舍人》，载《苏辙集》卷二七《西掖告词》，中华书局，1990，第473页。
[8]周必大：《〈皇朝文鉴〉序》，载吕祖谦编《宋文鉴》，齐治平点校，中华书局，1992，第2页。
[9]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卷七，苏舆撰，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第204、210～211页。
[10]“文”“质”之政治内涵，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学批评中的文质论》（《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2期）有详细论述。
[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八，哲宗元祐六年十一月戊子，第11169页。
[12]张方平：《请慎用两制资序事》，载《张方平集》卷二十四，第365页。
[13]楼钥：《北海先生文集序》，载《攻媿集》卷五十一，第709页。
[14]《贺邓善之修撰》，载《袁桷集校注》卷三九，第1738页。
[15]同上书，第1738～1739页。
[16]《礼以养人为本论》，载《苏轼文集》卷二，第49页。
[17]《孙公谈圃》卷下“丁崖州多智数”条，第138页。
[18]《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五，第338页。
[19]文莹：《湘山野录》卷上，郑世刚、杨立扬点校，中华书局，1984，第16页。
[20]《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玉山翰林词草》提要，第536页。
[21]《曲洧旧闻》卷七“东坡谪吕惠卿制惠卿知江宁府谢表”条，第186页。
[22]《四六话》卷上，第7页。
[23]参见王瑞来《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见《近世中国：从唐宋变革到宋元变革》（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
（本文节选自《黼黻之美：宋代骈文的应用场域和书写方式》第八章第一节）
《黼黻之美：宋代骈文的应用场域和书写方式》
作者：周剑之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1-10
页码：210
字数：237000
ISBN：9787301325407
内容简介
宋代骈文注重事理的曲折与叙事的明畅，讲究学识的熔铸陶冶与气象的宏大深远，既以文思才藻彰显着士人阶层的才学素养，又以格度容仪呼应着文官体制的尊卑礼节、润色着皇权社会的宏图伟业。《黼黻之美：宋代骈文的应用场域与书写方式》尝试对宋代骈文的应用场域与书写方式做细致观察与综合把握，围绕礼仪属性与身份意识的凸显，勾勒写作范式的积淀成型与流动变迁，由此探讨宋代骈文美学气质的转变，理解宋代士人应对时代的思考方式和生存方式，走进他们的心灵世界与文学世界。
作者简介
周剑之，广西桂林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著有《宋诗叙事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国古典诗歌叙事传统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代骈文文体研究”。
目录
向上滑动查查看目录
绪论第一节“当时”之“重事”与“嬗变”之“风流”一、“当时”之“重事”二、“嬗变”之“风流”三、“应用性美文”及其研究价值第二节研究综述与学理反思一、“宋代骈文”解题二、宋代骈文研究的创获与局限三、研究思路的转向第三节应用场域与书写方式
第一章宋代骈文“应用观”的成型与演进第一节何谓“应用”第二节“应用”文章与其他文章的分途第三节“有用”还是“无用”
第二章宋代骈文的才学底蕴与书写趣尚第一节雄才奥学与气象规模第二节士人素养的集中映射第三节才学之文的构建层次一、储备：知识累积与学问积淀二、整合：技巧剪裁与才思运化三、提升：人格修养与理想文风
第三章政治运作场域中的宋代骈体王言第一节政治行为中的宋代王言第二节宋代骈体王言：政治权力的文学具现一、制式化：由政治构想到文学映射二、得体：政治语境的制约三、典重：王言风格的取向第三节被需要的文学：文学价值的另一层面
第四章君臣交流场域中的宋代表文第一节论事分流与陈情复归：宋代表文应用场域的重构第二节被规制的情感：君臣交流的礼与理第三节夹缝中的心曲第四节明畅风格的形成
第五章新型士人关系网络中的宋代启文第一节宋代启文的“新变”与“不变”第二节宋代启文的应用场域：新型士人关系网络第三节宋代启文的核心功能与文学选择第四节宋代启文的“联网”效应一、士人关系的建立与维系二、士人关系的恶化与破裂
第六章宋代上梁文书写方式的形塑与流变第一节宋代上梁文的三种亚型第二节中央型上梁文第三节地方型上梁文第四节私人型上梁文
第七章士人宴饮与南宋致语书写方式的生成第一节士人宴饮与官场交际：致语写作场的基本属性第二节为人为政与先贤故事：仕宦生涯的理想描绘第三节氛围经营与诗词化用：文人风采的有效展示第四节士人身份与群体认同：话语方式内部的价值体系
第八章黼黻之美：宋代骈文的整体观照第一节宋代骈文与士人社会一、士人社会对礼仪节文的需求二、宋代骈文对士人阶层的建构第二节“得体”与“精切”
结语
附录一北宋表文嬗变轨迹述论
一、表文写作的三种倾向二、词采派三、事功派四、词采与事功的兼容者：从王禹偁到欧阳修五、兼容与精进：王安石与苏轼的再发展
附录二节奏的新变：宋代骈文独特风貌的语言学阐释一、六朝骈文的典型节奏二、节奏新变之一：句内拍节的增多三、节奏新变之二：意义节奏的作用凸显四、节奏新变之三：声音节奏的复杂化五、节奏新变之四：拍节对应方式的发展小结
附录三《江天上梁文》《袅灠亭上梁文》作者小考
参考文献后记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章黄国学
有深度的大众国学
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有担当的时代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微信号：zhanghuangguoxue
文章原创｜版权所有｜转发请注出处
公众号主编：孟琢谢琰董京尘
责任编辑：陈思雨
我知道你在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