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书不许刊行 医院挨炸弹：西医来华的艰难历程

发布时间：2020-07-01 02:32:58来源：北青艺评

伯驾、雒颉、合信、黄宽、黄春甫、梅威令、赖马西……提起这些名字，读者往往不明所以。但没有他们的仁慈与坚持，西医东渐之路将更加漫长。在整整一个世纪中，他们如此勇敢地直面误会、偏见、恶意与狭隘，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鲁迅先生曾说：“秦始皇一烧书，至今还俨然做着名人，至于引为希特拉（今通译希特勒）烧书事件的先例。假使希特拉太太善于开电灯，烤面包罢，那么，要在历史上寻一点先例，恐怕可就难了。”

毁坏文明的人，被历史所牢记，建造文明的人，却常被忽略，这是人性愚昧的诸多明证之一。但建造者的功业不朽，终有一天，会有人想起他们，会追念他们的恩德。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翻开《西医来华十记》（苏精著，中华书局出版），虽是专业的学术著作，但仔细读来，篇篇催人泪下。无知虽能遮天蔽日，却阻挡不住理性与挚爱的光芒。作为后来者，应不忘前人的挣扎与奋斗。

伯驾

前三次西医东渐均未成功

《西医来华十记》聚焦在近代史中，西医东渐中的10余位关键人物。其实，此前西医曾三次来华，分别在唐、元、明清之际。

唐代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入华，形成了独特的景医。唐高宗风眩头昏，御医秦鸣鹤采用放血疗法，缓解了病情。陈垣先生认为，秦鸣鹤即景医。景医从西亚引入悖散汤，治疗痢疾，此外有舍里别，既是饮料，又可药用。

元代时，中原有许多也里可温（基督徒），在北京等地设医院，其中马薛里吉思在元廷任官，他的父亲灭里、外祖父撒必都是太医。在太医院中，还有爱薛（西班牙籍），官至从二品，创建了回医药院体系。

明清之际，利玛窦在华收的第一位信徒，就是他用西法治好的患者。在澳门，卡罗内则创办了圣拉斐尔医院。

1690年，康熙皇帝患病，对西医产生兴趣，令传教士白晋、巴多明将《体格全录》译成满文。1713年，该书正式完成，全称《钦定体格全录》，誊为三部，藏于内府，后均散佚。民国时，该书被译成蒙文。从蒙文本看，《钦定体格全录》中绘图极精准，甚至高于同时期欧洲的解剖图。

然而，这本足以代表当时世界解剖学最高成就的《钦定体格全录》，却只被皇家秘藏，不许刊行。到清末，梁启超感慨道：“（当时名医），询其为学也，则全体部位之勿知……胸中有坊本歌括数则，笔下有通行药名数十，遂嚣然以医自命。”

在西医东渐中，最大阻力不是愚昧，而是板结的社会环境和错误的权力配置，它们使帝国一次次准确地错过了新技术带来的机会。

牛痘可以种，开医院不行

第四次西医东渐能成功，因天花肆虐。

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断向东扩展，西方水手、商人纷纷来到澳门、广州等地，水土不服，急需医疗保障。初期公司付酬能力有限，允许医生走私。1807年时，船医可带6吨货，助手可带3吨。

来华西医发现，街上行人大多面带瘢痕，系天花后遗症。

中国在16世纪发明了“人痘接种法”（有多种说法，有学者追溯至晋代葛洪），但2％—3％的接种者会因此而死，且2周后才生抗体。西医发明了牛痘种植术，但初期疫苗从印度或印尼入华，往往失效。

英医多林文等人提出：将种过牛痘的人带到下一站，接种给当地人，再将当地人带到下一站，如此接力，逐步进入中国。没等英医实施，西班牙医生巴米斯已将牛痘疫苗带入中国，采取的正是这种接力法。

为推广牛痘接种，英人编纂《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免费发放，并请十三行首领潘有度转呈两广总督。在当时，华人教外人学中文可能被判死刑，给外人私印书册，更是重罪。潘有度没敢上呈。

好在英国驻广州商馆的华人买办邱熺学会了种牛痘术，从1806年起，改行从医，名声鹊起。西方技术、十三行商人推动和华人种痘师三者结合，新技术以最曲折的路径、最低的效率，被清帝国接受了。

然而，当东印度公司提出将一艘旧船改成海上医院时，以开明、温和著称的两广总督阮元却立刻回绝。他苦口婆心地写道：“（英）国主向称恭顺，岂能以一船之故，梗天朝之法令否？”

小刀会竟向医院发射炮弹

1835年，美国首位来华传教士伯驾在广东开设眼科诊所，当时中国的眼病患者较多，因人们在剃头后，有用刀片刮眼睛的习俗，即“洗眼”。

伯驾发现，华人不反对内服药，但害怕手术，尤其怕眼科手术。伯驾的诊所初期门可罗雀，但很快患者盈门。在华10多年，伯驾共诊治了5.3万多患者。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伯驾逃离广州，林则徐因疝气还派人四处找他。耆英接替林则徐后，也请伯驾诊病。

面对疗效，很少有人会因文化偏见拒绝西医，但许多受益者会坚决抵制西医所依赖的制度、文化与背景。这种既开放又保守、既包容又狭隘的态度，让早期来华办医院的西医们满头雾水。英国传教士雒颉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创办了上海第一家西医院——仁济医院。

“仁济医院之父”雒颉

为实现“专给中国人治病”的宗旨，雒颉在远离西人聚居区选址，却让上海道台焦虑，双方以奇怪的方式妥协：可以租地，但必须用中式建筑，看不出与外人有关。

雒颉掌院10年，仁济医院共救助12.7万以上的中国患者，但经费大多来自西人捐款，引起在沪西人不满。在雒颉争取下，华商一度踊跃捐款，曾占全部捐款的25%以上。但中西摩擦屡屡殃及仁济医院，一有风吹草动，华商皆不敢捐。小刀会把控上海时，甚至还向医院打了3发6磅重的炮弹。

在相当时期，仁济医院成了东西方冲突的象征物，只有患者们知道，有一种慈善可以超越文化区隔，但他们无处发声。

1887年1月，伦敦的《亚洲季刊》发表了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他使欧11年，颇得列强认可。此文最早提出，拿破仑曾称中国是一头睡着的雄狮，曾纪泽认为雄狮已醒。

雒颉率先发文批评，认为清政府毫无醒来的迹象，将在下一次战争中惨败。7年后，清军果然在甲午战争中惨败。

西医东渐，华人为何参与少

从本书可见，在第四次西医东渐中，中国百姓并不封闭、保守，在民间层面，中西有过良好配合。

英国传教士合信将《全体新论》译成中文，传播现代解剖学知识，当年便出了3种盗版，两广总督叶名琛的父亲叶志诜所出版本最精，做成手卷，图绘准确，连合信都买了一套，送回英国的博物馆珍藏。

在翻译过程中，陈修堂贡献较大，在书封上，合信特意注明“南海陈修堂同撰”。

西方医学传教士培养华人助手、开办学校，黄宽等人得到教会资助，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成为获得西医资格的首位中国人。

黄宽

毕业后，黄宽充分体会到种族歧视的可怕：合信推三阻四，不愿接纳黄宽。因种族不同，教会把黄宽降级使用。回国后，黄宽处处受制，只好辞职，自办诊所。去世时，黄宽积累了巨额财富，却未留下太多著作，在西医东渐中，贡献甚少。

赫德说：“他（指黄宽）很在意的是自己首先有钱，才能为国家做事，这就突显了他是中国人的天性。”黄宽终生未婚，考虑到他在极度贫穷中度过整个成长阶段，他过于在乎钱财的表现也不意外。但赫德未免过苛，黄宽当然有爱国情怀，在清廷的颟顸、盘剥下，他才变得冷漠。

在最早接触西医的中国人中，还有学徒黄春甫，在他的建议下，上海成立牛痘局，黄春甫义务为15万以上的儿童接种了牛痘。在教会医院工作，月薪仅20元，黄春甫拿了18年，还多次捐款。晚年他的座车车夫被警察殴打，上海道台批示道：“（黄春甫）年高德劭，妇孺皆知。沉香阁巡局近在咫尺，竟茫无见闻，其平日玩亵不职，概可想见。”

官方如此偏袒黄春甫，可谓给足了面子，但黄春甫晚年一直想办西医学校，已找到善款，却未能成功。

谁效率低，谁就会被淘汰

技术是中性的，但技术的发明、传播、应用，却从来不是中性的。人性有愚昧、制度有缺陷、社会有僵化，所以90%以上的好技术并未得到充分应用。《西医来华十年》的魅力在于，通过来华传教士档案，将第四次西医东渐的细节，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呈现给读者。而越精确的历史图卷，给人的启迪就越多。

西医东渐不仅造福东方，也造福西方，但遗憾的是，许多以慈善为初心的人，会因嫉妒、偏见等，故意背叛自己的事业；许多开明的人，会在个人利益引诱下，变成反对者；许多努力进取的人，会因文化短板、心理缺陷，无法达到更高的高度。

《西医来华十记》呈现了技术史背后的众生相，而所有麻木、困顿、恶意，最终都会集聚起来，以集体悲剧的方式呈现。所谓现代化，其根本就是技术应用，大鱼吃小鱼的传统原则已经失效，只剩下快鱼吃慢鱼。谁是技术传播效率的洼地，谁就会被淘汰，究竟该怎样免于最坏结局，这就需要后人以史为鉴，不断进行更深入地思考。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医虽小道，却蕴含着治乱成败之至理。《西医来华十记》中寄托深重，不可轻忽。

作者|唐山

编辑|罗皓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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